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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古代史

今年3月的《读书》上,有篇辽宁师大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毕会成副教授的的《国史分期的困境与世界史》, 用不多的文字描述了这个世界的古代史,其观点颇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味道。以下摘抄部分内容,算是储备资料:

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在文明意义上就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世界,那么,当农耕世界扩张到阶段性自然边界时,与游牧世界的对抗将成为世界变迁史的基本动力。公元世纪后不久,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对立格局逐渐形成。农耕世界经由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到汉帝国,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偏南的长弧形地带;与此平行的游牧世界则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知道欧洲中部,横亘于要偶大陆的居中地带。游牧世界内部又以阿尔泰山和天山为界,以东居住着蒙古—突厥人,以西为印欧各族。东部大草原地势高而气候干燥,牧场远不及西部的肥美。这一地理条件上的不平衡有助于说明,在四世纪前后东部大草原出现长时段的气候恶化时,蒙古—突厥人由北向南地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同时伴以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而西进运动的总压力最终也要由农耕世界来承受,即转化为南北向的运动,由此通过这个东西向的民族迁徙将东西两部草原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连接起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与渡过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有着内在的关联。匈奴的西迁不但与东部五胡(乌桓、鲜卑、拓跋诸部以及东西突厥)的南下乱华同步进行,而且直接触发了西部五胡(法兰克、汪达尔、伦巴德以及东西哥特人)的南下颠覆罗马。

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依据当地的环境,比如是否适合农业发展,决定文明的属性。有限的资源与膨胀的人口让各个文明都把扩张视为出路。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审视那时的人类文明,应该就像是现在徘徊于银河系外看地球文明吧,所以,这是科幻小说极好的素材。

进而,如果把游牧民的概念做回溯性的延伸,用它泛指早期农业文明周边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野蛮人,则文明以被野蛮征服的方式扩展,即便在文明奠基期的中国(远东)与希腊(远西)也呈现出相平行的节律:公元前十六世纪,亚该亚人征服克里特文明,代之以迈锡尼文明,中国的商部落征服夏文明,代以商文明;公元前十一世纪,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文明,进入希腊的古典时代,周人征服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古典时代。 至于希腊人与同期南下的同宗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遭遇,其更高程度的平行性就不必赘述了。这种平行性还可以下行到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轴心时代,各文明区都产生奠基性文化导师的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出现于此时,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和印度的佛陀也出现于此时。

文明遭遇以后自然会有胜负之分,如果参考《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那还是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决定了文明之间的胜败,决定了文明的轨迹。当世界各地的先贤们遇到了“礼崩乐坏”式的困境,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解答,这些解答,成为了后世思想的源泉。

对于这种共同节律的造成,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可以提得出——毕竟早期文明都由同一个苏美尔文明扩散而来, 但我宁愿只把它作为世界史自始存在的证据。——如果分处大陆两端的远东与远西都呈现出共时性的历史节奏,统一的世界史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一个理论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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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说了算

地理环境对于历史的影响一直被低估了。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喜欢讨论人民群众的意义, 喜欢讨论伟大领袖的意义,但少有人去讨论地球的影响,这个最原始因素给人类命运带去的影响。孟德斯鸠算是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过一笔,讨论了不同纬度,不同气候对于文明的影响。黑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地理环境,还是被低估了。

说是地理环境,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地理,因为无论是气候,环境,物种,还是生态或者其他什么的,决定它们的还是地理,地理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决定了大气的流动,决定了海洋的洋流,不一而足。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左右了我们的文明。而地理,这个源自于地球起源的学问,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轨迹。或许你认为把历史与文明追溯到地理这个最初因素有些夸张,没有必要,但事实是,在外星人还没出现之前,确实没有必要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银河系对我们历史的影响。

来自于BBC的纪录片《地球造人》算是一个尝试,讨论了地球上的那些最初因素——地球深处、水、风以及火,对于文明的影响。尽管其中关于中国煤矿运输的一段的结论过于狭隘,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地球深处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地形,火山,还有各种矿藏。板块之间的漂移和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地图样貌,决定了哪里有平原,哪里有盆地,更决定了澳洲与美洲成为新大陆以及欧亚非的相连。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影响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

  1. 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 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 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 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就是地球深处的活动。而火山的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个文明,爱琴海的米诺斯就是一例。而各种矿藏,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原料,从青铜到铁器,从煤炭到石油,都是地球深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每一种新资源的利用,都给社会带了巨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革命。

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不吃东西可以坚持许多天,但不喝水我们很快就会倒下。尽管蔚蓝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但可为人类所利用的水实在是少的可怜。文明也像动物群落一样,择水草而居。不仅如此,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对农业来说,靠天吃饭总不可靠,所以才有了灌溉系统,将河水或者地下水引入农田。但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分配,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人把政府的起源归结于此。而像中国这样的被农业束缚的文明,原因可能也就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所谓的“母亲河”,费孝通当年就有一篇很出名的论文,题目就是《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海洋,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则为大规模贸易提供了可能,直到今天,海上运输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海上运输的速度与载重都比陆上运输有着太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成为了曾经希腊与英国崛起的保障。

风的力量让哥伦布得以远征新大陆,让麦哲伦得以环球一周,最早的大规模跨洲贸易,就是在风的力量下促成。非洲的奴隶被带到美洲,美洲的棉花则被出口欧洲,尽管不怎么光彩,但风让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得以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至于说火,简直就是文明的象征了,普罗米修斯将火带到人间,象征人类的启蒙。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火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掌握控制火的技术让我们脱离野兽的范畴。对农业来说,火更是拓荒的利器,一把火下去就能迅速清出一片农田。

对于这些元素,人类多少都是有些崇拜的,中东的拜火教就直接崇拜火,每逢奥运会,我们总要点着火把跑来跑去,而“金木水火土”则是中国人的基本元素观,希腊的则是“水火土气”,其实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崇拜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崇拜自然,是因为无法脱离自然的束缚,感觉需要时时刻刻有求于自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每一种发明,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让我们能一点一点得脱离自然的掌控。

但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破解自然的代码时,地球就会像“盖娅”一样做出反应,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盖娅”系统,只是人类的愚钝未能意识到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中,人类选择的未来既非第一基地的科学,也非第二基地的心理史学,而是“盖娅”。套一句老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正途。但问题是,如何?

文明的轨迹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思考当下之中国,通常是两种途径,一种是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参考老外的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种是把头伸进故纸堆里,看看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说的。一个是更重视国际经验,另一个是注重中国国情,理论上来说,并不能分个孰优孰劣。

而无论是考虑是宪政的建设还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些现代化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无不是舶来品,我们在高谈阔论时,难免要将东西方的过去放在一起比较一番,思考一番中国始终在王朝中循环中原因,探索一下西洋工业革命的源泉。究竟是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舰队去敲开不列颠的大门,又是什么使得西方没有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与欧洲为何会走向歧途,这是个问题。

毫无疑问,导致东方与西方殊途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而此文只是想从地理环境这个角度出发,尝试着讨论下、推导下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如果要讨论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定绕不过去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强调了气候环境对于人的品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试图通过一些生物学的理论来支持这个理论。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或许能解释一些问题,但却不免偏颇,所以本文不予以讨论。以下收起闲言碎语

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尤其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改造自然能力还较弱的时候,显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此时,东方与西方在地理环境的一些不同或许就让双方奔往了各自的道路。对于东方来说,文明起源于黄河——我们称之为母亲河;而对于西方,希腊则是西方文明的滥觞。

在地图上一目了然:希腊临海,而且临近有诸多岛屿;而中国黄河流域则是深处内陆,离海岸线距离甚远。对于一个文明,想要生存延续,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支持,诸如木材,石料,铜矿,食物……想要获得这些资源,无非是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搜集,另一种是通过交换。

在黄河边上的东方人,相对于拥有曲折海岸线的希腊人,拥有更加肥沃而又适宜耕作的土地,同时也拥有一条更易威胁到文明自身的大河,因为适宜耕作,遂农业成了理所应当的选择;因为大河泛滥,遂治理河流成为必须要做的工作。

农 业的发达使得临近大河的文明更容易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因为如果有大量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就会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 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而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 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

大河的泛滥让大型的水利工程成为必须。“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治水必须依照严明的纪律,动用整个国家力量,组织大规模的协作,于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资源和关系网组建起来了。控制这一网络的 人,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国内实权,如中国的大禹。全国人事上的生杀予夺、升迁进退,都与治水的业绩相关联,财物资源的调度使用,也一切服务于治水,大禹作 为治水的总负责人,全面拥有了这些资源和权力。而这些资源和权力的拥有,又使大禹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在爱琴海边的希腊人,面对曲折的海岸线,使得航海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而航海所用的帆船,尽管还很粗糙,但对于繁重的交通运输而言,海运远比驼驴、牛车等路上交通工具效率要高,成本要低,所以,海运的高效使贸易的繁荣成为可能

希腊人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也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组织社会,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同属市民阶级,没有谁天生比谁重要。但是在一个家族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以 上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基本情况,不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冯友兰先生将希腊称之为“海洋国家”,将中国称之为“大陆国家”,此等划分类似于 “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划分,大抵如此。按照孔子的话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换句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聪明,大陆国家的人善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