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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剑青法官小传

我的爷爷史剑青,生于1927年,如果还健在,今年该是有90岁高龄了。

春节假期在家收拾东西,翻出了爷爷当年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只是冰冷残缺的纸张,而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辈子的工作、生活。纸张的背后,承载了个人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每个人都曾作为历史的一份子,参与、见证了历史车轮的滚动前行。

时间流逝,爷爷离我早已远去,爷爷他的事迹不会像那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一样广为人知。我作为晚辈,我有义务记录下来爷爷的故事;我作为法律人,更有兴趣记录下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人的点滴。 继续阅读

1954年的《司法工作手册》

春节假期,在家中翻出来一本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在1954年3月编印的一本《司法工作手册》,毕竟我现在也算是法律从业者,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法律的好奇。

我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律没有太多印象,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废除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规定,还知道1954版的宪法及婚姻法。还有就是在一些劳动法的案件中,需要引用1950年代的一些规定,仅此而已。

《司法工作手册》不是公开发行的书籍,红色的封面上就写明了“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整本书使用繁体中文竖向排版。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对于现在的法律人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1951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制定,废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而到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深圳与沈阳设立了两个巡回法庭。

像所有改革开放前以前的书一样,这本手册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主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

目录中,所有的法规被分为:总类、选举、惩治反革命、惩治贪污、国营厂矿、企业、私营企业、劳动、税务、土地、婚姻、房屋、债务、继承、民族政策、禁烟禁毒及其他等十四类。

在总类中,第一篇不是任何法律或规定,而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就是当时的宪法性文件。

长期以来我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在1978年以前只有《宪法》与《婚姻法》两部法律,但翻阅这本工作手册,发现当时的法律远不止这两部。当时至少还有《工会法》、《土地改革法》两部法律。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而《土地改革法》是由政协会议提出草案,再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婚姻法》则是仅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施行。

另外,《人民日报》也是当时的法律渊源,其中收录的《作好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人民团结推动生产建设》出自1954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对某些反革命罪犯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出自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的信箱栏目。

我只是草草翻阅这本工作手册,难免挂一漏万。如果有机会对这里面的文件认真研究一番,或许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律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解现行法律的“前世今生”。

祖辈(6):1959年的抄袭问题

在1959年第11期的《人民司法》上,刊物发表一封我爷爷给该刊物写的读者来信《对文风的批评》。信中指出了刊物中某一篇文章中的抄袭问题。我爷爷在信中写到:“我认为,此风不可长,写文章必须老实。自己的观点同其他同志的观点相同 , 那是 允许的,但是,写文章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不应该变更别人文章的个别字和句, 整段内容不变的抄录。如果要抄引,也行,但要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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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俨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当然这样的抄袭背后一定还有著作权法的问题。

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辑就做了到了道歉:“这个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的疏忽大意,粗技大叶 ,对王智同志写的文章没有逐章逐节地进行查对 , 致发生这种不应有的现象,另方面作者对待写作问题的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态度也要负重大的青任 。”对于当时的编辑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毕竟具有检测抄袭功能的系统需要到大约五十年后才能被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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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还有后续,后来被指控抄袭王智同治还在《人民司法》1959年第12期发文反驳,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引用”不涉抄袭。结果到了《人民司法》1959年的第14期,王智同志所工作的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通讯组专门发文,要求王智同志“不要再狡辩了,应该认真的作出检讨,彻底地纠正错误”。

对于文章这种丑事还真是源远流长,万万没想到我爷爷竟然那么早就提过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我现在竟要每天与学术规范为伍,并且还以知识产权为业。想想这跨越了五十多年的时光,我还真的是有必要唏嘘不已一下了。

祖辈(4):新时代开端的日记

这已经到了1950年了,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爷爷他也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充满希望,他进入了司法系统。在他眼里,社会上一切风气都是崭新的,积极向上的。他们的作为总是大义凛然,正气浩荡。

从他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好的时代。即使是现在,也总有人在缅怀那个时代,似乎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好的范本,是现在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他眼中的西安,这是他眼中的新社会,他眼中的正义。

在这两年,爷爷他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年龄。他的想法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当时的青年人,这也是一小扇窗户,让我看到他当年的所思所想。

1950年7月4日

今天是我参加革命的节日,在48年今天,我同二十余为同学由游击队同志带领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边区的,现在已整两年了,是的,是进步了,可是两年的进步,还至今未加入党,是要我在明年今天取消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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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3):从延安到西安

书接上回,经过在延大分校三个多月的政治训练,在1948年10月,爷爷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

对待这批远道而来的学生,延安方面也是给予了充分礼遇,延安大学“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见“林牧自传”)爷爷则被分配到了政治系的行政班。

在1949年1月,爷爷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或许是学习些文件什么的,只留下了一本纪念册证明曾经与会经历。

1949年3月,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就业成为了爷爷当时的主要烦恼,当然那时他这种情况是没什么选择空间的。日记里记录道:“我的工作已经正式决定,不是专属科员就是县上科员,关于这个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院想参加政府的工作或野战军工作团。主要的以后要转到西安去,这样一来,我到西安去的愿望,依然遥遥欲坠了,心里有些不安。”

除了工作,入党的事也爷爷烦恼不已,尤其是在入党自传的书写上,要老实交代,勿有遗漏。“最近心情是不安的,忏悔自己,扪心自愧,为什么不坦白,不忠诚呢,我要很我的愚蠢,卖弄小聪明是不对的,任何时间都骗不过的。我要彻底检查自己。”入党的事情最终也没有下文,至少这次向党组织靠拢的尝试没有成功。

5月6日,爷爷从基层返回延安,“当时时局已很紧张,各机关忙于做接收准备工作”。倒也没这批青年学生什么事,过了一小段多的悠闲时光,每天逛街、看报。5月11日,爷爷被指定为西安城工部第三大队第二中队第三分队副队长,负责接收西安工作的相关事宜。

十四日由延安出发,人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心好像在跳,胜利……

在我们在二十日到达宜君时,就已经听到西安解放,同志们虽然高兴,但怀疑军队行动不会这样快。三原、郊区解放是相信的。动身到三原的凌晨,董政委把解放西安的正式消息颁布。在三原到处贴满了捷报“解放西安”……

二十四日下午,我们以胜利者的心情到达西安,想去年7月初讯由西安的出走是秘密害怕,而现在是大踏步的在人民的西安城走动了,西安城里的商民去年在都以稀奇的眼光注视我们。

进驻西安后,爷爷在西安市一区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但只做了不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在西北大学学习法律的经历,在1949年6月就被调到西安市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就这样,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

祖辈(2):去延安

延安,陕北城市,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曾经的革命圣地。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爷爷就将背上行囊,走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困开始,董存瑞阵亡。

时间稍稍回朔一下,看看爷爷他选择延安的原因,下面这段引用内容选自文革时期的“历史交待”: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所有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换姓),目的是避免牵连家人。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与一名叫林平的学生)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急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而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附:以下是爷爷去延安的大致路线图,该路程近400公里,大部路程是步行,部分骑马,部分火车,自出发至抵达,边走边停,加上学习时间经过3个月,终于,要到延安了。

祖辈(1)

收拾家里的东西,翻出了爷爷当年许多文件。这些文件都不只是冰冷的纸张,而是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一辈子,纸张的背后,承载了他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每个人都曾作为历史的一份子,见证了历史的前行,时间的流逝。斯人早已远去,事迹也不会像那些风云人物一样广为人知,但作为晚辈,多少我还是有些义务记录下来家族的历史。

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的阴云开始密布,这一年,爷爷他19岁,高中毕业于家乡的蒲城中学。对了,那时他还没有改名,叫做史振中,意思当然是振兴中华。

当年的毕业证书还是悬挂着国民政府的旗帜,孙文就像老大哥一样,在看着你。至于说同学录三颗五角星,再加上两颗心,还有一个戴军帽的头像,不知其中有何寓意,或者就是什么寓意都没有。

在毕业同学录的内,写了一段非常文言的序文,里面许多文字我都需要查阅字典方能在键盘上敲出,其中有些用典更是第一次听说,惭愧啊……以下是同学录序言:

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之民族战争方告结束,而建国工作百端待举,需才孔亟,社会人士对青年期望之殷更千百于往昔,我蒲中三五级同学适于此时毕业,责任重大自不待言。同忆诸生在校壹志凝神,研求探讨,虽学问之道无穷,要皆以有所得。今后各就所学依其环境与兴趣或升学或就业,共展骥足。本吾校传统之精神,发挥个人素怀之壮志,报效国家,尽力民族造福、人类无几,人人成为有用之才而芳名会将永留于史册,本校亦幸有荣焉。

兹为保持联络藉便,钻研起见,乃梓印同学录,各持一份,卽他年天南海北各赴事机而浏览斯录,仍兴欢聚一堂,无异是诚永久之纪念也谨志数语,藉共勉旃。

李天培

三五年七月于蒲中

网上查了一下,当时的蒲城中学现在还在,只是改名叫作尧山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杨虎城将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而爷爷毕业证上的校长李天培,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民国三十三年到任,病逝于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爷爷毕业后一年。

 

中学毕业以后,爷爷进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成为一名法科学生,学习“六法全书”。

1946年的国立西北大学刚刚从陕西城固迁回西安,位于西安西南城角,即为现在西北大学本部校址,说起来我现在也在爷爷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校园里继续学习,虽然本部我去的不是很多。

看注册章的话,只注册到1948年9月31日,并不足以完成学业,后面就再无注册,至于原因以及之后的事情嘛……下次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