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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鲜明得对待网络实名制

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
——The New Yorker

关于网络实名制的问题,吵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李希光教授2001年在电台谈话以来,internet-dog 总是争论不断,尽管网民们一边倒的反对网络实名制,但每年总会有几位“有关专家”跳出来为网络实名制摇旗呐喊,加油助威。这几天刚好写了一篇关于网络实名制的论文,这里就提取其中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网络实名制,看看网络实名制为何不可行

鼓吹网络实名制的主要理由,主要是:“你不能因为是网上,可以发表匿名的东西,就随便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权责任。”还有这样的论调:“如果没有侵犯法律,没有侵犯公众利益,没有人找你,但是你做了坏事那么要为此付出代价。”总结一下,网络实名制是为了方便追究责任。

当然,我承认,那些在网络上做了坏事的人应该被追究责任,他们应该负责,但是否应该通过网络实名制这种方法来追究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没有证据显示,网络实名制是追究网络上坏人最好的手段。

网络实名制或许真的可以让追究责任变得简单,但另一方面,网络实名制会扼杀一些互联网弥足珍贵的特性。互联网诞生之初,网络是匿名的天堂,尽管如此,并不能以此作为拒绝网络实名制的理由,网络天性匿名,不能证明匿名就是合理的,反对网络实名制需要些更多的理由。

我承认,网络实名制对于追究那些不法言论有着极大的便利,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要去设定一种机制,让只有通过实名验证的人才有资格在网络上发言,互联网之所有优越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联通了世界,难道我们因为外国人无法通过我们的实名验证,就剥夺他们在中国网站上的发言权?那海外华人怎么办?假如我们真的彻底实了名,互联网的意义又还剩多少?总不至于彻底与外界隔绝吧。网络上,用脚投票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网络实名制方便追究责任?或许,但实名以后的互联网依旧会有侵权,依旧会有诽谤,就像现实社会一样,我们并没有因为要方便追究责任,而让每个人在上街时都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胸前,更没有让我们的每一步行踪都被监控。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实名威慑,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网络只是被当作发泄渠道。实名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当真实行了网络实名制,又会如何?要么是网站负责验证,要么是由政府机关统一进行验证,如若是前者,经过验证的信息安全性如何保障,用户资料泄露的案例我们在其他领域已经多次领教,你会信任你使用的网站会妥善保管你的信息吗?即使能够妥善保管,相信身份信息这种具有极高潜在价值的信息也会成为黑客们的猎物。至于说由政府机构来负责实名制验证,要知道,去年公安部推出的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每次查询费用是5元钱。如果每次实名验证都要有5元钱的成本,那网络实名制的成本也太高了。我想,我们还有更需要用钱的地方吧。

一项制度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制定者是否心怀善意,而是取决于这项制度是否切合实际,能够取得的收益是否会大于成本。网络实名制也是这么一项制度,制度的提出者是本着最大的善意去推行网络实名制,但其中忽视了网络实名制可能会带来的负面问题,善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我们总喜欢那韩国与新加坡作例子,来论证网络实名制仿佛是在与国际接轨。但是,我们视而不见的欧美却将网络匿名权作为一项权利加以推行。1997年克林顿政府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报告》将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1999年欧盟部长委员会采用了一个《关于成员国网络隐私权保护》:“在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自由和民主社会价值的同时,发展允许数据主体匿名和信息高速公路上交换信息保密性的技术的意识正在觉醒……通过匿名的方式获取和使用服务,以及完成匿名支付,是保护隐私权最好的方式。因此,有必要找出合适的技术方式来达到匿名。但是,由于法律的约束,完成匿名并非适当。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使用假名使你的个人身份仅让网络服务提供商知晓。”

看起来网络实名制并非是大势所趋,网络实名制对于隐私权的侵犯那些鼓吹者从未认真考虑,仅仅一句“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就算论证完毕,简直是敷衍了事。哦,对了,中国法律中是找不到隐私权的

网络实名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东西,更会会让我们失去一些东西。有一个歇后语叫作“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就是在说网络实名制。我们的总设计师告诉我们:“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我们是否要因为苍蝇,而紧闭门窗呢?

参考阅读:《网络早晚会实名》,《网络实名制的去文学化思考

“四大发明”与鸦片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卡尔·马克思

把“四大发明”与鸦片放到同一标题里,似乎有对我们“四大发明”大不敬的意思。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luopan 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使其后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可能出现;而鸦片则是十恶不赦,腐蚀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让白银大量外流,并且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至少传统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以上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或许有些许瑕疵,但也差的不算太远。无论如何,“四大发明”与鸦片就像是两把钥匙,分别开启了西方与东方的前进之门。罗盘带去的地理大发现,造纸术(印刷术)带去的文化传播,火药带去了新的战争模式;中国这边,鸦片则意味着白银外流,对外封锁,是与西方接触的开始。

钥匙只能打开其所对应的那扇门,就像“四大发明”只能推进欧洲的进程,鸦片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自己的“四大发明”在本土反而没有什么作为,鸦片在欧洲也没有太大的波澜。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起步

我们书写历史,已经习惯于塑造英雄人物,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腊的史诗,各路豪侠总是推拉着历史前进,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帝王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如此固然精彩,就连我也认为天才在引领前进,谁又不喜欢人物传记呢?但其中,毫无疑问,忽视了器物发明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多只是作为科技史的内容。

曾经我还犹豫,伟人究竟是引领历史的潮流,还只是抓住了历史的衣角。但我现在以为,在趋势下,伟大人物们只是搭上了顺风车,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无论怎样缺了他都会有人替代。这自然会影响历史进程,但趋势一经形成,就无从改变。

一项发明的影响未必就会立刻显现,而是会慢慢发酵,从出现到普及,经过百十来年也并不稀奇,只是到当代才加速了这一过程,科学与技术转换极快。我们也只是到了现在回首才发现“四大发明”的重要性。认识发明的重要性,需要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支持,而且,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早,铁的发明使用给各个文明带去了一场革命,在铁之前,虽有青铜金属,但限于其物理属性以及成本,仅用于“戎”与“祀”,在其他生产生活中,还在使用石器或者骨器。铁的使用,使得工具升级,人们可以更大规模的耕种土地,修筑设施,就中国来说:更多的荒地被耕作,“井田”消失,道路得以完善,进一步“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争鸣。为何柏拉图,孔子,释迦摩尼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其中就与当时因为铁器传播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关。

晚些,就轮到“四大发明”与鸦片登场了,这二者打破了僵化不动的社会模式,西方是中世纪,中国是“封建”集权。现代化由此开展。

此时,如果要说哪项发明无比伟大,或许少有器物堪比互联网。尽管其他发明同样改变了人类的文明与生活,但没有一样像互联网这么彻底。互联网几乎就构建了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们的避风港,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近。我相信,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只是刚刚开始,还有是空间让它去肆意挥洒。祝互联网好运!

其实反过来想想,发明这些伟大器物的,还不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吗?说是发明创造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是那些伟大发明家们在影响历史。不过,不知道那些发明问世之时,发明家们意识到了吗?

互联的网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1987年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内容

20世纪的伟大发明可谓是车载斗量,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那是应有尽有,如果要把所有发明搞个排行榜的话,一定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你很难说某个发明就一定比另一发明来的重要。但无论是怎样的榜单,一定都应该出现互联网的身影,即使是与20世纪其他诸多伟大发明相比。

如果用宽广历史的视角去审视发明创造,就会发现,许多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方便快捷,更是对我们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更广泛的影响了我们的文明。当铁器被发明,交通被改善,使得全世界的文明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思想的盛宴,至今,我们依旧从当时的先知那里索要答案(于丹就做的这种事)。而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使得欧洲文艺复兴成为可能,思想得以广泛而廉价的传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通过互联网,任何声音都有可能被全世界听到,互联网会起到一个放大作用,按照总书记的话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也是互联网厉害的原因之一,鲜有工具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并非所有的信息只要上网就会被放大,如果所有信息都被放大,那也就相当于什么信息都没有放大,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显而易见,这种对于信息的挑选,并不是随机的。

只有少数信息才能有机会在互联网上进行放大,毫无疑问,必须要是那些能引起大多数人关注信息,才有被放大的可能性。就像标题党们常用的一个套路:大学生,女大学生,北大女生,北大美女学生……以上字眼抓人眼球程度逐级递增。换句话说,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信息,才是有可能被放大的信息。而那些真正有价值(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反而有可能被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所淹没,因为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可能并非是大家追逐的对象,很遗憾,但就是这样。

面对海量的信息,找到需要的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任意两个网页之间平均间隔了19个网页,叫做“19度分隔”,即评价你要点击19个链接才能到达你想要达到的网页,而且还要每次点击都是方向正确的。通过链接来一步步穿梭于网络显然不切实际,所以才有了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265之类的上网导航,算是搭建了一条网络捷径,树立了一块网络指路牌。

互联网能有今天的规模,用20多年前的眼光看绝对是天方夜谭,那时的互联网不过是Geek们的玩具,在往前互联网则是对抗苏联核威胁的工具。互联网根本就没有按照我们的设想去成长,自从它诞生的那天就是如此,对于互联网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去设计、规划、管理,完全是自发的在成长壮大,我们也画不出一个关于互联网的谱系图来,因为它太复杂,太庞大。

面对如此互联网,让我不得不心怀敬畏,相信互联网的潜力还远未开发,相信互联网对文明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在众生喧哗的网上,我们不停的唆使送法上网,但我们却更情愿去因娱乐至死,如此条件,思想在网上会有什么未来?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法律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双城记》,狄更斯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赞恩的一句话话:法律的命运掌握在法律人手中。毫无疑问,这句话很能满足法律人的虚荣心,尤其是中国的法律人,就像是阿Q喜欢说:老子先前阔多了。就算是法律的命运掌握在法律人手里,那法律人的命运又掌握在谁的手里呢?那些掌握法律人命运的人的命运呢……

法律人确实又与法律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于一般人来说,一生与法律打交道的次数不会太多,而法律人则几乎是天天要与法律为伍,相对于其他职业,法律人有更强烈的意愿去改进法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仅因此,就断定法律人掌握了法律的命运未免有些妄自尊大。

那么,法律的命运究竟在谁的手里?Nobody!没有人能够掌握法律的命运。法律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有适合自己时代的法律。在不同的时代,法律适应着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习惯等一系列因素,在所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才有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法律。法律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断然没有去把法律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我们总是喜欢去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历史,拿现在的道德观去要求古人,无论如何,这都太过严厉。如果再放宽视野,未来的人们如果拿他们的视角来观察当下,也会觉得我们是愚蠢透顶,可笑万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一篇法律只能属于它的时代。

而现在,这个时代,或许会成为历史上最精彩的时代之一。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时期(没有之一),礼崩乐坏,“封建”(封土地,建诸侯)终结而郡县兴起,背后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革命。清末民初,同样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那些人物无不是学贯古今,通晓东西的人物,封建终结而共和兴起,背后是东西方文明轨迹的碰撞交流。

现在是什么时代?按照弗里德曼的的话说,现在已经是全球化3.0了,每个人声音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无限放大,交流变得越来越容易,距离越来越近。科技革命已经来临,需要的是社会,文化,习惯,当然还有法律对此做出反应。尽管我们已经百般重视,但互联网依旧是被低估的力量,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一无所知。

罗马法未必会比http带给中国法律更大的影响,马伯里诉麦迪逊未必会比“人肉搜索”更有价值,每当我们强调普世价值,往往会忽视本土资源,所谓普世价值,也无不是从各地的本土资源中演化而来,我们又如何能确定,我们的本土资源就不会成为普世价值?

看待法律,如果不能用超越法律的视角来观察,那就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大法官布兰代兹说过,“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敌。”其实,又何尝只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呢,法律人需要的知识太多太杂了。

我们时代的法律走向何处?苏力说:道路通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