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势,是为何物?

近一年没看《读书》了,现在重拾此刊物,在2月刊上读到一篇李晓东的《古埃及传奇与历史大势》,颇有些意思。我试着总结一下书中观点:

这篇文章提到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但是因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挑战,对生存危机的抗争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如此,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鲜有能力对抗大自然的残酷,任何风吹草动(洪水、干旱、疾病、严寒等)都可将一片区域内的人类文明完全抹杀。

面对如此情形,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生育。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女神崇拜”的起因,那个时期的雕塑多是女神题材。考古学似乎也在支持这一说法,早期文明中生殖崇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少见,在雕塑中,多是以夸大乳房或下体。甚至还有双性人这样的作品,比如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马家窑出土“裸体浮雕彩陶壶”,其中人物为双性人,制作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而母系氏族,可能也是这种崇拜的表现(没具体考究)。

裸体浮雕彩陶壶

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来自繁殖的不断减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加,人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落发展,所以人类文明进入英雄时代,黄帝、炎帝即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顺便说一句,黄帝真正埋葬地并不在陕西黄帝陵,而是在河北,在古代某朝由于战争失利丢掉河北,故在陕西另建黄帝陵。所以虽然陕西的黄帝陵没有黄帝尸骨,但却受到历朝的认可。

“历史没有停留,人类继续发展”。部落开始演化为国家,国家间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只有在屈服,或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时文明的主旋律是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在那时通常是指人口、耕地、战争等内容。能够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国家便是文明的主宰,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以上各方面超越其余六国,进而同一中国。在《商君书》里,只围绕两点:耕/战。便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我的废话: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甚至从未放慢。而其中大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我没兴趣谈现在的历史大势为何物。可是当你李鸿章、李中堂为了督促清廷改革,就曾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亦然。

幻想中的法律:冰与火之歌

比武审判

《冰与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是当下最出色的奇幻小说,也许还是史上最出色的奇幻小说,情节发展总能出乎你的意料。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写完,预期全套七部现在只完成了五部,而且剩余两部能否写完也让人怀疑,更何况其漫长的连载时间让人怀疑第六部的推出是否也遥遥无期。

《冰与火之歌》中构筑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其中最有意思,也是最值得留意的就是『比武审判』(Trial by Battle),在书中多次影响剧情的走向。比武审判顾名思义,就是双方通过一对一的较量决定审判结果,赢家通吃,胜者为王。

在小说中:

  • 『比武审判』可以在审判前或审判时提出;
  • 『比武审判』的请求可以被否决,但领主和皇室几乎不考虑否决比武审判的请求;
  • 如果提出请求,比武审判可能被转化成『七子审判』。要求『七子审判』的请求通常也不会被拒绝,但『七子审判』十分罕见,往往100年都出现不了一次;
  • 『比武审判』由双方决斗,但双方均可以选择“代理骑士”替自己战斗;
  • 当一方认输或被杀,或控方收回起诉,抑或被告承认自己有罪时,『比武审判』结束。

具体再来说说极为罕见的『七子审判』(Trial of Seven):『七子审判』与『比武审判』类似,都是两方决斗,但『七子审判』由双方各出七人对砍。之所以是七人,是因为当地的“七神信仰”(七神分别是天父、圣母、战士、少女、铁匠、老妪,和陌客)。当地人认为“假如两边都有七位斗士参加的话,如此七神便能感到他们的崇敬,也乐于在审判中做出他们的判决”,而且“也许七神仅仅不过是想看场剑术表演”。当然七个为你参加比武的人并不容易凑齐,但“如果你是无辜的,那么一定会有好心人为你而战,假如你找不到人,那就说明你是有罪的。这还不够清楚的么?”

『比武审判』并不是作者单纯臆造,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尤其流行与中世纪,近代也不罕见,死于比武的名人不少,比如普希金,尽管大多数法律禁止决斗/比武。

『比武审判』之所以能够出现并为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它也是寻求司法正义的一条通路,尽管现代人认为这多少有些荒诞。司法的作用并不只是寻求正义,同样也要维护秩序。而在古代,司法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筹莫展的,不考虑其他因素,公正司法不可避免的需要充足的证据,但证据的收集在古代谈何容易,很多情况下基本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想想我们现代的法医学、DNA证据、监控录像、指纹对找到真相有多大的帮助吧。

所以,在古代甚至还出现天罚神判,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寻求真相。尽管很多时候的审判并非发现真相,把巫婆扔到河里和决斗能发现什么真相?冤枉被告,但是社会往往却对这种审判结果表示满意,认为总算是找了个人去承担责任,正义得到了伸张。不至于导致受害人家属与被告家属之间的无限制冲突,让双方都偃旗息鼓,免得去私立救济。

因此,『比武审判』并不是什么荒唐的程序,尽管无助于寻求真相,但对小说人物之间的实力排行提供了有力依据,并且成为剧情发展、转折的巨大动力。这里,我只是希望马丁老师早日完成《冰与火之歌》系列。

曾经长安:护国兴教寺

我对于兴教寺早已耳闻,一直打算前往瞻仰,只是去年深秋才有机会得以前往。护国兴教寺因玄奘法师的舍利而出名,而寺庙本身就是因为玄奘的舍利置于此处而建。玄奘法师是在铜川的玉华宫病逝,根据玄奘的遗愿:

吾来玉华,本缘《般若》,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等遣吾,宜从俭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

根据其遗愿,最早葬于被葬于白鹿原上,后迁到少陵原上,据说距离长安城太近,总是惹的皇帝大臣悲伤,最后又被迁到樊川北原,也就是今天的位置。然后兴建『大唐护国兴教寺』,算是看护设立,该寺也成为樊川八大寺之首。

兴教寺在半山腰,沿这条路上去便是。

庙门口往山下望,能看到秦岭/终南山,其可谓“山涧僻处”。 继续阅读“曾经长安:护国兴教寺”

幻想中的法律:星船伞兵

星船伞兵

最早想到这个题目,是在知乎上看到有人问:『你看过的幻想小说(科幻、奇幻、玄幻)或电影中有哪些奇怪的法律或者法則?』。感觉颇为有趣,或许可以稍微深入一些,而且值得这么做。对未来的幻想将有助于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帮助我们看清法律,至少我认为如此。

幻想小说(科幻/奇幻)总是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著称,文学水平往往都要退而退而求其次。所以这也是幻想小说的魅力所在,超越我们想象的极限,让想象力肆意奔腾。但好的幻想小说都不可能是胡思乱想,相反,好的想象力总是令人信服的,感觉它就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能够自圆其说。

《哈里·波特》中的魔法部制定了大量约束巫师的法律,感觉真的就是那么回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让我们感觉这必须要有。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这次要说的是Robert A Heinlein《星船伞兵》(Starship Troopers),其地位只要知道电影《星舰战将》和Blizzard的电脑游戏『星际争霸』都有其身影就足够了。

这里不是要谈论《星船伞兵》的情节,而是要说其中构建的社会制度:未来的某时,地球联邦由军人掌控,而只有服过兵役的人才具有公民权,其他平民则无公民权,不能投票,不能教授政治课。为公民权设置门槛,从历史上看,公民权一向是有门槛的,当代也不例外。限制公民权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出身、财产、纳税、信仰、智力、年龄……而现在最为流行的是靠年龄来限制,书中就以未来人的口吻提到:有什么理由相信一个30岁的蠢货比一个15岁的天才更能履行公民责任呢?

为什么会设定由军人统治呢?作者认为是因为责任

允许不负责任的权利就等于散布灾难的种子,而让一个人为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事承担责任则是盲目的愚行。没有限制的民主不稳定,原因便是公民们可以随心所欲行使这种无上的权利,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只有等到悲剧酿成时(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才会明白自己犯下的大错。我们独有的‘投票税’,任何一个公民必须支付,但这种事却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过去的投票者拥有近乎无限制的公民权,却没有人检查他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如果他投票作出了荒谬的决定,那么灾难就有可能发生,这就是他的责任,不管他愿不愿意承担。他带来的灾难将把他和他的没有根基的社会体系一并埋葬。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体系只有些许不同;我们的民主不受种族、肤色、信仰、出身、财富、性别或是犯罪记录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短短的并不十分艰辛的服役期――对于我们的穴居祖先来说不过是一场轻松运动而已――来赢得公民权。但就是这小小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机制可行,因为这个机制符合实际,而别的系统的本质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公民权是人类权利中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必须保证,那些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应该敢于付出最大代价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求任何一个想要行使公民权以控制这个社会的人押上他的生命――必要时牺牲生命――来拯救社会的生命。由此,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大责任和他所行使的最高权利相互对应了。阴和阳,完美对称。

也正是因为小说中的这种观点,作者也被认为有法西斯倾向。因为二战时期的日本确实如此,所以才被称为军国主义。当然军国主义日本的下场并不好,结局大家都知道。而日本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军队的统帅地位。

不同于二战时期的其他国家,军队对政府/党负责,日本军部并不受制于政府或者党派,而只受制于天皇。本来说,“战争应该是政治的延伸”,而日本军部强大的势力却让政治成为战争的延伸,政府形同虚设,导致战争完全没有目标,不知道何时停止。不断出现中下级军队抗命,使战争升级的事件,看看日军的军事冒险,很多甚至没有得到军部的同意,甚至后来不得不把美国拉下水。

这就是军政府的结果,至少是后结果之一。并不怎么美好,不过我相信,如果《星船伞兵》继续写下去,书里的地球联邦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韩寒诉方舟子的法律问题

韩寒诉方舟子

从路金波的博客上看,韩寒将其与方舟子的矛盾上交法院,起诉方舟子侵犯韩寒的名誉权。网络口水战、“粉丝”大战已经上升为法律问题。

对方舟子来说,侵犯名誉权的诉讼并不陌生:2006年,肖传国就曾以名誉权受损将方舟子告上法庭,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方舟子赔偿肖传国精神抚慰金3万元,刊登道歉。二审上诉,基本维持原判。同样的案件,肖传国在北京的起诉被驳回。

现在还不清楚韩寒是以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来起诉方舟子,民事诉讼中韩寒可以以名誉权受损为由起诉,而刑事诉讼,则是诽谤罪。所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是刑事诉讼法中不多的受害人可以自行进行诉讼,无需检察院介入的罪名。

而民法中的名誉权,在中国的“民法通则”中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此案很难上升到刑事诉讼的高度,多是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

对于名誉权诉讼,并不是新鲜的话题,去年一本由盒饭老师翻译的畅销书——《批评官员的尺度》,就是关于美国的警察局长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当然中国与美国法律体制不同,与此次案件事实不同,不可能使用美国的法律,更不可能直接援引这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距离我们并不如想象中的遥远。

在十年前“范志毅诉《东方休育日报》案的判决”中,法院一方面认为“新闻媒体发表稿件,负有审查新闻来源真实性,防治侵害他人名誉权的积极义务。”另一方面,法院认为“新闻报道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苟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原告涉嫌赌球的传闻在被告未作报道前,已在社会中流传,被告正是为了求证这一新闻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才作出了包括争议报道在内的一系列调查式报道,争议报道中没有对原告进行批评、诽谤,不存在恶意,故其行为也无违法性。”

在判词中更是肯定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被告的新闻报道是以为社会公众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目的,应当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报道是被告处在“世界杯”的特定背景下,遵循新闻规律,从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出发,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而采写的监督性报道。关于原告赌球的传言,从表面上看,是涉及原告个人的私事或名誉,但原告这一私事或名誉与社会公众关注“世界杯”、关心中国足球相联系时,原告的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然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被告作为新闻媒体,对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行调查,行使其报道与舆论监督的权利,以期给社会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并无不当。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韩寒的诉讼与范志毅的诉讼同是在上海法院进行,虽然中国不使用判例法的制度,但是其中法理并没有过期。当然在范志毅案中,媒体后来澄清范志毅未有参与赌博的报道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判决的结果,而“韩寒诉方舟子案”截止到目前,方舟子都没有认错、道歉的打算。

方舟子本身不是媒体,是使用微博/博客平台进行更新,但即使是党报,也肯定微博在促进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等方面功不可没。而方舟子的180愈万粉丝受众,影响力显然大过现存的大多数媒体。毫无疑问,韩寒是公众人物,自少年作文成名,作品读者众多,更是了不起的赛车选手。所以,其“私事或名誉就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之事,而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韩寒有接受监督的义务,同样也有对其的攻击进行诉讼的诉权。

毋庸置疑,在微博上传播谣言、诽谤他人、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言论的自由不包含这些内容。但另一方面,方舟子的行为能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传播谣言、诽谤韩寒、侵犯韩寒的名誉权,其行为或只是行使监督、质疑的权利,都是考验法院智慧的问题。

各种权利之间并不是和谐相处,西谚有云: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你的名誉权的果实可能是他人监督权的毒药,反之亦然。这次,上海的法院或许会给名誉权与监督权划上一条清晰的边界。希望法院能拿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