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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故居

陈寅恪故居位于中山大学校园内,在图书馆旁,若不仔细查找不宜发现。两次去陈寅恪故居都花了些功夫才找到。但两次去故居均未开放,一次是因为暑期闭馆,这一次是因为清明节。

故居门口的铜像,恰逢清明。有人在先生膝上放了束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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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二十年,最初二十年

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胡适

1949年至1969年,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是共和国的最初20年。在那20年里,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人类走上了月球,陈寅恪 美国人在东亚大打出手,铁幕之下泾渭分明。至于共和国这边,当我们总结共和国的60年辉煌历程时,发现前二(三)十年的历史总是以秘史的形式出现,太多的忌讳让我们不敢直面,时代洪流的力量展现无遗,大师如陈寅恪者亦如一叶扁舟飘摇于其中。

不知道该说陈寅恪是幸运还是不幸,说他幸运是因为他确实是受到了同时代知识人所未有的优待,有时还是来自最高层的关照;说他不幸则是因为那些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那些事件。陈寅恪至少还有幸运的一面,那其他人呢?还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确实纠结于伟大人物与历史浪潮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某些天才的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少了他们历史的进程将会大大推迟,甚至有些事物就不会出现(当然会由其他事物填补空白)。但一个人的力量在历史面前往往过于渺小,微不足道。我们感慨个人命运多舛,其实更是在缅怀整个时代。

我承认陈寅恪的著作我未曾研习,明白自己国学功底差劲,即便勉强上手也不会理解,索性不读。更多的,陈寅恪激励着我们的,就是他为王国维写的那段经典墓志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字是甚至成为了衡量学人的标准,可见其影响之大。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此标准无疑过高。但这两句话的意义,已经远大于陈寅恪著作的意义,成为了一种身份符号,一种炫耀资本。

对于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想读至少想了5年,今日读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了。此文未能展开谈论,算是浪费把这个好标题浪费了。

“我们”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墓志铭上的这两句话激励了无数的后来人,但凡自认为有些思考能力,并有些学Lu Mountain识的人,都会用这两句来自勉,以陈寅恪先生的私淑弟子自居。看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真的是个好东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信仰;只是,我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个法宝在任何情况下都玩的转吗?会不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某些情况下不好使呢?我知道,这么思考肯定会招来痛骂,但也不妨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方法,试着讨论一下,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1,机会成本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指因为选择某一项政策或计划,而失去选择其他政策或计划可能获利的机会,又称为“替代性成本”。 举个例子:农民在获得更多土地时,如果选择养猪就不能选择养其他家禽,养猪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养鸡的收益。假设养猪可以获得A元,养鸡可以获得B元,那么养猪的机会成本是B元,同样的,养鸡的机会成本则为A元。

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否存在一个机会成本呢?我想是有的。我们喜欢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自然是希望以此为标准,期望自己做到。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作为一种信念,从来都不会凭空存在,更不只是一句空挂在嘴边的口号。一个人的精神/思想要免受外部舆论所影响左右,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当下,信息爆炸,资讯漫天,再加上个真理部推波助澜……而如果想要“逆此潮流而动”,实乃非牛人而不能为也,至少,在我看来,敢如此“逆潮流而动”的,应该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辈,读万卷书不至于对理论摸黑,行万里路则不至于成书呆子,所谓知行合一,倘若如此要求过高,也至少应以此为人生一大目标,大抵如此吧。当然了,对于仅仅是把“独立精神”顶在头上,把“自由思想”挂在嘴边的朋友,大家又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来,不好意思,机会成本就来了。具体的说,在这里,机会成本就是你在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所失去的可能获利的机会,也就是说,挣钱打拼的机会,休闲娱乐的机会,睡觉蓄锐的机会……不一而足。假设这些机会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无法否认,对于个人来说,会存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成本高过机会成本的可能,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简单的说,就是会有可能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划不来。

2,“我们”

扎米亚京的《我们》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鼎鼎大名的《一九八四》 也是步它的后尘,在《我们》的世界中,所有人只有一个由字母与数字组成的编号,没有姓名,“我们”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群体……虽说这只是小说,但对于从小就被灌输集体意识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始终会萦绕于诸位的周围。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在考虑问题时自我感觉从来都是良好,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高高在上;而作为此群体中的一员,难免会产生懈怠之意,有群体思考的便车可搭,又何必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机会成本消灭在萌芽之中,也就是我们说的,何必瞎操心呢。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喜欢不同的声音。

通常的观点是,群体的决策可能会比个人单独决策更加保守。但令人“欣喜”的是,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实验,MIT研究生斯托纳在当时他的硕士论文里给出了相反的结论: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对于在最近50年里无比仇恨“封建保守”,对“四旧”咬牙切齿,大力提倡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你个人单独想要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保守派吧你,一顶大帽子就扣过去了。

当然了, 群体思维在事后要被证明对路才行,只是,“我们”作为一群乌合之众,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3,何必呢

其实想一想,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习惯而已,从逻辑角度来讲,我们又无法证明这是最好的,只是还不差罢了。何至于把它升级为一个普世价值,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随波逐流莫过于最方便轻巧的习惯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鸿鹄固然可贵,但燕雀也有燕雀的生活方式,真的能将这分个孰高孰低吗?我看不见得。

无论是在金字塔型社会还是橄榄型社会,真正能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实处的总是位于尖端的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何必呢?生计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此只能是望眼欲穿而难以企及。

4,说明

写作此文并不是说我对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多大意见,只是想探讨一下,尤其是在今年2月写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文后,看到风暴轻狂兄在文后的评论,令我从来另一角度思考此问题,随后断断续续,完成此文,期间参考了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的有关知识。说起来,我也算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徒呢。

本文右上角图片由贺卫方老师摄于江西庐山陈寅恪墓地,特此说明,以致敬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

子曾经曰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子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只教导我们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归纳一下就俩字:服从。在这么一个大染缸下,我们都变成了“丑陋的中国人”。

东方不亮西方亮,孔老夫子未曾教导我们的,由洋人告诉了我们,要“批判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甚至把“批判的思考”作为大学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中国的大学也倡导要培养一种“学习”的能力,但那些搞教育的人物鲜有敢把“批评的思考”拉到台面上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很难说还留下什么令人有美好印象的东西。貌似我以前说过:

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才,大多数都是些庸才和蠢才。天才早就被教育体制扼杀或者退化为人才了。

如同朋霍费尔所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在1949年以前,我们至少还有史家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实验主义”。现在,瞄一眼中国的大学,是的,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大学生入党,四六级,学术造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除此之外呢?我们学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获得知识,小学生学习为了升入中学,中学生学习为了进入大学,大学生学习为了找到工作或者考研,学习的本质已经迷失,很难再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或许真的是时代变了,或许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真的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儿”,应该换个角度与时俱进一下,大抵如此吧,有机会的话再反过来思考下。

算是盲目崇拜, 一直想找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下,想去看看下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缅怀一下这位给中国留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的史家。

(右上角照片由贺卫方摄于庐山陈寅恪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