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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辛亥

18stars_flag 据武昌的那一枪有100年了,100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无非就是因为人类使用10进制,才对100这样的整数更为敏感。而到了这些整数年,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只是各取所需,把有利于自己的挑出来。

当然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是近代史的最高潮,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帝制被终结,新的时代开始,后来的统治者即使独裁,被高呼万岁也不会再去称帝。似乎是一夜之间,旧制度的拥护者纷纷做鸟兽散,众人对权力的热衷超过帝制。即使是想将大位传于下一代,也多会遇到各种波折,比如蛋炒饭之类的。

说起来满清也曾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拯救广大汉族人民于李自成的魔爪;也曾经代代表过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红楼梦》这般优秀的作品。但这又如何,鸦片战争让中国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与强大;对日甲午战争中的失利让民心思辨,整个国家倒向君主立宪;尤其是辛丑条约后,科举被废,留学人数大增,新思潮飞速传播。而立宪派对国会未能召开的失望则让革命派取得更多势力的支持,众多掌控地方经济、政治命脉的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党,至少也是同情革命党。从初开资政院到武昌起义将将1年的时光,立宪派的力量就倒戈相向,所谓民心向被,也是转眼的事。

武昌起义当然是充满了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让湖北守备空虚,起义者中只有一些低级军官,只有黎元洪勉为其难加入起义军,才让起义得到了有效的组织。很难想象如果是其他省,起义会如何进行。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半壁江山纷纷云气响应,成为各省的潮流。

辛亥革命成功终结了帝制,但并未带来一个太平的民国,原因多是归咎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但当时哪里有什么果实,最多只是一些种子与萌芽,是否能够经过暴风骤雨长成参天大树还不得而知。袁世凯将这些种子萌芽成长的最大障碍扫除,即使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段时间看上去是双赢的博弈,革命党推翻了帝制,而袁世凯则到了总统的宝座。不过当袁世凯企图重新回到他所推翻的帝制,自己立刻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公敌。

以上只是一个困极了的人在辛亥百年夜晚的胡言乱语,对了,萌节快乐。

文明的轨迹:碰撞

如果说不同文明的发展真的是有迹可寻,虽说这轨迹应该不会是曲里拐弯,但也应该不至于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想,一定有那么一个交点,文明在那里相遇。不同背景人物的遭遇往往已经足够精彩,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碰撞则是火星四溅了。

对于中国法制史来说,这么一个火星四溅的时代无疑就是清末了,尽管在明朝西方与中华帝国就已经有了广泛接触(利玛窦当时就把西方最先进的科学传入中国)。但是直到清末,中华帝国才开始接纳一套陌生的制度,一个庞大帝国开始沉重的转身,就像是物理学上讲的:质量越大,惯性越大。即便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余波。

1821年,清道光元年,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平淡无奇的一年,这一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逝世,这一年离鸦片战争还有19年,这一年离戊戌变法77年,这一年离辛亥革命还有90年。在这一年,东西方的司法制度有了一次正面接触,起因是一个意大利水手在船上砸死了一个老妇,老妇的家人认为水手是故意为之,而水手的船长则作证说是老妇是不慎落水而亡。这个案件后来被提交官府,结果是水手被处死。

这个案子,让英国等西方诸国意识到,为了更好的保护本国公民,领事裁判权的必要。西方的法律制度,在1821年,就注定了要叩响中华帝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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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诗

古时,但凡有些才能,都会写上几句诗,以舒志向。而李鸿章作为其中佼佼者,自然不是例外。网上读的李鸿章两首不同时期的诗作,不禁令人唏嘘啊……

第一首是青年时期的作品:

丈夫执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第二首是临终前的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想到李鸿章,汉奸!卖国贼!北洋水师!丧权辱国!马关条约!洋务运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李鸿章早已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了,是一个坏人。任何试图翻案的行为都是“一小撮”所为,任何平反的动机都是“别有用心”。

只是,同样,希望大家能不要忘记,李鸿章也对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说过:

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 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不相信?不相信那个李鸿章口中吐出如此象牙,起初我也怀疑,但直到我绞尽脑汁,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把这份采访的原文找到,我也不由得相信,我们的中堂大人确有如此之见识,证据在那里摆着,白底黑字。

在走向共和里,李鸿章曾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我听了非常有感触。

附:
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全文(中文)
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