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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3):从延安到西安

书接上回,经过在延大分校三个多月的政治训练,在1948年10月,爷爷一行人终于抵达延安。

对待这批远道而来的学生,延安方面也是给予了充分礼遇,延安大学“修起了有门窗、有电灯、有木板床铺的新窑洞,新建了文学、教育、政治、经济建设四个系。文学系分为文学和新闻、艺术三个班;政治系分为行政、法律两个班;经建系分为工业、商业两个班。每个班又分为研究班和大学班,原来是大学程度的在研究班,原来是中学程度的在大学班。……伙食标准也提高了,每周可以吃一至两次细粮,教员们的早餐还加一碗豆浆。”(见“林牧自传”)爷爷则被分配到了政治系的行政班。

在1949年1月,爷爷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会议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或许是学习些文件什么的,只留下了一本纪念册证明曾经与会经历。

1949年3月,与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就业成为了爷爷当时的主要烦恼,当然那时他这种情况是没什么选择空间的。日记里记录道:“我的工作已经正式决定,不是专属科员就是县上科员,关于这个我心里有些不舒服,我院想参加政府的工作或野战军工作团。主要的以后要转到西安去,这样一来,我到西安去的愿望,依然遥遥欲坠了,心里有些不安。”

除了工作,入党的事也爷爷烦恼不已,尤其是在入党自传的书写上,要老实交代,勿有遗漏。“最近心情是不安的,忏悔自己,扪心自愧,为什么不坦白,不忠诚呢,我要很我的愚蠢,卖弄小聪明是不对的,任何时间都骗不过的。我要彻底检查自己。”入党的事情最终也没有下文,至少这次向党组织靠拢的尝试没有成功。

5月6日,爷爷从基层返回延安,“当时时局已很紧张,各机关忙于做接收准备工作”。倒也没这批青年学生什么事,过了一小段多的悠闲时光,每天逛街、看报。5月11日,爷爷被指定为西安城工部第三大队第二中队第三分队副队长,负责接收西安工作的相关事宜。

十四日由延安出发,人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心好像在跳,胜利……

在我们在二十日到达宜君时,就已经听到西安解放,同志们虽然高兴,但怀疑军队行动不会这样快。三原、郊区解放是相信的。动身到三原的凌晨,董政委把解放西安的正式消息颁布。在三原到处贴满了捷报“解放西安”……

二十四日下午,我们以胜利者的心情到达西安,想去年7月初讯由西安的出走是秘密害怕,而现在是大踏步的在人民的西安城走动了,西安城里的商民去年在都以稀奇的眼光注视我们。

进驻西安后,爷爷在西安市一区人民政府担任干部,但只做了不长的时间,可能是因为在西北大学学习法律的经历,在1949年6月就被调到西安市人民法院任书记员。

就这样,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

祖辈(2):去延安

延安,陕北城市,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曾经的革命圣地。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爷爷就将背上行囊,走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困开始,董存瑞阵亡。

时间稍稍回朔一下,看看爷爷他选择延安的原因,下面这段引用内容选自文革时期的“历史交待”: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所有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换姓),目的是避免牵连家人。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与一名叫林平的学生)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急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而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附:以下是爷爷去延安的大致路线图,该路程近400公里,大部路程是步行,部分骑马,部分火车,自出发至抵达,边走边停,加上学习时间经过3个月,终于,要到延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