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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进程 去年读过《文明的进程》,这里是一些笔记。其实这本书更有意思的是所谓现代礼仪制度的追根溯源,现代的礼貌,是因为18世纪的资本家们的自尊心作祟,从一小撮贵族那里发扬光大。进而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推行到全世界。,西方人。这里先不细讲了,有兴趣自己看去。 我主要关注的是更宏观的一些,是制度的演化过程以及更重要的演化原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轨迹。而此书所提供的,是从武器以及经济视角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如果要研究武器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或许还是的换一本书才行。

在中世纪的一些地区,货币经济逐渐发展,代替了自然经济。这对这个地区内一方为武士贵族的大多数,一方为国王或国君的两个方面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后果。地区货币流通量愈大,物价上涨就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收入更不是物价上涨的阶层,所有有着固定收入的人,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首先是那些从其田产中取得固定收益的风景主受到了伤害。

那些由于新的赚钱机会其收入得以提高的人却得益匪浅,某些市民集团属于这类人,首先国王也属于这类人。因为中央领主能在整个统治区内从任何收益中捞取一份,因而国王的收入随着货币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

这种运行机制,就像通常那样,先是渐渐悄悄地运作着,直至后来才为有心人有意识地把握住;至于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将其提高为制定政策的原则则是后来的事。在此机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收入起先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中央领主的支配权之中,这是国王或国君逐步取得绝对化或专制行政的诸多先决条件之一。

经济学我懂得不多,货币流通量大导致通货膨胀?好像是这样的。但商人们才会是首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至于国王,要通过行政税收受到才能得到财富,当然更简单的方法是垄断某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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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继承与叛逆》

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绝对是本科学史的好书,单从引注一项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功,更不用提其中的观点。当时在读完的时候我在博客上就写过一篇《科学的轨迹》,前一阵豆瓣推出了“笔记”功能,我也就将一部分笔记/摘抄搬运了上去,现在也搬运过来吧。

埃及是个庞大而稳定的国家:在整整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它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和主权更迭,但大体上的能维持文化认同,以及在绝对王权下的一统。这和它封闭地理环境有本质关系——它的西边是大沙漠,北边是海,南边是崎岖高原,东边是沙漠,山岭和海的组合,只在东北有干旱酷族的对外通道。它的这些地理特点和西方其他文明——巴比伦、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就这一点而言,它在西方文明中是独特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却再也熟悉不过,因为传统中国同样具有半封闭地理环境、稳定文化认同,以及大一统的王朝统治。

但与中国不同,埃及通过地中海就可以与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事实上自希腊时代这样的交流,甚至侵略都是存在,而中国跨国大海只有扶桑或是高丽,没有其他文明。只有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才能勉强知道西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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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新买了本《“灋”问》,一“字”成书,汇聚一些讨论中国方块字里面“法”的起源的文章,大致都是近代学者所著。研究“灋”字,恐怕是研究中国法律追根朔源的极限了,但仅就这一字的讨论却相当精彩,不容中国的法律人所错过,所以这里做点笔记,边读边记。 灋 提到“法”的起源,法律人大多能知道“法”的古体写做“灋”,而且大多书里都会引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的解释:“灋,形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所谓,廌,即獬豸,一种独角神兽,可于审判中用来断真伪。但到了近当代,尤其是自甲骨文发现以后,这个说法越来越多的受到了质疑。毕竟东汉时期已剧汉字发明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许慎的资料未必准确。

西北政法大学内的獬豸雕像 (西北政法大学内的獬豸雕像)

单是对那“三点水”,分歧就无比巨大。质疑者们的共识是,均对“三点水”表示公平、平等提出怀疑。厦大的胡大展教授认为“只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呆,平等的立法和‘刑(法)平如水’的观念才得以产生……刑(法)平如水的思想在许慎生活的年代早已流行;这或许是《说文解字》以今度古的客观条件了!”

古语中提到“水”,大多是指其流动之状态,少有描述其静止不动。江河湖海之水要么由风起浪,要么如涓涓溪流,而平淡之水则多是死水一潭。

蔡枢衡教授其中“三点水”应是指将有罪者置于水上,由水飘去,所谓驱逐之意。梁治平与苏力在相关论文中均引用过此观点。可谓主流。

对于“三点水”,还有观点认为其指审判方法,是天罚审判中以水为法官,将人置于水中,若能漂浮,则说明其无罪,若沉底,则是有罪。三国时期,在西门豹的故事中民间依然存有这种审判方法。

金文中的“法”

亦有观点认为古代氏族之间地盘多是以“名川大江”为界,而对氏族内不守规矩成员,驱逐流放是最严厉的刑法之一, 在原始社会,流放无异于死刑,个人很难独立生存下去,况且灵魂也不能归于故乡。江河同时具有国界和刑罚的双重含义。“水”也就具有了行为准则的含义。同时水也有在刑罚以后清洁的用途,清洗尸体,清洗死者生前的房屋。水有时还是祭祀前的必经仪式,沐浴后方能开始一些宗教活动。

所以认为“水”,并无公平之义。“其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是强制性行为规范的符号。”

更多观点有苏力认为“水”是强调法是像水一样,自上向下颁布。黄震教授认为“水”是指水神裁判。种种观点,不一而足,待我读完全书,细细总结。

我还以为,若要弄明白汉字“灋”中三点水的含义,离不开考古学发现,历史学理论,与人类学成果的大力支援,又成了交叉学科,可不是嘛。

案例笔记(5):肖传国诉方舟子

前两天看关于肖传国与方舟子的报道时“眼前一黑”, 看到“肖式反射弧”五个字,依稀想起以前在《人民法院案例选》里面看到过这个词。拿出书来一查,果然如此。方舟子《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4辑(总第62辑)收录了肖传国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方是民言论失实侵犯其名誉权案。方与肖的仇果然是源远流长……

2006年7月,肖传国起诉方是民(方舟子)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诉其言论失实侵犯其名誉权。方舟子的在搜狐网上发表文章《脚踏两只船中国院士越选越滥》,质疑肖传国的简历以及学术成果。于是乎肖传国将方舟子告上法庭,这里是当时律师的代理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法院将案件的争议归纳为以下方面:

  1. 原告是否在美国纽约大学及国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两处任全职职务;
  2. 原告是否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
  3. 关于原告获奖问题;
  4. 关于对“肖式反射弧”的评论问题;
  5. 被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在本案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诉讼过程中,原告肖传国出示了其供职单位的证明,而被告方舟子未能提出反证推翻原告证明,且方舟子未能举证原告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泌尿系任全职职务。被告方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法院认为国际期刊指在国际上公开发行的期刊,包括中国在国际上公开发行的期刊,而不是国外期刊。且方舟子未能举证原告论文系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

庭审过程中,方舟子对肖传国的两项获奖证书不持异议,但认为在美国泌尿协会学者奖历年获奖名单中没找到原告名字。法院认为此不能否认肖传国获奖事实。

对“肖式反射弧”,法院认为方舟子在网上搜索不到“肖式反射弧”,不等于“肖式反射弧”不存在,此理论在国际上有获奖证书,国内的鉴定结论和获奖证书,国内教科书亦有引用。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应负连带责任。

被告方舟子称其言论是学术批评,但学术批评、争论应建立在对实施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和中肯的评论上。被告方舟子的言论失实,其言论已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构成对肖传国的名誉权侵害。

而《人民法院案例选》此案例编写人认为:1)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网络信息不具有当然的真实性和排他性,因此网络信息只有通过其他证据的印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本案被告在批评文章中引用的资料大多数来自互联网,网上资料是否经过或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目前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单纯以网络资料作为批评文章的论证,其可信度及公众认可度明显不足;3)评论不够客观公正,“脚踏两只船”,“自吹自擂”,“拔高自己”,“玩会议摘要冒充论文的把戏”带贬义的词语,误导公众。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方舟子赔偿肖传国精神抚慰金3万元,刊登道歉。二审上诉,基本维持原判。

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事实,肖传国在北京再次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肖传国要求方舟子、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一中院认为,“肖氏反射弧”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提法有据可查,对肖传国的“反射弧”相关理论提出异议在学术上是允许的,该种理论在业界被认可的程度为纯学术探讨与争论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与分歧应在学术范围内解决,而非依靠法律来解决学术分歧问题

公司法笔记(1):第三极

我看到,在不远的未来,一个危机正在接近,让我感到心力交瘁,让我为我的国家安全忧心忡忡……公司已经占山为王,获得尊崇,一个与权力结合容易产生腐败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国家内,金钱的力量将会热衷于通过给人们施加偏见的方式,延长其控制地盘的时间。直到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共和制度将被摧毁。

——林肯致艾金斯的信

公司,作为一项制度,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公司法,则是建立公司,运营公司,规制公司的路线图。此系列为我阅读邓峰《普通公司法》的读书笔记,chp_triangle 大概一章一篇吧,刚好最近CCTV拍了一个《公司的力量》,可以对照着看。

目前来说,我对公司法的了解也只是对法条的熟悉,现在找来这本公司法教材,不知道读完以后自己会长进到什么程度,拭目以待吧。总之,这是笔记嘛,所以不会那么有条理了,东拉西扯也在所难免。

通常来说,教科书的第一张都是概况性的,这本教材也不例外。公司作为一项制度发明,也像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改变/冲击了法律的结构:

  1. 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形成、扩大及对社会交换体系的主导。
  2. 公司控制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公司的联合、兼并、收购,进一步促使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标准化和趋同化。
  3. 经理市场和“商业经营”阶层的出现,财产的集中控制加剧,对民主政治和市场自由产生了威胁。
  4. 公司/组织及上述市场的扩展,改变着财产权和合同自由制度。
  5. 公司的扩展,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冲击,则是除了自主合法性产生和维持的公权力之外,出现了传统法律体系难以调整的组织内权力,并借助于组织形式向外扩展的集团性权力。
  6. 现代公司的扩展,改变了诸多的责任制度。
  7. 劳动关系和合同关系发生了分离,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社会法律部门出现。
  8. 公司和各种要素市场的互动,促进了社会交换乃至社会生活的工业标准化。
  9. 以公司为形式的组织发展,也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公益性组织、行业性组织和自律性组织。

公司的有限责任法人制度可以说是公司最重要的特征。即1)出资人只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2)公司以独立身份对外存在。

公司带有两面性:作为人格的公司和作为财产的公司。前者代表了公司的法律地位、主体组织和内部治理上的角度;后者代表了公司市场(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经历市场、劳动市场等)的角度/两者的融合才构成现代公司,而这两个方面是经历了长期的进化完成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两个方面是分别发展的。

商人们对利润的追求让他们选择了公司这种模式,但不得不提的问题是,同样的商人,在东方为何却鲜有作为。即便是知名商贾,留下也不过是几栋古宅或者影视剧的素材而已。商人的作用在中华帝国并没有发挥,这当然与中华帝国“重视农业”的国策有关,但在数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鲜有商人的身影出现,同样也鲜有见到商人为王朝挺身而出。

中国的商人们从未迈过家族这道门槛,所以吸纳资金的能力也未能有显著突破,更没能成为社会的第三极。按照法家思想,连家庭都可以不要,何论其他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的集中直接导致思想的集中,思想的集中让社会结构变得易于传达“圣上”指令,那些打着儒家大旗的皇帝们对于法家的统治方法可是深爱有加。历史分析的长篇大论显然不适合一篇公司法的笔记。与其研究中国为何没有公司,不如讨论西方为何诞生了公司更有意义。

而美国,每个州都有权制定公司法。而为了税收,则各州绞尽脑汁希望公司在本州安家落户,公司法上的诸多制度便应运而生。比如“真正普遍赋予全体股东现代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立法,是纽约州通过立法,其他州陆续跟进这种立法。英国进而跟进。”这种州际竞争可比张五常所说的“县级竞争”高级的多,毕竟州的权限更大,自由度更多。

一言以蔽之,不统一(包括宗教与王权的不统一)的西方给了各种事物发展竞争的机会,就像达尔文的演化论一样,截至目前为止,公司很好的适应了社会,社会更适应了公司的存在。

附表:

 

古典资本主义

公司经济

经济规模

小规模商业活动

规模经济

经济主体

众多商业主题

少数商业主体

市场力量

随机、任意的市场力量

价格(制造商作出的)

竞争程度

激烈的市场竞争

非价格竞争

市场退出

频繁的商业失败

太大了以至于不会失败

案例笔记(4):先刑后民

学过诉讼法的人都清楚,在诉讼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先刑后民”,至少在司法考试里有这么讲过。这个原则渊源于《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attorney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5年8月19日发布):“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问题,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除此以外,在法律条文中再难找到任何依据。所以有人说,“先刑后民”原则只是一个并不美丽的传说

但是,这个原则却广泛适用于审判实务中,经常能够看到用“先刑后民”作为抗辩理由的案例,通常情况是与第三方侵权有关,说是公安机关未能结案,所以损害无法确定,拒绝赔付。比如刁义丽诉泉州市华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尽人身安全保护案(《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59辑案例23):说罪犯甲入室盗窃了A小区住户张三的财务,在罪犯甲未能归案的情况下,张三因A小区在保安方面存在过失而起诉A小区要求赔偿损失。

其中被告就以“先刑后民”原则作为抗辩,并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只是到二审中,因为第三人罪犯甲侵权与小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是两个基于不同法律事实而产生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侵权关系和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嫌疑问题的若干规定》:“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刑事案件和合同案件”,应分开审理,才将此民事案件进行下去。

如果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刑事案件和合同案件,该如何处理?好办,仅需刑事附带民事即可,无需其他。

其实我们总挂在嘴边的“先刑后民”原则,是一种国家惩治优先于“私力救济”的表现。简单的说,国家优先。但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比如民事赔偿就要优于刑罚罚金,算是“先民后刑”了。国家刑法的威慑固然重要,但私人权益的保护更是不可缺少的。

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原则,各个教科书都不厌其烦的将之发言光大,少有通过法条的解释去理解法律原则与法律概念。我们的现实的法律条文较之他人的普世原则更为重要,毋庸置疑,因为我们的权利来自其中。

案例笔记(3):管辖、举证责任与QQ号码

前两天,终于是把梁慧星《裁判的方法》看完,这本薄薄的小书,我竟然断断续续的看了有大半年,效率之低,不得不自省一番。书中以法官的视角审视了法律推理的过程,legal 其间运用了大量的案例来说明思路,可见案例之重要性。无论是怎样缜密的法律,都会存在漏洞,无数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

  • 《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62辑案例一:Busambu Tembele Mayeta盗窃案

通常我们认为,管辖权就是那么几种: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无论是刑法、国际法或是国际私法的教科书都是这么规定,司法考试也是这么考。但是,如此规定显然有其未曾考虑周全之处。

假设国籍为A的甲乘坐B国注册飞机,在C国领空对国籍为D的乙实施盗窃,飞机降落中国后甲被我国警方擒获。依次情形,如果按照上一段所说的四种管辖权,我国对此犯罪并无管辖权:其并非犯罪于我国领土,并非我国公民犯罪,并非针对我国人员犯罪,并非劫机恐怖之属。

但现实中此案却被我国所管辖。一方面,普遍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有扩大的趋势,被有条件的扩大到普通刑事犯罪中来。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效果和司法成本而言,我国作为该案的侦查国,动用了法律资源。再一方面,我国采用了“登记国和停留国基于属地原则的并行管辖权”来管辖该案。

对了,《案例选》弄了个综合原则来建议立法,诶……

  • 《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62辑案例二:张同洲侵犯商业秘密案

对于民事诉讼中的侵犯商业秘密诉讼,对于举证责任,通常认为权利人能够证明侵权人接触过商业秘密,同时侵权人使用的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相似,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侵权人一方。但在这个案件中,即刑事诉讼中,就不适用此原则。如果再适用此原则,就成了“有罪推定”,与刑法的根本原则相违背。所以,举证责任完全压在检方头上。

正是因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举证原则的区别,导致在一些案件里面,相同事实在民事与刑事审判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辛普森案,在刑事诉讼中辛普森被无罪释放,而在民事诉讼中却被判有罪并被处于高额罚金。就死因为刑事案件需要的是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民事案件只需要有更多的可能性即可认定。

  • 《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59辑案例七:曾智峰、杨医男盗卖QQ号码侵犯通信自由案

QQ号码是个什么东西?能不能算是物?那要看你放到哪个法律里面去。此案中对于被告人利用职务,获取他人QQ帐号并出售,似乎是可以认定盗窃罪了,但是:1,QQ号码并非刑法里所规定的财物或“其他财物”;2,QQ软件的主要功能是提供通信,QQ号码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通信工具。所以,对于此案,只是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定罪。

QQ号码是民法意义上的物,但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就像上一部分所说的,因为刑法与民法标准的不同,导致很多有意思的话题。QQ号码作为虚拟财产,处于当前立法的盲区,甚至连学理都很少涉及,此案对QQ号码的定性相信只是此类讨论的一个开始,有机会我愿意再就这个案例加以讨论。

案例笔记(2):站票与坐票

阅读案例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律师或是法官,职业中经历的案件也是有限,阅读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选,毫无疑问可以开拓视野, train 看看社会上究竟有哪些千奇百怪的案件。对于我这种法学院菜鸟而言更是如此。

说起来,我已是多年未乘火车,但对我朝铁道衙门的种种恶行还是有所耳闻。今日研读案例,又闻一例:丁昌祥诉北京铁路局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无座车票价格案(《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62辑案例24)。丁昌祥因购买的站票与坐票同价,但所受服务完全不同而起诉北京铁路局。当然,审理这种案件的也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咳咳,差不多是自己审自己了,这法律原则大家都知道吧。

诉讼理由很简单:同样的价格,不同的服务。依据《价格法》、《铁路法》,火车票定价应当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而《铁路客运运价规则》并没有对火车无座票价进行规定。原告依据《合同法》“在定理合同时显示公平”的规定起诉,要求退还多收取的车票款。

经过审理,法院(以及被告)认为:1,铁路运输客票价格属于政府定价,作为承运人的北京铁道局无权制定和变更票价。政府有关部门并未就无座票做出规定,故北京铁路局作为承运人按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同期硬座车票价格出售无座票的行为并无不当。2,丁昌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前北京铁路局已告知其所乘车次只剩无座票及相应票价的情况下,自主、自愿选择无坐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且被告运输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不存在铁路局利用自身优势双方订立合同的显示公平的问题。结果当然是原告败诉。

我并不是要站在那一边,但不客气的说,控辩审三方的法律水平真的有待商榷。先说北京铁路局,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制定”这个词的:本身没有无坐票,你领会领导精神创设了一个,再直接把硬座的票价搬过来,你这不是“制定”了票价是什么?难道是参考借鉴?站票从无到有,你北京铁路局就是在“制定”。

至于说丁昌祥起诉的,也不见得靠谱。以“显失公平”为理由起诉,实际上是用了合同法原则,而对于法律原则,回旋的余地,解释的空间都太大了,对谁有利显而易见。没办法,谁让这是和衙门打官司。

《案例选中》仅就这两个问题作出讨论,但我以为这个案例和可以更深入一些,如果此案并非是政府定价的火车票,而是其他商品或服务,相同价格不同服务,又是否有侵权的嫌疑?

这于政府定价的商品,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能否适用其中有关歧视的规定?《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在《消法》中未见对于火车票有例外规定,所以应该适用《消法》。至于说同等价格,不同对待,又是否是歧视性规定?就像“反向歧视”这种行为。反向歧视是相同服务,不同价格;站票这里是相同价格,不同服务。是否又具有可比性?

按照王泽鉴老师的意思,案例就该这样讨论。只是,以上仅是一案例,并没有司法领域内的指导作用,所以,仅供学习,切勿参考。

案例笔记(1):上访

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
——孙东东

学习法律,对于案例的阅读和理解,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王泽鉴在书中反复强调案例的重要性,尤其时在阅读案例之时,穿梭于法条与案例之间。上访 当然以上很多人都知道,但往往困惑,不知应从哪里找案例来阅读,网上如此发问屡见不鲜。要说案例的权威性,相信无一比的过人民法院出版社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冯象老师也如此推荐过(参考《推荐书目、编案例与“判例法”》,另一本推荐的是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加鼎鼎大名)。

在《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三辑中,案例48:杨福祥、赵艳军诉奈曼旗公安局治安处罚案,案情很简单,杨福祥、赵艳军因对在乡镇机构改革中所受待遇不满,向奈曼旗旗委多次上访,到通辽市委、政府上访多次,后来又去自治区以及北京上访,说起来也算是上访专业户了。后于2006年7月7日市委上访,被奈曼旗信访局拉回纳曼旗公安局,并对杨福祥、赵艳军两位上访者做出行政拘留五天的处罚。杨福祥、赵艳军不服,对奈曼旗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说拘留的理由,二人反映问题已有明确答复,但仍多次上访,其中严重扰乱了正常工作秩序,占用了工作时间,牵涉了工作精力,属于缠访行为。

一审支持了被告,二审则撤销了一审的判决以及处罚决定,判原告胜诉。用判决肯定了上访,越级上访,甚至是缠访的行为,而最高院的《案例选》则进一步对以上行为的合理性作出肯定,保障了公民权利。尤其是《案例选》中指出,在《信访条例》第十六条:“本级或上一级”,与三十四条、三十五条中关于“复查以及再上一级机关请求复核”,对缠访,越级上访的肯定。上访者遭打击、报复、排挤或类似的不公正待遇,这种报道在主流媒体中都并不罕见,可见其出现之频繁,以至于法律之红线被一次又一次的越过,视为无物。

通常可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为信访制度的法律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不过想想西北政法的知名雕塑也就知道了……

另外,即便是原告胜诉,也并没有拿到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于法无据。很遗憾,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于精神损失赔偿并不支持,个中荒谬,不想再提……以上仅是一案例,并没有司法领域内的指导作用,所以,仅供学习,切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