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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之行

对于山东之行的缘由,用法律专业术语来说的话,叫做“临时起意”,甚至不是我诸多预设目的地之一,只是机缘凑巧,去了一趟齐鲁大地。林达在往法国跑的时候带了一本雨果《九三年》,结果到了巴黎处处有感而发,后来写了那本老少咸宜的《带一本书去巴黎》,我想,如果你要带本书来西安的话,无疑,你应该带上贾平凹的《废都》,而我济南,就带上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吧。

老舍笔下的济南是充满阳光的,果不其然,比起西安阴郁干冷的冬天,济南的天气是要可爱一些,但北方的寒冷还是一样的,唯有裹得和粽子一样,才能在四处游荡时 避免鼻涕横流的惨状。济南并非一个旅游城市,只是趵突泉算是鼎鼎大名,而剩下的景点则提不起我一丝的兴趣。话说“美丽的济南市坐落在山东大学之内”,去山 东大学溜达一圈我算是矫情了一把,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大学才是应该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因为那里是思想最奔放的地方,但对于中国的大学,人才工厂而已,独 立思考的头脑是不受欢迎的。

在号称泉城的济南,我也只是在趵突泉公园内看到了些许泉眼,而很不幸,公园内粗制滥造的新年彩灯,完全折腾了公园的氛围,不伦不类。最惊喜的,在公园内竟然发现两只可爱无比的海豹,我当时就费解了,海豹不是在海水中生活的吗?怎么跑到泉水中照样也活蹦乱跳……

去济南,顺道去了趟曲阜,“圣人”的故乡。一个人一旦被捧到不可去质疑的高度,多都是有问题的,大家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显然是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一小撮别 有用心之徒的蛊惑,要知道,第一个把孔子封为圣人的皇帝,是那个跨域了公元元年的王莽,离孔子差了好几百年。安装李零的话说,孔子自称“丧家犬”。孔子理 想中的社会,是“梦回西周”,而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变化,孔子的主张,在当时就已经“过时”,但他的言论,却为后世帝王不断翻新,不断解释。果真是不在 于你说过什么,关键是如何解释。当下,至少孔子养活了曲阜人民。

山东之行只有短短两天,又赶上春运过年,所以只算是小游了一把,但小游总比不游好,书要读,路也要行。下次放出照片好了。

儒家与法家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儒家与法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内儒外法”的一个社会,尽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还是离不开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与法家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思想爆炸的时代,后世哪怕繁盛如汉武、贞观、康乾时期,都无出其右。对那个时代的其他文明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出现 如此思想爆炸的地方竟然不止是我们中国,希腊,波斯,印度,这些早期文明都不约而同得,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盛宴。如果只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用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 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儒家和法 家也不例外,根据自己的背景,对当时面临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简单说来,儒家更倾向于“礼”,但并不排斥“法”;而法家是提倡“法”,但拒绝“礼”。

儒家认为,要依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恶化,先前准许礼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而儒家依旧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了保守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 来划分社会阶级。

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则;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的理念是革命的。

而 对于法家来说,他们所谈论的“法”与希腊罗马那边谈论的法相去甚远,法家讲的是“王法”,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含义在里面。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指望人们德行高尚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法”的震慑,使人们不敢去为恶,因为这个理由,法家崇尚严刑 峻法,以杀止杀。酷刑,连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

如此政策在战时确实能够保障后方稳定,面对强敌,人们都愿意“夹着尾巴”生活,忍受 这种“紧急状态”。但是一旦到和平时期(秦统一后),轻罪重罚必然就会增加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如果说“窃钩”和“窃国”的罪行都是死刑的话,反而会诱使人 们去犯更加严重的罪,反正处罚都是一样,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就是最好的范例。按照现代刑法理论来讲,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思想违背了“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原则”。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其实就法家的“轻罪重罚”再往深思考一层,就可以得出这个观点,但历史就是历史,遗憾就是遗憾,没有办法的事。

同样,法家认为只有有严刑峻 法,就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事实上,犯罪更像是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有了所谓的“善”,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哪怕是再严酷的刑罚,再完美的社会,都不可能根除犯罪,这种违规行为,唯一可以调节的,是犯罪行为在一个社会中的比例。至少,菲利的“犯罪饱和”说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 儒家还是法家或是其他什么家,我们都无法去要求先贤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甚至无法去要求他们给一个全面的答案。无论是哪一家,都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乡土人情,给出了那个动荡时代可能需要的答案,或许非常片面,但一定是非常深刻,而我们把那些片面而又深刻的综合在一起,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了不起的答案 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垄断真理,我坚信这个道理,自始至终。

PS.此文乃本人中国法制史课题发言草稿。

给不给脸?是个问题

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耶稣被人打完左脸要叫人打他右脸。这个故事出自《马太福音》5:39,原文是“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总体来说耶稣用了一个宽恕和感化的策略,通俗的说就是“以德服人”这个路数。

但对于孔子来说,完全就是另外一套了,在《论语•宪问》里面,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设想一下如果某人胆敢打了孔子的右脸,如果他侥幸还没被孔子那三千弟子灭掉,孔子一定会回敬那人一耳光,做到“以直报怨”。

对于常人,尤其是中国人,多半还是信奉孔子的那一套,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法律,即“同态复仇”,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直”。按照李敖对“直”的理解:

“直就是相当于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我们摆平了,你对我不起,我报复了你,合理了,理由是说,如果你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那么对你好的人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报答人家呢?所以对你不好的人,打你一拳的人,你要踢他一脚,对你好的人,你要拥抱他,这才是合乎人情的一种人间规则。所以老子那种说是以德报怨很伟大,我告诉你们我做不到,我也不以为那种伟大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就是我们要报复,我们要求取一个公平,我们要求取一个人间的正义。所以我喜欢以色列人,他讲求这个。”

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中国法制史上,虽然古代也有“端”(故意)与“不端”(过失)的区分,但在实践中,诸如在清末“意大利水手绞刑”一案中,就并未区分“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命”,直接导致了后来西方与清朝就领事裁判权的争夺。对于衙门里的那些老爷们来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总是来得更容易些,毕竟那些县令不是专职的法官,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

对于耶稣的把脸递过去,在《游子吟——永恒在召唤》一书中,作者提到“……如果任人欺辱,还要反过来去爱他们,岂不太有失个人的尊严了吗?后来我们慢慢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去爱人的恶行,乃是爱有恶习的人;我们的忍让并非姑息迁就,乃是要用爱心去感动对方弃恶从善。”更有意思的是,耶稣也对于如何“报德”给出了答案:“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谢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路六27-28,32-33)。在耶稣口中,中国的孔圣人“以德报德”言论不过是“罪人”的水平罢了。

我不确定,在西方,这种对于“侵权人”的“善待”是否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于“被告”合法权利的保障,发展出诸如米兰达法则这类的有利于“被告”的规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法律在中世纪极大的受到了宗教影响和冲击,并且在中世纪的废墟上,产生了现代某些法律制度的雏形。

对于耶稣与孔子的这两种不同的“报怨”策略,有更加好玩的一点,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最佳的策略恰好是“宽恕地以牙还牙”,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以达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至于耶稣的策略,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因为“下流”策略将残酷地剥削这样的“傻瓜”……

对于《圣经》与《论语》,耶稣与孔子,没有谁敢说自己就完全理解了,我们都不过是在盲人摸象罢了,用“拿来主义”,摸到了感觉用得着就发扬光大,正所谓学习著作技巧在于解释,从《圣经》到《论语》,甚至到了“马克思主义”,都是这个路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