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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法家与儒家

谈及法家与儒家之区别,给人的印象多是“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区别;一个强调法律,一个强调道德;一个重刑,一个重礼……大抵如此。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法家的“法”与今天的法相去甚远,儒家的“德”也不是今天的德。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法”,是一个西洋概念,舶来品。其中包括了,正义,公平,权利,诸如此类的概念。而法家中的“法”,多是用于奖励耕战,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的,说是“依法而治”,只是在君权下的依法而治。即便是谏官知名如海瑞也不会说出律例高于君权,而另一面,英国的大法官柯克却对国王说:“国王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传统中国社会却是以家庭为单位,法家制订的法律常常是连作的。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环境所决定,中华帝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活动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而在这个区域内,以家族为单位的活动很自然的成为了最简单方便的选择。而西方的海洋文明,贸易一直就占据了主要地位,不断流动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自发的组成一个个共同体,保护自己财产(物权),债务(债权),证明自己的身份(主体),而这就是民法的雏形,现代法律的滥觞。

中国的“法”从来都没有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只是告知了你的义务以及你不能怎样做。我们并没有从这么一脉“古典法”中相承什么下来,反而现代的法多是比照西方。至少从法律制度上讲,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

至于说儒家的宝贝“礼”,尤其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一套,则更加是过时的东西了。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西周的那一套所谓“周礼”,孔子所希望的是 “梦回大周”。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的时代,因为科技的进步:铁器的引入,交通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增多致使原来西周的“封建制”不再好用,或者说,到了春秋战国,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很难被接受,而且这一套原则在逻辑上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真正要将它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许多可贵而且是永恒的规范,但需加以侧重点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要注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

梁治平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奉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二者携起手来,叫做德主邢辅,明邢弼教。此后关于王政、霸业的论辩,只涉及到施政宽、猛的问题,于人治实质并无触动。”

但人治又非法治的对立面,费孝通先生说:

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象就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中国不管是儒家法家或是什么家,其实都是人治。而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护秩序时所需的力量。

儒家与法家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儒家与法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内儒外法”的一个社会,尽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还是离不开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与法家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思想爆炸的时代,后世哪怕繁盛如汉武、贞观、康乾时期,都无出其右。对那个时代的其他文明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出现 如此思想爆炸的地方竟然不止是我们中国,希腊,波斯,印度,这些早期文明都不约而同得,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盛宴。如果只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用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 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儒家和法 家也不例外,根据自己的背景,对当时面临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简单说来,儒家更倾向于“礼”,但并不排斥“法”;而法家是提倡“法”,但拒绝“礼”。

儒家认为,要依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恶化,先前准许礼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而儒家依旧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了保守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 来划分社会阶级。

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则;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的理念是革命的。

而 对于法家来说,他们所谈论的“法”与希腊罗马那边谈论的法相去甚远,法家讲的是“王法”,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含义在里面。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指望人们德行高尚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法”的震慑,使人们不敢去为恶,因为这个理由,法家崇尚严刑 峻法,以杀止杀。酷刑,连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

如此政策在战时确实能够保障后方稳定,面对强敌,人们都愿意“夹着尾巴”生活,忍受 这种“紧急状态”。但是一旦到和平时期(秦统一后),轻罪重罚必然就会增加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如果说“窃钩”和“窃国”的罪行都是死刑的话,反而会诱使人 们去犯更加严重的罪,反正处罚都是一样,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就是最好的范例。按照现代刑法理论来讲,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思想违背了“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原则”。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其实就法家的“轻罪重罚”再往深思考一层,就可以得出这个观点,但历史就是历史,遗憾就是遗憾,没有办法的事。

同样,法家认为只有有严刑峻 法,就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事实上,犯罪更像是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有了所谓的“善”,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哪怕是再严酷的刑罚,再完美的社会,都不可能根除犯罪,这种违规行为,唯一可以调节的,是犯罪行为在一个社会中的比例。至少,菲利的“犯罪饱和”说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 儒家还是法家或是其他什么家,我们都无法去要求先贤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甚至无法去要求他们给一个全面的答案。无论是哪一家,都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乡土人情,给出了那个动荡时代可能需要的答案,或许非常片面,但一定是非常深刻,而我们把那些片面而又深刻的综合在一起,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了不起的答案 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垄断真理,我坚信这个道理,自始至终。

PS.此文乃本人中国法制史课题发言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