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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很重要:农业

Jiwang-Temple

吃很重要,我一直都知道,而在我看完《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民以食为天”是我能想到的强调吃饭最贴切的名言了,但食物却远不止是“民之天”这么简单。千百年来我们将无数物种纳入我们的食谱,而这千百种食物也塑造了人类历史,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人类出现之初,我们的食谱与其他杂食动物动物别无二致,人类懂得团队协作、会使用工具、开始使用火都会给饮食带来巨大的变化。团队协作与工具让人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可怕的猎手,基本上没有动物对抗成群结队使用工具的人类捕食者,而火的使用让不仅可以杀死食物中的寄生虫,并可以从加热过的食物中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早期,农业相较于“采集-捕猎”模式并没有什么优势。“采集-捕猎”模式神祗在时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只需要定期搜集到足够的猎物就可以不用劳作,而农业要求长时间艰辛的劳动。所以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早期农民明显营养不良。14000年前,男性狩猎者的平均身高是175厘米,女性是165厘米。3000年前,采用农牧为生存方式后,南浔审稿的平均值降至160里面,女性平均身高为152厘米。寿命也从狩猎者的26岁降至农牧民的19岁。

而人类能够走出非洲,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跟随猎物不断进行浅析,直到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也都是狩猎者的贡献。

农业能够得到发展并且最终取代“采集-捕猎”的地位,一部分原因是农业生产所获得的谷类在干燥后可以长期存储,且富含热量,并且如果发酵就可以酿造成啤酒。另外,农业所带来的定居生存更有利于生育,因为游居必须要携带所有的东西,包括婴儿在内,当然不利于人类繁衍。农业取代“采集-捕猎”并非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农民战胜了猎人。

农业让悠闲丰富以狩猎为生的日子变得单调沉闷又辛苦,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工业革命才有所改观。而农业也成为所有政权不得不重视的问题,罗马人的小麦供应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战国时期的公孙鞅将农业与战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几乎都是与农业相关。农业一旦进入人类文明,就牢牢控制了我们的历史。

农业甚至还与宗教紧密缠绕在一起,尽管农业与宗教孰先孰后因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尚无定论,但是农业让定居从简单的保障变成了唯一选择,也给了宗教更多的发展空间。

神必须依赖来自人类的贡品才能生存——这个观念为这些文明所特有;无疑,这是因为对精英通知阶层的成员来说,它方便好用。他将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均正当化,并提供了暗示性警告:若无精英阶层的管理活动,世界将停止运转。农民、统治者和神祗彼此以来,以确保大家都能生存;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背离了自己的制定角色,便将引发大灾难。然而,正如农民有为精英阶层提供食物的道德责任一样,精英阶层有义务照顾人民,维护其安全与健康。简言之,农民与其统治者之间(也延伸到他们与神明之间)有一种社会其余:如果我们供养你,你就必须供养我们。结果,以物质食物缴纳的税,和作为精神食粮的牲礼——两者都被宗教意识形态合理化——强化了社会和文化秩序。

高棉王国其实就是上述论证的典型例子,豪华的吴哥窟等一系列寺庙不仅承担了宗教的作用,也是国家的征税机关。农民们向神的进贡实际上就是向国王纳税,成为帝国基石。

当然,农业只是“吃”的开始。食物改变我们文明的历程远未就此结束,我们的贸易、疾病、文明皆因为饮食而改变。而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吃给我的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毕竟现在是一个以自称“吃货”为荣的时代。

历史大势,是为何物?

近一年没看《读书》了,现在重拾此刊物,在2月刊上读到一篇李晓东的《古埃及传奇与历史大势》,颇有些意思。我试着总结一下书中观点:

这篇文章提到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但是因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挑战,对生存危机的抗争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如此,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鲜有能力对抗大自然的残酷,任何风吹草动(洪水、干旱、疾病、严寒等)都可将一片区域内的人类文明完全抹杀。

面对如此情形,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生育。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女神崇拜”的起因,那个时期的雕塑多是女神题材。考古学似乎也在支持这一说法,早期文明中生殖崇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少见,在雕塑中,多是以夸大乳房或下体。甚至还有双性人这样的作品,比如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马家窑出土“裸体浮雕彩陶壶”,其中人物为双性人,制作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而母系氏族,可能也是这种崇拜的表现(没具体考究)。

裸体浮雕彩陶壶

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来自繁殖的不断减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加,人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落发展,所以人类文明进入英雄时代,黄帝、炎帝即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顺便说一句,黄帝真正埋葬地并不在陕西黄帝陵,而是在河北,在古代某朝由于战争失利丢掉河北,故在陕西另建黄帝陵。所以虽然陕西的黄帝陵没有黄帝尸骨,但却受到历朝的认可。

“历史没有停留,人类继续发展”。部落开始演化为国家,国家间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只有在屈服,或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时文明的主旋律是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在那时通常是指人口、耕地、战争等内容。能够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国家便是文明的主宰,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以上各方面超越其余六国,进而同一中国。在《商君书》里,只围绕两点:耕/战。便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我的废话: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甚至从未放慢。而其中大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我没兴趣谈现在的历史大势为何物。可是当你李鸿章、李中堂为了督促清廷改革,就曾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亦然。

技术,一曲忠诚的赞歌

What Technology Wants

前几天凤凰卫视某连线节目采访江平,问他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立法建议,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法学界的泰斗并没有给立法执法方面提出太多意见,而是建议增加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显然,如果不是摄像头记录下“十八铜人”令人发指的冷漠,一个被因交通事故被碾压的儿童根本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至于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置于视频中,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更不用提摄像头对于找到肇事者的作用,以及对整个违法行为的威慑。一个摄像头,可能比若干部法律加起来都更加有用。

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从历史书中学到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因为这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可以再顺便赞颂一下我们古代勤劳而又智慧的祖先。这都没错,这四项发明确实是现代化的钥匙,但使用这把钥匙的却不是发明它们的人。就像What Technology Wants中说的一样,某项发明的发明者往往意识不到这项发明的潜力。在合适的环境下,技术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作者Kevin Kelly(他个人网站域名太赞了)提出了技术界(Technium)这个概念,将技术视为一个整体,是一种生命,有着自己的思想,前进方向,甚至就像是一种生物,会进化。这种观点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更进了一步。

古尔德在其《生命的壮阔》中讲过:生命进化的方向,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种想象只是错觉,将人类视为进化的终端。进化的方向是适应环境,与最为复杂的人类相比,最简单的病毒、或者细菌也是进化历程中的赢家,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许多方面都强于人类,哪怕是进化出了最为复杂的智慧,“人类只是生命之树的小枝桠”。技术也一样,有如AI般复杂也并非使技术的发展方向,许多简单的技术,比如车轮、碗、渔网,都很成功,而且不断被改进、发扬光大。所以,勿歧视简单技术,技术也并非越复杂越好。

总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当然一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技术所解决的问题远超过他所造成的问题。现代社会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生活条件远超于100年前最有权势之人所享受的生活,抗生素可以保证你的健康,飞机可以让你日行千里,电脑与互联网上的比100年前所有图书馆加起来都要强大。

如果非要说是双刃剑,那也是有利这一面更为锋利。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中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可供我们选择的职业与日俱增。胶片技术让希区柯克和斯皮尔伯格们的想象力肆意挥洒,信息技术让乔布斯和盖茨们的才智变成金钱。更具体一些,创造了你今天的工作岗位。

许多科技是充满争议的,比如转基因食品,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的保证转基因食品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总有这样的逻辑:你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不知道它的风险,所以不要吃。逻辑学告诉我们,你要想证明转基因有害很容易,只要找到一个有害的案例就可以,但你要想证明其无害就困难了,你必须要穷尽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情况,而且每种情况下都是无害的,才能证明其无害,这根本无法做到嘛。哦,对转基因的阴谋论就更不值一提了,大多是由谎言和谣言组成的。如果仅是因为尚未出现的潜在风险就裹足不前,那这就是因(可能)噎废食,最终失不偿得。

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就像进化一样,即使某一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技术停止进步,也总会有其他地区扛起发展技术的大旗,然后此地的技术会有如潮水一般向世界上其他地方涌去,扩散开来。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全世界受到热烈欢迎,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让人们趋之若鹜。当然曾经也有些东西阻碍了技术的传播,比如海洋,宽广的海洋让美洲和澳洲有如孤岛,在很长时间里远离欧亚大陆一波波的技术浪潮,直到远洋航海技术的出现,让海洋不再是天堑。即使是号称远离科技的阿米什人(Amish),也没有离得太远。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诱惑,先进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

很难找到其他什么东西比技术带来更多的好处。技术,本身就是一曲忠诚的赞歌,唱给每个人。

别了,首都

大明宫含元殿

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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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进程 去年读过《文明的进程》,这里是一些笔记。其实这本书更有意思的是所谓现代礼仪制度的追根溯源,现代的礼貌,是因为18世纪的资本家们的自尊心作祟,从一小撮贵族那里发扬光大。进而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推行到全世界。,西方人。这里先不细讲了,有兴趣自己看去。 我主要关注的是更宏观的一些,是制度的演化过程以及更重要的演化原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轨迹。而此书所提供的,是从武器以及经济视角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如果要研究武器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或许还是的换一本书才行。

在中世纪的一些地区,货币经济逐渐发展,代替了自然经济。这对这个地区内一方为武士贵族的大多数,一方为国王或国君的两个方面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后果。地区货币流通量愈大,物价上涨就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收入更不是物价上涨的阶层,所有有着固定收入的人,都处于不利的地位,首先是那些从其田产中取得固定收益的风景主受到了伤害。

那些由于新的赚钱机会其收入得以提高的人却得益匪浅,某些市民集团属于这类人,首先国王也属于这类人。因为中央领主能在整个统治区内从任何收益中捞取一份,因而国王的收入随着货币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

这种运行机制,就像通常那样,先是渐渐悄悄地运作着,直至后来才为有心人有意识地把握住;至于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将其提高为制定政策的原则则是后来的事。在此机制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收入起先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中央领主的支配权之中,这是国王或国君逐步取得绝对化或专制行政的诸多先决条件之一。

经济学我懂得不多,货币流通量大导致通货膨胀?好像是这样的。但商人们才会是首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至于国王,要通过行政税收受到才能得到财富,当然更简单的方法是垄断某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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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继承与叛逆》

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绝对是本科学史的好书,单从引注一项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功,更不用提其中的观点。当时在读完的时候我在博客上就写过一篇《科学的轨迹》,前一阵豆瓣推出了“笔记”功能,我也就将一部分笔记/摘抄搬运了上去,现在也搬运过来吧。

埃及是个庞大而稳定的国家:在整整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它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和主权更迭,但大体上的能维持文化认同,以及在绝对王权下的一统。这和它封闭地理环境有本质关系——它的西边是大沙漠,北边是海,南边是崎岖高原,东边是沙漠,山岭和海的组合,只在东北有干旱酷族的对外通道。它的这些地理特点和西方其他文明——巴比伦、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就这一点而言,它在西方文明中是独特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却再也熟悉不过,因为传统中国同样具有半封闭地理环境、稳定文化认同,以及大一统的王朝统治。

但与中国不同,埃及通过地中海就可以与西方文明进行交流,事实上自希腊时代这样的交流,甚至侵略都是存在,而中国跨国大海只有扶桑或是高丽,没有其他文明。只有经过漫长的丝绸之路,才能勉强知道西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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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慈的天花板

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schwartz 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地球说了算

地理环境对于历史的影响一直被低估了。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喜欢讨论人民群众的意义, 喜欢讨论伟大领袖的意义,但少有人去讨论地球的影响,这个最原始因素给人类命运带去的影响。孟德斯鸠算是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过一笔,讨论了不同纬度,不同气候对于文明的影响。黑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地理环境,还是被低估了。

说是地理环境,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地理,因为无论是气候,环境,物种,还是生态或者其他什么的,决定它们的还是地理,地理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决定了大气的流动,决定了海洋的洋流,不一而足。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左右了我们的文明。而地理,这个源自于地球起源的学问,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轨迹。或许你认为把历史与文明追溯到地理这个最初因素有些夸张,没有必要,但事实是,在外星人还没出现之前,确实没有必要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银河系对我们历史的影响。

来自于BBC的纪录片《地球造人》算是一个尝试,讨论了地球上的那些最初因素——地球深处、水、风以及火,对于文明的影响。尽管其中关于中国煤矿运输的一段的结论过于狭隘,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地球深处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地形,火山,还有各种矿藏。板块之间的漂移和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地图样貌,决定了哪里有平原,哪里有盆地,更决定了澳洲与美洲成为新大陆以及欧亚非的相连。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影响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

  1. 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 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 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 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就是地球深处的活动。而火山的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个文明,爱琴海的米诺斯就是一例。而各种矿藏,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原料,从青铜到铁器,从煤炭到石油,都是地球深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每一种新资源的利用,都给社会带了巨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革命。

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不吃东西可以坚持许多天,但不喝水我们很快就会倒下。尽管蔚蓝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但可为人类所利用的水实在是少的可怜。文明也像动物群落一样,择水草而居。不仅如此,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对农业来说,靠天吃饭总不可靠,所以才有了灌溉系统,将河水或者地下水引入农田。但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分配,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人把政府的起源归结于此。而像中国这样的被农业束缚的文明,原因可能也就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所谓的“母亲河”,费孝通当年就有一篇很出名的论文,题目就是《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海洋,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则为大规模贸易提供了可能,直到今天,海上运输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海上运输的速度与载重都比陆上运输有着太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成为了曾经希腊与英国崛起的保障。

风的力量让哥伦布得以远征新大陆,让麦哲伦得以环球一周,最早的大规模跨洲贸易,就是在风的力量下促成。非洲的奴隶被带到美洲,美洲的棉花则被出口欧洲,尽管不怎么光彩,但风让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得以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至于说火,简直就是文明的象征了,普罗米修斯将火带到人间,象征人类的启蒙。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火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掌握控制火的技术让我们脱离野兽的范畴。对农业来说,火更是拓荒的利器,一把火下去就能迅速清出一片农田。

对于这些元素,人类多少都是有些崇拜的,中东的拜火教就直接崇拜火,每逢奥运会,我们总要点着火把跑来跑去,而“金木水火土”则是中国人的基本元素观,希腊的则是“水火土气”,其实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崇拜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崇拜自然,是因为无法脱离自然的束缚,感觉需要时时刻刻有求于自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每一种发明,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让我们能一点一点得脱离自然的掌控。

但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破解自然的代码时,地球就会像“盖娅”一样做出反应,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盖娅”系统,只是人类的愚钝未能意识到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中,人类选择的未来既非第一基地的科学,也非第二基地的心理史学,而是“盖娅”。套一句老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正途。但问题是,如何?

当“文明”遭遇强大

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magaerni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