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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冯友兰如是说

关于大学,各人均有自己的理解,或理解为“人才工厂”,或理解为“思冯友兰想殿堂”,或理解为“高级培训班”……不一而足。而最令我们留恋的,莫过于共和国以前的大学,凡批判当今之大学,莫不以彼时为参考。彼时之大学,又以西南联大最为传奇,如若本人途经昆明,必去其旧址缅怀纪念,追忆大学之灵魂。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冯友兰,曾有这么一篇雄文,呈交民国教育部,应对教育部统一课程教材之要求。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又逢一年开学时,又有一批新生开始大学生涯,四年以后,他(她)们中有些人会为找工作操心,有些人会为考研发愁,也有人会忙碌于进入衙门去当公务员,当然也会有人不知道该操心什么。不知道那时,大学究竟会给他们,或者说已经给我们留下什么。大学精神?早就荡然无存了,大学原是精神的殿堂,现在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留下的,唯有追忆。

又逢“五四”,西南联大吧

又逢“五四”,去年的今天,贴了一篇蔡元培先生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嘲讽北大,当时完全是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时至今日,早已释然,跟着余英时先生的调调子,我也会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北大,为什么非要一片土地上才叫北大,那片土地上反而没有北大。”至少听上去很拽。

算了,对于北大,不提也罢,“五四”到底折腾了些什么明年的今天再细致讨论。更何况,“五四”并不是专属于1919年的,同样属于传说般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的开课日期就是1938年5月4号,结课日期是1946年5月4日。所以,与其凑热闹去遮遮掩掩的纪念“五四”,不如缅怀一下西南联大的传奇来的更好。

以下是冯友兰的一篇纪念西南联大的碑文,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联大结课之前,现在读来可能有些许晦涩,但我就喜欢这种颇具古风的调调子。更何况,此雄文一篇可谓气势磅礴,精彩之极。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以上,是为纪念2009年5月4日。

文明的轨迹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思考当下之中国,通常是两种途径,一种是用“师夷长技以自强”,参考老外的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种是把头伸进故纸堆里,看看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说的。一个是更重视国际经验,另一个是注重中国国情,理论上来说,并不能分个孰优孰劣。

而无论是考虑是宪政的建设还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些现代化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无不是舶来品,我们在高谈阔论时,难免要将东西方的过去放在一起比较一番,思考一番中国始终在王朝中循环中原因,探索一下西洋工业革命的源泉。究竟是为什么不是中国的舰队去敲开不列颠的大门,又是什么使得西方没有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与欧洲为何会走向歧途,这是个问题。

毫无疑问,导致东方与西方殊途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或几个原因。而此文只是想从地理环境这个角度出发,尝试着讨论下、推导下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如果要讨论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定绕不过去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强调了气候环境对于人的品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试图通过一些生物学的理论来支持这个理论。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或许能解释一些问题,但却不免偏颇,所以本文不予以讨论。以下收起闲言碎语

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尤其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改造自然能力还较弱的时候,显现的尤为突出。而在此时,东方与西方在地理环境的一些不同或许就让双方奔往了各自的道路。对于东方来说,文明起源于黄河——我们称之为母亲河;而对于西方,希腊则是西方文明的滥觞。

在地图上一目了然:希腊临海,而且临近有诸多岛屿;而中国黄河流域则是深处内陆,离海岸线距离甚远。对于一个文明,想要生存延续,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支持,诸如木材,石料,铜矿,食物……想要获得这些资源,无非是两种途径,一种是自己搜集,另一种是通过交换。

在黄河边上的东方人,相对于拥有曲折海岸线的希腊人,拥有更加肥沃而又适宜耕作的土地,同时也拥有一条更易威胁到文明自身的大河,因为适宜耕作,遂农业成了理所应当的选择;因为大河泛滥,遂治理河流成为必须要做的工作。

农 业的发达使得临近大河的文明更容易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因为如果有大量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就会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 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而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 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

大河的泛滥让大型的水利工程成为必须。“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治水必须依照严明的纪律,动用整个国家力量,组织大规模的协作,于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资源和关系网组建起来了。控制这一网络的 人,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国内实权,如中国的大禹。全国人事上的生杀予夺、升迁进退,都与治水的业绩相关联,财物资源的调度使用,也一切服务于治水,大禹作 为治水的总负责人,全面拥有了这些资源和权力。而这些资源和权力的拥有,又使大禹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在爱琴海边的希腊人,面对曲折的海岸线,使得航海成为了理所当然的选择,而航海所用的帆船,尽管还很粗糙,但对于繁重的交通运输而言,海运远比驼驴、牛车等路上交通工具效率要高,成本要低,所以,海运的高效使贸易的繁荣成为可能

希腊人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商人也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的,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由于这个原故,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组织社会,与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同属市民阶级,没有谁天生比谁重要。但是在一个家族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以 上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基本情况,不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冯友兰先生将希腊称之为“海洋国家”,将中国称之为“大陆国家”,此等划分类似于 “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划分,大抵如此。按照孔子的话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换句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聪明,大陆国家的人善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