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法律科技

互联网律所会是法律行业的解药吗?

疫情肆虐,但法律工作不曾停歇。各地法院从2月3日开始陆续恢复工作,部分法院的案件通过视频联线的形式开庭,让互联网法院的运作模式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推广。同一时刻,越来越多的律所与律师在“不得复工”与“自我隔离”的要求下,选择借助互联网开启远程法律服务的征途。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开始酝酿向互联网律所的转型。

一、互联网律所的定位

当我们谈互联网律所时会有很多的想象,比如通过互联网处理法律业务的律所,或是专门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律所好像都可称为互联网律所。

但是,现在哪家律所不通过互联网处理业务呢?几乎所有的律师都在使用电子邮件系统、官方网站、微信群来办公,另外像北大法宝、威科、westlaw这样的数据库也是律所采购清单上的常客,再“奢华”一些的团队还会购买如法蝉、阿尔法这样的协同办公软件来做案件与知识管理。专门从事互联网业务的律所也已经出现,聚焦于“网络法”的服务。但是,专门从事“网络法”的律所与律师团队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在业务中涉及互联网的律师团队或律师也不在少数。因此,当我们在谈论互联网律所时,无法以简单的标准去进行判断,互联网律所要不止于使用互联网工具,也需要比从事网络法的团队具备更多的内涵。

从互联网法院很容易联想到互联网律所,互联网法院的定位对互联网律所有足够的借鉴意义。根据《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互联网法院的特殊性一方面在于着眼于解决互联网上的各种争议,另一方面更具特点的是“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因此,杭州、北京、广州的互联网法院在裁判了大量互联网典型案例的同时,在智能合约、大数据、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领域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探索,并开始构建的互联网司法裁判规则体系。

参考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律所的定位可能也在于互联网法律服务,以律所为单位积极探索通过互联网提供法律服务的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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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权保护进化论

版权保护是发展最快的法律领域之一。哪怕是不考虑中美贸易谈判中的知识产权与国内法律的修订、司法解释的制定,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也让版权保护的技术、制度、用途不断更新迭代。

如果把版权保护的流程抽象出来,大概会有以下几个流程:(1)确权;(2)找到侵权内容;(3)“消灭”侵权内容。这里面没有一个是轻松的环节。就确权方面,专利、商标还好,毕竟涉及到有登记制度的支持,但版权却是一个大的问题,创作完成即获得知识产权,所以更先进的确权技术被引入。发现侵权内容从来都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尤其是版权领域“洗稿”的出现更是给侵权识别带来了挑战。“消灭”侵权内容更是如此,除了法院以外,平台在“避风港原则”下也需要承担越来越多地纠纷解决职能。

在版权保护的流程中,逐渐呈现出几个趋势:技术在确权、识别侵权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平台在版权保护方面的措施越发激进,甚至会创设规则;版权的影响力,已经投射到意想不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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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设计——新思维或新名词

——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

一、法律力不从心时

2011年曾发生过一起引起举国关注的事件,广州一名2岁女童“小悦悦”在阴雨天黑夜独自跑出家门百米外后,先后被两辆汽车撞伤倒地,最初路过的18名行人未及时施救,惟第19名路人陈贤妹救起小悦悦,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记得当时凤凰卫视采访法学家江平,询问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立法建议。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法学界的泰斗并没有在立法、执法层面提出太多意见,而是建议增加公共场合的摄像头。如果不是摄像头记录下路人令人发指的冷漠,一个被碾压的儿童或许根本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至于每个看到视频的人都需要将自己置于视频中,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与选择。更不用提摄像头对于寻找肇事者的作用,以及对所有违法行为的威慑。从那时开始,我也也意识到一个摄像头可能比若干部法律加起来都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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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科技:砝码、桥梁与超维

受百事通与律新社的邀请,参加了第三届新兴法律服务业博览会暨Legal+高峰论坛。说起来我一直都是法律科技活动的常客,每参加一次类似的活动都会有些新的思考。拿出来分享,供大家批判。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法律科技即指通过利用技术提供的法律服务,传统上法律科技仅指运用技术与软件帮助律师事务所进行管理、文件存储、计时、记账与电子证据开示。而近年来,对法律科技的运用早已不局限于律师事务所与律师,司法机关、公证机关、公司法务都开始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工作中频繁利用各种法律科技。

感觉很难去给“法律科技”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背景都有着不同的科技影响着我们寻求正义之路,想厘清法律科技对法律行业的影响,就需要先从历史、技术、产品等不同纬度对法律科技进行梳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当下正在影响法律行业的科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种科技产品的广泛运用,正在给整个法律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 继续阅读

当律师平台助力律师违反《律师法》

新闻:浙江某律师根据某“律师合作”平台上的信息,先后11次接受其他律师的委托,查询了21名有关人员的人口信息,收取费用2000元,未经律师事务所收案登记,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该律师被杭州市司法局给予停止执业5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000元的处罚

一、无法忽视的《律师法

律师业与医疗业一样,因为专业知识的门槛(或者其他原因)有着自己的政策壁垒。这层壁垒一方面限制了非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如阅卷、参与庭审、会见当事人的权利属于律师的特权),另一方面壁垒也对律师本身的执业有所限制。根据《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这条法律断绝了法律服务平台直接找律师个人(个人律所除外)来提供法律服务的可能性,当然律师也无法以非律师的身份提供法律服务,因为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期间不得以非律师身份从事法律服务”。

根据《律师法》,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只能由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与在线法律服务平台的用户签订协议,再指派相应的律师来提供服务。以上这些法律服务平台如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或架构设计,那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就需要面对来自律协或司法行政部门处罚的风险。如果希望规避此类风险,最符合法律规定的方法当然每项法律服务均由律师与用户通过律所来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但这样的方法无疑是费时费力,不具备可操作性,并且会把互联网法律服务的所有优点全部抹除。

二、解决方案

在现行《律师法》所确定的框架下,法律服务平台可以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法律服务平台以委托人的身份,将用户的法律问题交给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服务平台的用户与律师不产生直接法律关系。

这样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全然没有隐患。律师的各项义务(如保密义务)与职业道德,都是相对于委托人(这里是法律服务平台)而言的,也就是说律师对于法律服务平台的用户没有直接的义务,这样显然不利于用户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在委托合同中特别规定律师在从事各项在线法律业务时应按照对待当事人的标准维护用户的各项权益,保守用户的秘密。当然各个律所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无需我赘言了。

三、从Uber到“共享律师

不严格地说起来,法律服务平台也是共享经济的一种,与Uber、滴滴、Airbnb一样,都在是以“颠覆式创新”为模式,从违反行业门槛的法规开始,寻求突破,倒逼法律体系的升级。

与出行、住宿不同,在线法律服务平台是低频事物,倒逼的力量远不及其他颠覆力量那么强大。所以,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在向用户提供律师服务时,应清楚地介绍提供服务律师的信息。并且在《律师法》与相关执业规范没有考虑律师直接参与在线法律服务的情况下,在线法律服务平台只能与律师事务所,而不是律师个人进行合作。在合作时,需要留意用户个人信息的保密及用户权益维护。

长远来看,如果《律师法》或相关执业规范能够将律师参与在线法律服务平台考虑进行进去,无疑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但在此之前还请遵守法律,尤其是对律师而言。

律师的维度与名片产品

一、名片与宣传

对于法律人来说,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思维方式,既是自己的骄傲,也是软肋。“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言必称“请求权” 是法律人的招牌,法言法语的诘屈聱牙构建了法律行业的门槛,但另一方面,如何让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公众所认可,或者说将专业能力“变现”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酒香也怕巷子深。

名片应该是最为传统的推广载体之一了,名片背后其实就是律师的自我营销,是个人品牌的一个维度。名片上印刷的工作单位与头衔,名片的纸质与设计都是考察的指标,但这些外在的因素难以准确描述法律人的水准,这当然是因为名片上的空间有限,我们无法要求名片方寸之间能够承载更多的信息。所有,现在发放名片的推广效果早已大不如前,只是出于商务礼貌大家还继续收发名片,更重要的途径是互加个微信。

二、微信即名片

在很大程度上,微信已经替代了名片的作用。通过微信,可以随时沟通,收发文件,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出现在对方的朋友圈中,甚至可以共同来一把《王者荣耀》,共同杀敌以增进感情,优点简直不要太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教律师如何打造朋友圈的套路,说不定也有如何陪客户玩好《王者荣耀》的文章被写出来,正所谓“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

但通过微信来宣传自己这壶好酒也有不足,虽然微信足够接地气也方便,但体现的专业化程度总是不足,难以胜任法律职业希望展现的专业壁垒。所以在市场上开始越来越多地涌现出“名片”服务。比如律新社的“头条名片”、无讼的“律师名片”,另外像理脉、OpenLaw这样的工具也能够起到律师名片的作用,而上海律协的“律师黄页”也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

实际上,很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介绍功能,已经非常完备了,比如金杜、中伦就把律师的简介与律师撰写的文章、业绩整合在一起,可以实时更新。比起在自己机构官方网站上人物介绍里的信息,来自于第三方的认证信息会更具有说服力,当然前提是第三方平台本身具有良好的口碑。

三、名片产品的崛起

如果要说竞争对手,名片类产品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LinkedIn(领英)了,领英不仅具有跨行业的使用基础,更是与微信深度整合,而我们很难想象在与他人接触的时候会既发送领英的链接又发送第三方平台的名片。名片类产品要做的无非就是提供比LinkedIn更加专业和有针对性的服务。

这两年来,名片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可以对一份裁判文书中的胜败情况,进而统计一个律师的胜诉率,并进一步转化为直观的可视化图标,这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在无讼、Openlaw与理脉中都有体现。而随着裁判文书积累数量的不断增长,胜诉率的判断对于律师来说也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指标。而无讼的律师名片产品也终于加入了酝酿已久撒手锏——“法小淘”,自从去年云栖大会以来我就对这款产品寄以厚望。而法小淘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准确匹配用户的需求,包括地域、业务类型各方面的匹配。

不同的产品选择了不同的进路,除了深度上的突破,名片产品在广度上的突破同样耀眼,尤其考虑到非诉律师的工作多种多样,所需要体现的维度也是裁判文书所无法体现的。律新社的“头条名片”选择了以新闻报道为切入点,除了常见的介绍以外,法律人在新闻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接受的采访也被纳入名片的范围,这可以弥补部分非诉律师因为缺少诉讼而导致自己的大名无法体现于裁判文书的遗憾,因为现在太多的名片产品都是聚焦于裁判文书大数据。这当然与律新社本身的媒体属性有关。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名片应该是一个可以高度定制化的产品,不同的律师可以自行创建模块,将自己“最拿得出手”的信息优先排列,或强调学历光鲜、或强调律所底蕴深厚、或强调代理案件的胜诉率、或强调在在媒体的影响力。而平台应该做好的工作,就是核实法律工作者信息的真实性,避免成为虚假宣传的平台,这才是平台产品可以被信赖的基础。

四、名片的背后

名片平台背后是希望准确描绘律师,给律师画像甚至是评分,做到比律师自己更了解自己,这也是名片平台的核心竞争力,而客户自然会伴随着这样的竞争力而来。对于客户来说,名片平台所能够让法律服务市场变得更加清晰,构架一座能够跨越律师专业门槛的桥梁。对律师来说,则是自己执业的一面镜子,虽然这面镜子可能并不光洁,甚至会有些变形,但总是比盲人摸象要更靠谱。

科技驱动的法律行业

一、法律与科技的绝缘

科技与法律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迷人的话题。辩证来看,科技的发展对法律不断提出新的需求,而保证科技发展又是法律的一项重要任务(只要看一下《宪法》里提到“科学”、“技术”的频率就知道了)。但对于我国的法律人来说,科技与法律的绝缘程度却是相当的高。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朋友圈里面见到了好几个法律与人工智能或是法律与科技方面的活动,满坑满谷上千人参与讨论科技与法律的关系,我也跑到杭州去参加了上海百事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钱塘智慧城管委会主办的“2017 ‘法律+科技’领军者国际峰会”(LEGAL+)。

但实际上,法律与科技的结合实在是算不上“显学”,我们可以在各种场合听到说技术人员不懂法律、法律人不懂技术,双方无法有效沟通的抱怨不绝于耳。这似乎就是法律与科技两个行业各自高耸的门槛的体现了。

法律人关注科技,从最功利的角度解读就是科技可以带来新的法律问题,学者可以开展研究从而发论文,律师可以在新的领域获得客户。细数近几年涌现出的技术,无论是区块链(比特币)、基因测序、大数据、新能源(碳交易)法律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有所作为,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互联网技术了,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发展无出其右,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被互联网改变了。网络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凭空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其中的规则并不是现实中的物理规则,TCP/IP这样的协议取代了万有引力,而且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就可以在其中肆意冲浪。赛博空间的存在,让数据的积累以及大数据的处理成为可能,而大数据责让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成为可能,进而才有人工智能在向我们挥手的可能。

但互联网对法律行业的重塑却异常缓慢,当像出行、餐饮、物流、零售这样的行业已经翻天覆地之时,法律行业却还在讨论互联网能不能改变法律行业这样的问题。法律行业对互联网的应用,用的最溜儿的可能就是电子邮件了,历久弥新。任何社交软件、即时通讯工具都很难彻底替代电子邮件。而随着记者这样看似不可替代的职业也开始被科技入侵之时,法律行业总算是感觉到了一些忧虑。阻碍法律行业变革的因素有很多,专业化程度高当然是其中之一,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是法律行业对保密天然的依赖。律师自然不用说,为客户保密是天然的职责;司法机关也是一样,不少司法数据还涉及国家秘密,尽管开放了裁判文书,但具体到某一领域,案件的数量仍是不足。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数据割据”,这无形间阻碍了科技对法律行业的重塑,而大数据的神奇无不是用数据喂出来的。

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变革迟早要来,甚至是已经开始了,只是还未席卷到行业的每一个角落。当法律行业面临科技所带来变革,其中的从业者更是需要改变。想要在变革中生存下来,只需要比跑得最慢的人更快就可以了,但如果想要活的更好一些,就需要飞奔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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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互联网法院与马的法律

一、背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方案。会议强调,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要按照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从互联网法院的官网上看,杭州地区下列涉网民事案件:

  •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 网络购物产品责任纠纷;
  •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 在互联网上签订、履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和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 网络著作权纠纷。

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基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而建立。在其网站上,尽管法院名称还未更换,但域名早已换成了http://netcourt.gov.cn,互联网法院已然呼之欲出了。而互联网法院的层级,目前尚未公布,如果沿用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的层级,那么互联网法院会是一家管辖全市的基层法院。

互联网法院的创新,显然不会只停留在更名及案件受理范围上。既然名称是互联网法院,那么实现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提交证据这些基本功能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根据“帮助中心”中的信息,只要实名注册,可以在线完成立案,提交证据、在线申请执行这些基础的功能。上海法院也早已提供了在线立案、提交证据的功能,所以谈不上令人眼前一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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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律师事务所

前段时间去某律所面试,被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律师事务所能否像工厂一样提供产品。我当时很不负责任地回答道,如果律所不得不像工厂那样提供产品(服务),那么法律服务行业最终的赢家一定会是科技企业。

我曾经开玩笑道,或许十年二十年后中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会是腾讯律师事务所或者阿里律师事务所。当初只是笑谈,但现在看来,当初的玩笑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即使不是BAT(Baidu、Alibaba、Tencent)这三家,科技企业也会正在成为法律服务行业领域内越来越有实力的竞争选手。

一、虎视眈眈的场外选手

法律服务的本质在于预防纠纷、解决问题。客户所需要的并不是律师背书的法律意见书或者案件的胜诉,而是把问题解决掉或是根本不出现问题。如果不依靠支付高昂的律师费就能够到达解决法律问题或者预防纠纷的目的,那么何乐而不为呢?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来说,从来都没有欧美那么高的门槛,中国律师也从来都没有像欧美同行那样垄断过法律服务的供给,姑且不论“法律工作者”在低端法律服务市场的冲击,很多时候单行政权力就能比法律更能解决争议。所以,客户选择替代性法律服务并不需要跨越太高的心理门槛。

无论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场外选手,变革都比想象中来得更加迅猛。俄罗斯最大的银行——Sberbank宣布在2017年初他们将推出机器人律师以处理各种投诉信件,这将导致大约3000名在银行工作的专家被炒鱿鱼。另外,基于IBM WATSON的Ross Intelligence系统能瞬时在法律数据库上准确找到最接近本案的一个法律案例,而一个人类律师要花上10小时。有一项预测显示,人工智能一方面承担了许多被经常被律所外包出去的“低级”工作,一方面减轻律师们的“高级”工作量,律师的工作量将在五年内每年减少2.5%(考虑到失业率)。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替代性法律服务也开始在市场上出现,不再依赖律师。越来越多的人力与资金正在投入法律科技行业,律师事务所开始采购可以替代实习生或者是低年级律师的产品,甚至自己进行研发。

即使如此,在认识到科技的强大后,律师或律所就算是想要进军法律科技业,也并非坦途。从组织结构来说,相对于以合伙制为主的律师事务所,公司制的企业更容易把利润用于研发,而不是直接发给合伙人分红。而且,就算是对于律所来说,市面上对互联网法律产品有所开发的律所,也多是公司制的律所,比如研发了理脉的金杜,开发了减法帮的汉坤,推广律携的君合,甚至是与无讼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同,都是以公司制为运营模式。另外,体量上来说,律师事务所也无法与科技企业比肩,号称宇宙所的大成在2015年的创收是21亿美元,而腾讯在2016年第三季度营收就达到60.48亿美元,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

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能够调动的科技资源少,且难以调动资源,成为律所进军法律科技业天然的弊端。而科技企业,对于进军法律服务市场却一直都是兴趣盎然。

二、BAT的法律服务

实际上,BAT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力长期以来都被低估了。在去年的宪法日,中央电视台评选了10位“2016年度法治人物”中,其中并没有任何一位律师入选,但是腾讯安全管理部总经理朱劲松凭借却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的贡献成功获奖。至少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腾讯的网络安全团队顶得上一打律师事务所。而如果说打击假货的能力,恐怕也没有哪家律所比得过阿里巴巴。

论纠纷解决的能力,BAT也都能算得上是经验丰富,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服务意味着需要处理海量的纠纷。以阿里巴巴为例,2014年淘宝共有737,204个案例得到解决,有超过41万位大众评审员参与了判定工作;而同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278.2万件,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22.8万件,在2013年7月,我国法官人数是19.6万。淘宝处理纠纷的数量已将超过了全国任何一家法院,相应的对于纠纷处理经验的积累量也非常可观,而且淘宝所处理的纠纷大多数是线上纠纷,能够将纠纷处理的过程通过数据完整保存下来。

至于说进军法律服务市场的积极性,BAT可从来都没有忽视过法律服务行业,阿里的王坚曾为“无讼”站台,腾讯也投资了“赢了网”。而百度更是不甘寂寞,直接推出了自己的法律电商平台——“百度律师” ,堪称是法律电商的电商,为其他法律电商提供了平台。除此以外,百度还推出了“百度取证”,直接进军在线取证、公证市场。可见,互联网巨头实际上一直都对法律服务市场虎视眈眈。

若论技术积累,更是这些科技公司的强项,对于语音识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热门技术的研究,恐怕其他行业的企业很难超越。若论对互联网领域法律的理解,恐怕能够比肩的律师事务所也不算太多,腾讯有自己的腾讯研究院,阿里有阿里研究中心,百度也有自己的公共政策研究院,在里面工作的法学博士可不在少数,看看奖学金的设立情况与学术会议的出席情况,就能发现BAT在学术界与政策制定方面惊人的影响力。

三、数据与算法

比起资本和组织能力来说,科技公司在法律服务商真正的优势在于技术储备,尤其是在处理数据与构建算法方面。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律师事务所并不缺少数据,稍有些年头的律师事务都会积累大量的案卷,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律所的案卷最多只能算是未被挖掘的金矿而已。律师因为对纸质文件的偏爱,实际上是数据化的巨大障碍。案件办完,哪怕是全部扫描存储到服务器,在没有经过OCR处理以前(OCR处理后意味着对内容进行检索成为可能),都难以利用其中的价值。而OCR扫描也只是第一步而已,后续对于数据(根本算不上大数据)的归纳、整理才是数据价值的体现。互联网企业则恰恰相反,在经营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线上数据,在处理数据的工具上也有天然的优势。

算法是进行计算的具体步骤。算法的厉害之处在于你不用每一次都“重复发明轮子”。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算法就是建立有效的信息处理流程,比如说天同律师事务所著名的41步标准化管理流程就是一种算法,但这并不是一般律师的强项。能够把法律思维转化为算法,无论是对于律所还是科技企业都是棘手的问题,律所缺乏技术力量,科技公司又缺少法律实务的经验。而能够将这二者结合到一起的,也就是像BAT这样的科技巨头了。

数据与算法的结合,可以帮助律师与律所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审视案件的审理过程,就像Alpha GO拓展了我们对于围棋的认知那样,看看律师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有多喜欢用所谓的“大数据”去进行案例研究就知道数据的厉害;也可以帮助法律工作实现流程化管理,进而进行拆分、外包,让程序去自动进行;还可以通过聊天机器人对特定场景的法律问题予以分析,甚至是去完成法律文书的草拟。这方面已经开始了探索,比如简法帮可以逐条解释投资意向书的含义,推之可以在无需人力介入的情况下完成法律咨询,不一而足。

尽管如此,我们还总能听到法律人们对于法律人工智能不屑一顾的表态,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够被替代,或者是说司法不能成为自动贩售机。可能会有律师觉得现在的法律科技产品太过初级,根本无法与真正的律师竞争,但是回过头想一想,哪位律师没有过太年轻、太简单、太幼稚的青春时光,哪位律师不是经过长期的训练才有了成熟的法律思维和经验。对于法律科技产品也是如此,只是训练的途径不一样,仍需假以时日罢了。

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某款人工智能产品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或许就真的可在法律服务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了,这个未来并不会遥远,毕竟现在机器人已经准备参加高考,而且可以取得一个不算太差的成绩——数学110分,语文90分,地理和历史一百分卷能考到四五十分。

四、伏兵、追兵或援军

无论是BAT三家还是其他的法律科技企业,都将会给法律服务市场带来丰富的可选资源,有些资源甚至还是专门为律所定制,因为律师与律所本身同样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专业买家,有旺盛的购买法律服务需求。当越来越多可以标准化的法律产品将开始出现,律师的工作也将越来越依赖于这样的产品,成熟的知识库或者是知识库构建模式将取代“师徒”作为传承法律知识与法律经验的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律所自身组织结构的变革。

对于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来说,尽管总是喜欢标榜所谓“匠人精神”,但实际上还是喜欢追求流水线作业,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生产工具才只能选择“匠人模式”,而法律科技行业对于律师来说,就像是军火提供商一样,为律师工作的流水线化提供弹药,律师可以通过各种法律产品来有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当法律科技厂商开始改变法律服务市场的知识与经验供给时,匠人模式的竞争力也将日趋下降,这意味着传统的律师业的师徒模式将面临淘汰,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律所的组织结构、培养模式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律师事务所结构调整之时,掌握军火供应的法律科技企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法律服务市场话语权。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法律科技行业会自己撸起袖子直接提供法律服务(像百度一样),婉转一些的或许会通过控股律师事务所来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会是律所与法律科技行业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与我在律所面试时的回答不同,我现在认为:借助法律科技,律所与律师可以像工厂那样进行生产,但越来越难以垄断法律知识与法律经验的供给;科技企业将与律师事务所同场竞技,那时的法律服务生态也将会比现在精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