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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孟子,骂儒家

现在这世上,但凡有什么不容讨论,不容置疑,不容批评,不容亵渎的东西,多是靠不住的。如此划立思想的禁区,完全就是因为禁区里面的东西本身质量不怎么样,才不敢与其他不同的观点对峙。儒家即是一例,只要有人说个儒家如何不是,总会有人跳出来扣帽子,打棍子,好像儒家就把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一样,谁反儒就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反中国,就是一小撮,就是别有用心。儒家果真是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气势啊……

不过,如果能善意的骂一下儒家,还是很有趣的。就像孙皓辉老师在《大秦帝国》(纠纠老秦,共赴国难)里面做的一样,借张仪之口大骂孟子,大损儒家,虽然未有史料能证明此二人曾有交手,但也不能证明其二人从未碰面,所以,领会精神即可,不必斤斤计较。

而到了电视剧中(还未播出,但可下载),编剧把与孟子论战的对象换成了商鞅,地点在稷下学宫。但据孙老师介绍,因为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原因,此段在电视播放会被删掉,所以,想看只有下载了(第12集)。

孙老师回西北大学演讲的时候,就提到了儒家的垄断,儒家确有其可取之处,但之于中华文明,儒家思想更像是一个刹车而非引擎,儒家保守而怀古,不渴望变化,并不是说这又何不好,只是让如此思想占据主导,而又少了一些积极进取的思想来平衡,这才是儒家缺陷所在。我一直就认为,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垄断全部真理,在那个思想爆炸的年代也不例外。

以下,为张仪骂孟子的内容,出自《大秦帝国》第二部下卷:

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

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

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竟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

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便惶惶若丧家之犬!三日不见君王,便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便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

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

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最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做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

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以上,如是骂。

再谈法家与儒家

谈及法家与儒家之区别,给人的印象多是“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区别;一个强调法律,一个强调道德;一个重刑,一个重礼……大抵如此。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法家的“法”与今天的法相去甚远,儒家的“德”也不是今天的德。

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法”,是一个西洋概念,舶来品。其中包括了,正义,公平,权利,诸如此类的概念。而法家中的“法”,多是用于奖励耕战,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的,说是“依法而治”,只是在君权下的依法而治。即便是谏官知名如海瑞也不会说出律例高于君权,而另一面,英国的大法官柯克却对国王说:“国王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以个体为单位,而传统中国社会却是以家庭为单位,法家制订的法律常常是连作的。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环境所决定,中华帝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活动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而在这个区域内,以家族为单位的活动很自然的成为了最简单方便的选择。而西方的海洋文明,贸易一直就占据了主要地位,不断流动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自发的组成一个个共同体,保护自己财产(物权),债务(债权),证明自己的身份(主体),而这就是民法的雏形,现代法律的滥觞。

中国的“法”从来都没有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只是告知了你的义务以及你不能怎样做。我们并没有从这么一脉“古典法”中相承什么下来,反而现代的法多是比照西方。至少从法律制度上讲,我们已经“全盘西化”了。

至于说儒家的宝贝“礼”,尤其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一套,则更加是过时的东西了。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是西周的那一套所谓“周礼”,孔子所希望的是 “梦回大周”。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的时代,因为科技的进步:铁器的引入,交通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增多致使原来西周的“封建制”不再好用,或者说,到了春秋战国,孔子理想中的社会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很难被接受,而且这一套原则在逻辑上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真正要将它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许多可贵而且是永恒的规范,但需加以侧重点的重大调整,特别是要注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

梁治平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奉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二者携起手来,叫做德主邢辅,明邢弼教。此后关于王政、霸业的论辩,只涉及到施政宽、猛的问题,于人治实质并无触动。”

但人治又非法治的对立面,费孝通先生说:

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地说来,人治好象就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相互的行为、权利和义务,没有一定规范可守,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社会必然会混乱,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之也说不上‘治’了。

中国不管是儒家法家或是什么家,其实都是人治。而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护秩序时所需的力量。

儒家与法家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在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儒家与法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内儒外法”的一个社会,尽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还是离不开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与法家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思想爆炸的时代,后世哪怕繁盛如汉武、贞观、康乾时期,都无出其右。对那个时代的其他文明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出现 如此思想爆炸的地方竟然不止是我们中国,希腊,波斯,印度,这些早期文明都不约而同得,经历了一场思想上的盛宴。如果只是巧合,那也太巧了吧。

用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来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 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儒家和法 家也不例外,根据自己的背景,对当时面临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简单说来,儒家更倾向于“礼”,但并不排斥“法”;而法家是提倡“法”,但拒绝“礼”。

儒家认为,要依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恶化,先前准许礼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而儒家依旧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了保守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 来划分社会阶级。

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则;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的理念是革命的。

而 对于法家来说,他们所谈论的“法”与希腊罗马那边谈论的法相去甚远,法家讲的是“王法”,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含义在里面。韩非子写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指望人们德行高尚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法”的震慑,使人们不敢去为恶,因为这个理由,法家崇尚严刑 峻法,以杀止杀。酷刑,连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立。

如此政策在战时确实能够保障后方稳定,面对强敌,人们都愿意“夹着尾巴”生活,忍受 这种“紧急状态”。但是一旦到和平时期(秦统一后),轻罪重罚必然就会增加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如果说“窃钩”和“窃国”的罪行都是死刑的话,反而会诱使人 们去犯更加严重的罪,反正处罚都是一样,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就是最好的范例。按照现代刑法理论来讲,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思想违背了“刑罚与罪行相适应原则”。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其实就法家的“轻罪重罚”再往深思考一层,就可以得出这个观点,但历史就是历史,遗憾就是遗憾,没有办法的事。

同样,法家认为只有有严刑峻 法,就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事实上,犯罪更像是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有了所谓的“善”,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哪怕是再严酷的刑罚,再完美的社会,都不可能根除犯罪,这种违规行为,唯一可以调节的,是犯罪行为在一个社会中的比例。至少,菲利的“犯罪饱和”说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 儒家还是法家或是其他什么家,我们都无法去要求先贤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甚至无法去要求他们给一个全面的答案。无论是哪一家,都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乡土人情,给出了那个动荡时代可能需要的答案,或许非常片面,但一定是非常深刻,而我们把那些片面而又深刻的综合在一起,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了不起的答案 了。没有任何一家能够垄断真理,我坚信这个道理,自始至终。

PS.此文乃本人中国法制史课题发言草稿。

杂谈 II

关于罗马文明的复兴,这段历史,我不专业。但对于罗马法多世界的影响,因为考法硕的缘故,多少还有些了解的。

蛮族入侵导致罗马法体系灰飞烟灭,整个法律陷入长期的黑暗之中,取代罗马法的是中世纪的“天裁神判”、“炮烙火刑”。对应我们中国来说也就是夏朝和商朝的水平,到周朝我们就有周礼了,也就是孔子《论语》里面那套所谓的仁政,也就是吃人的“礼教”。

罗马法归来,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大陆法系”,现在我国虽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但来源于苏联老大哥,而苏联的法律体系又是向德国学来的,而德国正是大陆法系的嫡传弟子。说起来,罗马法也算是我们社会主义法的老祖宗(笑~)了。

杂谈 I

鲁迅说他“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恰恰相反,是向来都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任何人的,说的通俗点,就是遇见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先把他想象成最坏的,然后再根据以后的发展扭转这个印象。估计这多半是学法律的原因了,各种丑陋的案例,丑陋的当事人,法庭上几乎会把一个人最丑陋的一面展现出来。对我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使我从一个谨慎乐观者变为一个谨慎悲观者。

前一阵子看了本书,冯象(大牛人,貌似有若干个博士硕士头衔)写的《政法笔记》,提到宗教与法律的区别,原话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么说的:宗教以相信不可能为基础,而法律以可能性为根基(差不多就这意思了)。貌似这两个相当矛盾。

说道宗教,加上我的悲观态度,感觉到宗教在历史上无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汉武帝“独尊儒术”,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于丹教授所说的“心灵宁静”那套,完全就是因为孔子提倡的周礼——莫非王土、莫非王臣,鲁迅把它称为“吃人的礼教”,政治斗争胜利的产物而已,仅此而已。而基督教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怎样辩护,它都给欧洲带来了历上最黑暗的时期,罗马文明的光芒被中世纪的黑暗完全掩盖,直到文艺复兴罗马文明才王者归来,再度影响大半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