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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护:如何做是好?

一、失控的数据

数据(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几乎令人绝望,不仅是对个人而言,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

虽然所有人都认为个人对数据的权利无可厚非,但如何去保护这样的权利却是难以落实。几乎所有人都要饱受数据泄露之苦,也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因为法律为数据保护设定的“过高”要求叫苦不迭,认为增加了合规成本。当前,无论是中国、美国或是欧盟,各国(区域)法律关于数据收集、使用大都以用户的“知情-同意”为合法的基础,可以说“知情-同意”是当前数据保护领域最为重要的基石之一。

在“知情-同意”的背后,是用户对厂商的授权,授权厂商根据用户“同意”的内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但这样的同意机制导致了各方关于数据保护问题的绝望。一方面“同意”形同虚设,少有用户会去关注自己到底点击同意了什么;另外一方面,在一些场景下,获得“同意”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公共场合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对人脸影像进行商业性的收集、分析,几乎没有获取用户同意的可能,因此旧金山严格限制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而在更多情况下,用户所面临的是如果拒绝提供个人信息,厂商则会拒绝提供服务。

在数据利用的法律关系下,厂商草拟的“隐私政策”是核心的文件,厂商通过“隐私政策”向用户告知数据利用的范围与方式,用户点击同意。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协议几乎无人阅读,而“隐私政策”本身也佶屈聱牙,难以理解。况且,对用户来说读与不读又有何差异呢?因此,各国的“隐私政策”都更像是一份为了应付监管,而非构建与用户之间法律关系的文件。因此,“知情-同意”的窘境是用户个人在很多时候既不知情,也没法不同意。而在此之上构建的数据经济大厦,有必要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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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入轨:法律能够为商业航天做些什么

在电影《流浪地球》中,导演“煞费苦心”制定了一部《流浪地球法》,作为地球在浩瀚星河中迁徙的基本法。根据《流浪地球法》,联合政府不仅可以征用车辆,人工智能还可以对空间站进行管理,堪称基本大法。在现实中,地球无需流浪,法律就已然深入太空与航天活动。而随着商业航天的兴起,法律服务也开始越来越多参与到了航天的征途。

一、太空法律的框架

航天活动的法律起点是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入轨后,美苏冷战背景下成立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科学技术于法律两个自委员会,可见从创设伊始法律就在太空中不可或缺。

196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号称“太空宪法”。世界主要航天强国均已签署并批准《外层空间条约》。《外层空间条约》规定了从事航天活动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根据《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规定,在外层空间的活动,不管是由政府机关或商业机构开展,都由该政府机关或非政府社团所在的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因此商业航天活动同样会受制于《外层空间条约》。

除了《外层空间条约》,太空基本法还包括:1968 年制定的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空间物体的《营救协定》; 1972年制定的为处理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提供相对详细的法律制度的《责任公约》;1975 年制定的开创空间物体的国内和国际登记双重系统的《登记公约》; 1979年制定的《月球协定》。

在2018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将《航天法》列为“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有望在近年初见端倪。法律法规的暂时缺位让行政主管部门在商业航天管理领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主要由国防科工局、工信部与国家航天局(隶属于工信部)负责太空法律的相关事项。国防科工局主要负责火箭发射事宜,工信部负责卫星通信管理,国家航天局负责负责对航天活动实施行业管理,使其稳定、有序、健康、协调地发展。

国家航天局下设的法律中心成立于2017年,依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理工大学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开展航天领域法律问题研究,支撑国家航天局航天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航天法治战略和顶层规划论证;承担有关航天领域法律及相关条例、规章制度研究起草工作;参与航天法律与政策研究的国际合作;承担国家航天局日常法律事务工作,为国家航天局法治航天建设提供咨询;组织开展航天法律政策的国际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等。另外,中国空间法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由国家有关部门和空间法学研究机构、空间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机构及空间法律政策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组织。

二、从宇宙飞船到法律服务

虽然不算“法网森严”,但既然有了法律与管理部门,就需要法律服务的存在。而航天活动因为其特殊性,航天法律服务也自然与众不同。国家所从事的航天活动不问,更多的法律服务会来自于商业航天市场。

钱学森在返回中国后,所做的贡献远不止于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以及火箭与导弹研究领域,还有系统工程论的建立。航天活动的复杂性要求对整个航天流程进行精准的控制,尽管人类开启航天时代已经有60年,航天仍然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事业,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而且补救的机会微乎其微。对于国家主导的航天活动,可以在总指挥、总设计师两条线通过行政手段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控制、协调。对于商业航天,只能够通过合同对生产、组装、发射与运营环节进行把控,这无疑对合同的起草、实施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对法律与航天任务的流程有着深刻的理解。

商业航天的投入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运载火箭与卫星。如果不考虑太空旅游,则几乎所有航天活动的目标都是把卫星送入轨道,再通过卫星提供某种类型的产品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的合同需要签署,比如:卫星厂商需要根据卫星的重量选择合适的火箭进行发射,与运载方签订协议。不同于一般的运输协议,运载方在商业航天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议价能力,对卫星的技术规格、重量、尺寸可以提出详尽的要求。目前我国主要是由长城公司(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商业发射、卫星系统以及从事空间技术合作的商业机构,长城公司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而随着民营火箭厂商的兴起,卫星发射可以选择的运载方选择也会越来越多。

合规也是商业航天中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美国“沃尔夫条款”的存在给本已非常敏感的合规工作增加了难度。“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与中国开展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甚至禁止美国航天局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虽然这一条款并不涉及商业合作,但在商业航天的流程中离不开官方或多或少的参与,需要谨慎处理。另外,鉴于火箭技术与弹道导弹技术具有高度的可转化性,也是出口管制的重点。长城公司在出口控制方面专门设立了出口控制委员会,下设出口控制办公室,并明确各单位总经理是本单位出口控制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在本单位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出口控制规章制度、政策以及各项出口控制清单。

除此以外,传统的法律服务同样为商业航天所需要。以劳动法为例,航天系统的人员在离职加入商业航天企业时可能会有脱密的问题,比如在2018年9月,张小平从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离职加盟蓝箭,一时沸沸扬扬。除了劳动法,商业航天也需要融资方面的法律支持,随着SpaceX带来的促进效应,商业航天的商业价值开始逐步体现,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中国的商业航天领域,而商业航天企业也有着一轮轮的融资需求。在2019年2月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发改委鼓励外商投资商业航天产业的上下游各领域,包括:航空航天用新型材料开发生产,运载火箭地面测试设备、运载火箭力学及环境实验设备,民用卫星设计与制造,民用卫星有效载荷制造,民用卫星零部件制造,星上产品检测设备制造,卫星通信系统设备制造,民用卫星应用技术等。诸如此类传统法律服务的需求不一而足。

三、To Infinity and Beyond!

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塑造了前所未有的海洋规则与国际法体系,让主权、贸易权有了新的含义(详见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伴随着大航海时代,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为当代股份有限公司与股票交易的滥觞。在大航海时代,风险投资者是各国的王公贵族,高风险、高收益的海上贸易也极大地使得保险行业得以创立并发展。如此的改变在航天时代一定会再次上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SpaceX“资深合同官”(SR. CONTRACTS OFFICER)的招聘职位说明中,有一句令人激动的职位描述:“As a member of our team, you will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pe the future through first-of-their-kind inter-planetary space contracts.”对于法律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工作能够比参与到航天法的工作中更振奋人心的事业了。当航天时代的帷幕徐徐拉开,商业与法律的面目一定会被革新。航天行业并未处在“蓝海”或者“红海”,而是一片漆黑的深空,每一次发射,每一次协议签订都可能成为航天时代规则的基石。

Magna Carta

本来就知道大宪章要来巡展,也听闻了些新闻,说是在上海计划到上海中心内的观复博物馆展出。只是展期临近,反而没了消息,我也就将此事抛到了脑后。而早上上自习时收到友人提醒,说今天大宪章在上海展出,这才恍然大悟,匆匆在微信上报名。好在赶上了末班车,预约到了晚上参观。

展览地点在嘉地大厦的英国中心,坐地铁倒是很快就到了。向公众开放时间只有一天,所以也算是赶了个晚集。 继续阅读

1954年的《司法工作手册》

春节假期,在家中翻出来一本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在1954年3月编印的一本《司法工作手册》,毕竟我现在也算是法律从业者,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法律的好奇。

我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律没有太多印象,我知道当时有一个废除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规定,还知道1954版的宪法及婚姻法。还有就是在一些劳动法的案件中,需要引用1950年代的一些规定,仅此而已。

《司法工作手册》不是公开发行的书籍,红色的封面上就写明了“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整本书使用繁体中文竖向排版。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对于现在的法律人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名词,1951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制定,废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设置。而到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在深圳与沈阳设立了两个巡回法庭。

像所有改革开放前以前的书一样,这本手册的扉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主席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

目录中,所有的法规被分为:总类、选举、惩治反革命、惩治贪污、国营厂矿、企业、私营企业、劳动、税务、土地、婚姻、房屋、债务、继承、民族政策、禁烟禁毒及其他等十四类。

在总类中,第一篇不是任何法律或规定,而是“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就是当时的宪法性文件。

长期以来我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在1978年以前只有《宪法》与《婚姻法》两部法律,但翻阅这本工作手册,发现当时的法律远不止这两部。当时至少还有《工会法》、《土地改革法》两部法律。值得一提的是,《工会法》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而《土地改革法》是由政协会议提出草案,再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泽东主席签署。《婚姻法》则是仅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施行。

另外,《人民日报》也是当时的法律渊源,其中收录的《作好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人民团结推动生产建设》出自1954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对某些反革命罪犯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出自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的信箱栏目。

我只是草草翻阅这本工作手册,难免挂一漏万。如果有机会对这里面的文件认真研究一番,或许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律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解现行法律的“前世今生”。

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限制与歧视

中国裁判文书网

最高院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免费公开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尽管中国不是案例法的国家,案例依然对诉讼实务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尤其是上级法院所做出的裁判。当然更不用提公开裁判文书对于普法、司法公开的贡献了。

但是,在每篇公开的裁判文书下,都有如下公告:

公告

公告中的有关条款不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法院的裁判文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司法性质的文件”,依法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即不享有著作权。

法院做为司法机关,享受财政拨款,对已经公开的裁判文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让法院有权限制裁判文书的使用。而裁判文书网不仅从技术上限制对有关裁判文书的复制(网页中加入了脚本禁止选择文本、禁止使用右键),还在公告中禁止商业性网站链接到裁判文书库,禁止建立镜像,禁止复制、传播有关裁判文书。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裁判文书,但无权对这些处于公共领域的裁判文书进行垄断。任何人都应有权链接到裁判文书库,并且任何人都应有权建立裁判文书库的镜像,任何人都应有权复制并且传播裁判文书库的信息。因为对有关裁判文书的链接、复制、传播才是裁判文书公开的真正目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裁判文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监督法院的所作所为。相信这也是最高院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初衷。

裁判文书网的公告中特意提到了商业性网站。但事实是,商业性网站可以对裁判文书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像北大法宝、万律这类网站,都可以在有关判决中所引用法条加入链接,让用户在阅读判决书时可以直接点击查看有关法条,方便用户使用。故裁判文书网无权、也不应对商业性网站特别歧视。

当然开放链接、复制、传播后会对裁判文书网的服务器增加更多负担,需要更多的开支。但我相信这比开支是不可节省的。提供更多的渠道让人们解除裁判文书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因此,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应去掉有关禁止性的公告,欢迎各类用户使用、传播、链接、复制裁判文书。

In memory of Aaron Swa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