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各人均有自己的理解，或理解为“人才工厂”，或理解为“思想殿堂”，或理解为“高级培训班”……不一而足。而最令我们留恋的，莫过于共和国以前的大学，凡批判当今之大学，莫不以彼时为参考。彼时之大学，又以西南联大最为传奇，如若本人途经昆明，必去其旧址缅怀纪念，追忆大学之灵魂。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冯友兰，曾有这么一篇雄文，呈交民国教育部，应对教育部统一课程教材之要求。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又逢一年开学时，又有一批新生开始大学生涯，四年以后，他（她）们中有些人会为找工作操心，有些人会为考研发愁，也有人会忙碌于进入衙门去当公务员，当然也会有人不知道该操心什么。不知道那时，大学究竟会给他们，或者说已经给我们留下什么。大学精神？早就荡然无存了，大学原是精神的殿堂，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留下的，唯有追忆。

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

子曾经曰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子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只教导我们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归纳一下就俩字：服从。在这么一个大染缸下，我们都变成了“丑陋的中国人”。

东方不亮西方亮，孔老夫子未曾教导我们的，由洋人告诉了我们，要“批判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甚至把“批判的思考”作为大学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中国的大学也倡导要培养一种“学习”的能力，但那些搞教育的人物鲜有敢把“批评的思考”拉到台面上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很难说还留下什么令人有美好印象的东西。貌似我以前说过：

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才，大多数都是些庸才和蠢才。天才早就被教育体制扼杀或者退化为人才了。

如同朋霍费尔所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在1949年以前，我们至少还有史家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实验主义”。现在，瞄一眼中国的大学，是的，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大学生入党，四六级，学术造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除此之外呢？我们学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获得知识，小学生学习为了升入中学，中学生学习为了进入大学，大学生学习为了找到工作或者考研，学习的本质已经迷失，很难再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或许真的是时代变了，或许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真的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儿”，应该换个角度与时俱进一下，大抵如此吧，有机会的话再反过来思考下。

算是盲目崇拜， 一直想找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下，想去看看下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缅怀一下这位给中国留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的史家。

（右上角照片由贺卫方摄于庐山陈寅恪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