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网络法

法律合规视角下的等级保护条例

一、重装上阵

近日,公安部发布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保护条例”),等级保护制度的更新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自从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生效以来,各种配套法规不完善一直为各方所诟病,而等级保护制度作为《网络安全法》中的核心制度之一,更是迫切需要尽快完善。

等级保护制度可谓历史悠久,早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就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实行安全等级保护,随后有多部法规、国家标准对信息安全进行了规定。因此,等级保护虽然需要完善,但并不是一片空白。在《网络安全法》生效后,就有大量因未履行等级保护义务而受到处罚执法案例。

《网络安全法》生效前等级保护是指“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直到2013年开始《网络安全法》提上议事日程,“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才取代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从“信息”到“网络”的转变,从侧面反映出保护对象从硬件中的信息拓展至信息的载体。

在保护条例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是“网络运营者”,也是《网络安全法》中的常见概念。因为“网络”的范围是如此之宽泛,导致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可以被划入网络运营者的范畴,故等级保护制度有必要得到所有单位的重视。

在保护条例中,对《网络安全法》中部分义务进行了扩张,比如安全技术措施在《网络安全法》中只是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的义务,在保护条例中将该义务扩张至所有的网络运营者。虽然同步进行安全保护是应有之意,但保护条例如此规定仍有越位的嫌疑。 继续阅读

区块链证据获法院认可:起跑很棒,但这是跳高比赛

2018年6月28日,杭州市互联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进行公开宣判,首次对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并明确区块链电子存证的审查判断方法。

简而言之:

原告公司为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前,直接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对侵权网页进行了自动抓取及侵权页面的源码识别,并将该两项内容和调用日志等的压缩包,计算成哈希值(可理解为对数据进行压缩后产生的随机固定字长数据值)上传至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作为证据保存,并在起诉时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

法院认为,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自动抓取程序进行网页截图、源码识别,能够保证电子数据来源真实;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可靠性。

对于区块链存证来说,看上去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仅此而已。这和法院认可数字签名、加密存证没有太大的区别。 继续阅读

裁判文书中的比特币

一、背景

随着2017年9月4日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ICO(首次代币发行),比特币,比特币作为“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早在2013年底,在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时就一度引起比特币排山倒海般的大跌。在“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中,明确了“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虽然否定了比特币的货币属性,但承认了比特币的商品属性。而2017年9月8日,中国证券报援引接近监管人士报道称

除了非法经济和勒索,目前基本没看到比特币的实际应用;用比特币洗钱可以绕过管制将资金转移,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还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针对这种行为应尽快出台监管措施;取缔比特币交易平台,并非是取缔比特币。取缔平台是取消比特币与法币大量兑换的通道。

近期状况频出的ICO,为了规避非法集资的定义,纷纷设定需要通过比特币才能购买代币,寄希望于比特币能够发挥流通(货币)属性发挥作用,也难怪被“一刀切”禁止,甚至连累比特币也面临被禁封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比特币到底是什么,具体的交易规则是怎样就愈发值得关注。

2016年年初的时候, blockchain (长铗)等人拉着我一起写了本名为《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的书,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区块链资产(如比特币)的合法性,我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区块链资产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时并没有什么案例支持,只能简单从合法性的角度简单分析,但今天关于比特币已经有了上百个案例,这些案例为审视比特币的属性与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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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与法律人

若干年前,当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人们对于网络空间的尚存疑虑,尝试做“网络生存”的实验,看能否只利用互联网而生存。而到了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是重心所在。就我个人而言,除过睡觉的时间,我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在线下的时间,计算机、平板电脑、手机占据了我的整块时间与碎片时间,已经到了离开网络就无法生存的时代。

相信大多数法律人的情况也都与我无异,至少在工作中无法离开网络。对于法律人来说,网络空间不光给我们现实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网络空间中也提供了大量新的课题供法律人去解决。

一、作为现实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互联网

长期以来,司法的不透明都是法律取得公信力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借助互联网,司法公开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裁判文书上网、庭审上网直播、失信被执行人上网、破产信息上网等措施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最高法院在司法公开方面的努力,也确实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快播案因为直播所引发的讨论以及公众对司法的关注不亚于任何一部热播的律政剧,而裁判文书的上网更是让法律大数据成为可能,成为了法律行业的“基础设施”,君不见裁判文书公开网养活了多少法律领域的创业企业。

除了司法,网络空间也正在重新塑造律师行业。律师们从未排斥过网络空间,网络也一直都是律师们的宣传阵地,从早期的个人网页、律师黄页,到近年来的博客、微博、知乎都有律师活跃的身影,律师们从来都未曾吝惜过在网络上发表观点,用专业、扎实的法律知识来宣传自己。律师的每一次发声都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宏亮,这种声音未必会迎合公众的喜好,也可能冷酷无情,但总会让这个“浮躁”社会多一分理性,多一个视角。

网络空间作为工具也未曾亏待过法律人,太多的技术是基于网络而诞生。浙江法院开始将语音识别技术用于庭审记录中,最大程度减轻书记员的工作。郑州中院探索利用微信召开“庭前会议”,尽管引起了相当的争议,但不失为提供司法效率的一种探索。浙江永康检察院在庭审时探索使用远程指挥系统,获得了场外援助的机会,这让律师们也忿忿不平。律师作为离市场最近的法律人群体,对网络空间的运用更是近水楼台。律师推荐平台有望帮助律师获得更多的案源,法律文书数据库方便了律师的案件检索与研究工作,各种专家系统、人工智能让律师的工作更加高效。还有各种律师合作系统,法律新媒体,都给法律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二、新空间的法律问题

网络是一个新的空间,从最初的“无主之地”逐渐发成为现在“九龙治水”的场所。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太多的关于网络领域的法律、法规被制定出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网络安全法》,网信办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制订了关于网络直播的规定,最高院与最高检出台了关于电子数据证据的规定,国家测绘局颁布了网络地图的使用办法,关于网贷更是引起了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与网信办的共同出手,不一而足。网络上的法规之稠密,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看看发改委所发布的《互联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一批,试行版)》(征求意见稿)就可以窥探一二。

每一部法律法规在颁布以后,都可以看到各个律所的微信公众号在狂欢,第二天就开始忙着对法律法规进行解读分析,甚至连征求意见稿都不会放过。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当然不会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去对法律进行解读,律师们的客户,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非互联网行业,对于涉网法律法规的解读有着天然的需要。网络空间的法规已经不止是会影响到互联网行业,非互联网行业同样关注,因为没有行业不使用互联网。电影行业在使用互联网进行融资,工业企业在寻求使用机器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电器生产商在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智能化,金融业在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可行性……

结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五点主张:

  • 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
  • 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
  • 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 保障网络安全
  • 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这五点主张每一项都与法律有关:《网络安全法》对基础设施的保护专门进行了规定;网信办、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网络文化的繁荣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定;P2P金融与校园贷的盛行给网络经济带来了活力但更多的是风险,合规成为了律师的大生意;《网络安全法》是今年的热门法律,正式颁布前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网络空间的基本法律;而促进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则更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每个法学院的学生都可以就此写上几篇文章。

三、网络空间——需要法律的秩序

网络空间曾经是冒险者的乐园,但不可能一直如此,如果希望让网络空间吸引更多的人入驻,提供安全、有序的环境是唯一的选项。而提供安全、有序的环境无法离开法律与法律人,当然法律人的进驻并不会轻松,这其中的难度甚至高于拿到纽约的律师资格,因为网络空间的环境与以往任何空间都有不同,规则也不相同。

在中学,所有人都被要求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日后会去做数学家、桥梁工程师、药剂师或者去生产化肥,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运行的基础是什么,是进化论、牛顿三定律、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现实世界,这是现实空间中生活的常识。

而网络空间的常识与现实空间的常识不同,它是以代码为基础进行构建的。在网络空间中,最基本的规则的不是牛顿三定律,而是TCP/IP协议、DNS协议这样的网络协议。俗话说入乡随俗,入驻网络空间,制定、运用好网络空间的法律,当然要先了解网络空间的“基本法”才行。

网络空间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技术在很多时候能够自行解决问题,但更多的时候,需要与市场、法律等因素进行合作(劳伦斯·莱斯格著,《代码》)。而作为参与者,法律人必须要理解网络空间的基本规则,所以我才会建议过法律人可以去学习编程,这不是让大家成为程序员,而是因为编程是理解网络空间的捷径,没有什么比参与建设更能理解网络空间的途径了,哪怕是最基础的计算机语言也可以帮助法律人去理解、适应这个新世界的规则,真正成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

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s kill all the lawyers.

——Henry The Sixth, Part 2 Act 4, scene 2, 71–78

对于人工智能,人们总是既期盼又忧虑,期盼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忧虑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的“终结者”,让电影中的可怕场景成为现实。虽然没有人会知道“奇点”(人工智能彻底超越人类智能的时刻)何时会到来,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让所有职业都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刻。

对于法律人来说,哪怕不把视线投得那么遥远,现实一些来说:当法律咨询开始基于IBM的Watson技术,当腾讯财经与新华社开始使用自动的程序写新闻稿,当德勤的合同审查工作开始交给人工智能,当Dentons开始为人工智能程序提供素材……面对这些技术变革,法律人没有理由再置若罔闻。

一、已经降临的未来

2011年,IBM公司的Watson参加综艺问答节目Jeopardy。该节目的比赛以答案形式提问、提问形式作答,问题设置涵盖历史、文学、艺术、流行文化、科技、体育、地理等多个领域。在节目中,Watson击败人类选手获胜,并展现出了对自然语言惊人的理解能力。

Watson的技术后被运用于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多个领域。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公司基于Watson技术开发的智能法律助手ROSS,用以直接回答用户所提出的法律问题。Dentons也意识到了ROSS在法律服务行业中巨大的潜力,开始为ROSS重点提供破产方面的法律数据。

ROSS使用Watson提供的接口(API),结合自己研发的算法LegalRank——一种在Google的PageRank算法上进行改良过的算法。Watson现在可以回答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像“企业破产后是否可以继续经营这样的问题?”ROSS可以立刻给出一个回答,而不是呈现一堆搜索结果。对于给出的回答,用户可以选择“点赞”或者“不同意”,系统会不断根据反馈对算法进行优化。

根据Watson的工作原理,在提出一个问题后,Watson大致上会根据以下原理进行回答:

  •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去理解问题的语法及文本
  • 通过评估问题所有可能的含义来确定问题是什么意思
  • 从数以百万计的文档中找出数以千计的可能答案
  • 收集材料并根据评分算法给所有的材料进行评分
  • 根据支持材料的评分对所有的答案进行排名
  •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这种回答问题的思路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实际上这就是法律人在回答法律问题时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

  • 对问题本身进行理解,拆解成法律问题
  • 进行法律检索,从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及案例中找出与问题相关的材料
  • 根据筛选出的与问题相关材料,结合自己法律知识及经验回答问题

Watson的工作原理就是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观察、学习、组织语言、处理数据、得出结论,即“像人类一样思考”。不同的地方是,Watson与ROSS的思考速度远胜于人类。并且计算机程序具有几乎可以在瞬间遍历各种数据库的优势,对于人类来说繁复的法律检索对人工智能来说其实无比轻松。

目前看来,这一类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解决法律问题时至少有两个技术障碍需要解决:一个是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另一个是法律人积累的经验、思维方式如何被转化为算法。

实际上,这两个技术障碍并不是人工智能进入法律行业所独有的,而是人工智能在渗透每个专业领域时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在处理法律问题时这两个障碍会尤为突出。

对于第一个技术障碍,人工智能需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理解用现实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并给出基于自然语言的答案,而不只是检索的若干结果。像苹果的Siri或者微软的Contana就是自然语言技术的运用成果。只是在法律问题时,我们的需求会远不止“请帮我找到宪法第X条”这么简单,问题本身就会异常复杂。很多时候律师们在第一次会见当事人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搞清楚问题是什么上,而这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理解复杂问题会更加的困难。不过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障碍,随着各种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所获得的反馈也会越来越来多,有助于推进自然语言识别技术的发展。

对于第二个障碍,虽然法律人向来对自己所谓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 Like a Lawyer)颇为自豪,但这并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只要能够理解问题的含义,经过对大量公开裁判文书的分析,并不难找出问题所对应的法律依据,如果能够处理得当,人工智能就可以给出一个得当的答案。如果在未来数年真的出现了可以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工智能,我并不会意外,因为司法考试的习题有标准答案(而且大多是选择题),答对并不困难。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真正困难的工作可能在于大量现实中的法律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对于法律问题的解答需要在包括利益、人情、机会等各方面的权衡,需要具有真正理解现实社会的能力,这对经验丰富的律师来说都未必是简单的工作。

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此次围棋人机对战中战胜李世石的AlphaGo的技术上获得借鉴。AlphaGo使用了不止一个“大脑”,不仅可以计算每一步棋的最佳概率,还具有判断棋盘上整体局面的能力,并以此协助每一步棋的选择。因此AlphaGo在策略选择上就具有优势,或许这正是解决复杂法律问题所需要的,对问题本身可以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不过这只是一个思路,法律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胜于围棋,不止局限于黑白两方参与博弈,甚至有些案件的胜负都尤难判断,诉讼的目的也未必是胜诉。这显然是人工智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我也期待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借助人工智能来协助工作,反而可以让我们发现法律服务新的维度。

二、法律人的明天能咋样

因为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让法律服务这样的专业服务行业的前景看上去一片灰暗,稍有远见的人都会担心自己的饭碗。即使是不考虑人工智能,对专业知识的整理与归纳就足以让专业的门槛不再高不可攀。以国内的法律服务行业为例,一个叫做“推之”的微信服务账号就可以实现对交通事故纠纷、劳动争议、以及婚姻家庭法律问题的检测,用户可以层层选择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系统则会将预设好的答案告诉用户。这种服务实际上以及涵盖了大量常见的法律咨询的内容,打磨得当的话会让律师免于常见、简单法律问题的咨询。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律人又能做什么?

在《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叫做The End of Expertise,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如果真正的专家在市场上不再具有优势地位,并且传统的展现专业技能的方法被颠覆,那专业人员又该如何?该文章的答案使用了The Trusted Advisor一书中提出的信任公式。信任对于专业服务来说至关重要,可以帮助专业人员更好地将专业知识传达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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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可信度从来都算不上高,不时出现的“律师为何要替坏人辩护”这样的声音就可以见识到人们心中法律人的可信的有几何。而律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可靠性也远不及电脑程序。值得法律人们为之努力的,看上去只剩下亲和力自我定位两项,这两项是人工智能短时间内无法企及的。

所谓亲和力,没有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真正关心当事人的处境。在信任关系中亲和力的表现是客户与律师双方的博弈的结果,机器人与人类推杯换盏看上去尚需时日,这其中的心理障碍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来打破。

而所谓自我定位,是指自我表现的欲望。当一个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更多地是为了表现自己能力出众,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那么难免会将客户利益的优先级下调,从而影响到用户对律师的信任程度。专业服务的目的在于为客户服务,而不是表现自我,当表现自我或者是证明自己的欲望越强,那么用户的信任程度也就越低。而现在人工智能程序更多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足以和人类媲美,证明自己可以做的比人类更快更好。当然人工智能的自我定位问题也会因为随着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而获得改善。

在与人工智能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的专业能力可能终有一天会被程序所超过,但人类的优势是我们人性:我们的直觉、想象力、判断力、同情心这些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有一天在这些领域人工智能也超越人类,那么人类文明或许就真的走到终点了。但是,不用担心,我们这代人或许都活不到这么一天。在此之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会有新的法律问题出现让我们来处理。

三、人工智能的法律适用

对于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目前来说被摆在台面上的是无人驾驶汽车的道德与法律问题。今年2月14日,Google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发生碰擦,无人受伤。Google公司随后表示无人汽车在此次事故中负有责任。美国参议院也将举行听证会,讨论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方向。就连最新一季的The Good Wife中也有一集专门讨论了无人车的法律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或许会出现需要人工智能产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实际上这并没听上去那么离谱,而且不会超过《产品质量法》的范畴。如果Google无人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中国,那么完全可以适用《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

该条文足以应付短期内的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问题。

但可能终有一天,人工智能的发展会让其具有独立性。编写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代码和我们的DNA似乎会有些许相似之处,在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表述:

基因也控制它们的生存机器的行为,但不是像直接用手指牵动木偶那样,而是象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员一样通过间接的途径。基因所能做到的也只限于事先的部署,以后生存机器在独立操作时它们只能袖手旁观。

随着学习能力的完善,人工智能可能会具有越来越高的自主性,厂商对人工智能的控制也会越发减弱,两个初始状态相同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因为学习的材料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格”。那时,再谈论让人工智能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

四、总结

目前,人工智能会在合同审查、资料收集、尽职调查、材料翻译等领域为法律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并且在工作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工作现在大多是交给低年级律师或者实习生来完成,因此人工智能会最先威胁到法律行业的新人,这部分人群并不具备从事复杂法律业务的能力,而又需要直接面对来自人工智能的冲击。这种影响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律师事务所的用人模式,减少对新人的雇佣和培养。

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那么率先抢占该高地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无疑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者脱颖而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还不能够做到抛开人类来提供法律服务,更多的是会协助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效率。因此,需要律师们积极拥抱新的技术,这并不是说在朋友圈里写作或者分享几篇人工智能的文章就可以的。我严肃认真地建议法律人去抽时间学习编程(参见拙文《为什么法律人应该学点编程》),了解计算机世界的原理,甚至是参与到人工智能研发工作的中去,至少也需要会使用新技术才算及格。

国外各种关于法律技术的发展早已日新月异,在电子证据管理(Everlaw/Cicayda)、区块链文件保存技术(Factom)、预测案件审理(Juristat)、案例研究(Ravel Law)等领域各种新型法律服务工具早已百舸争流,甚至还有各种交流法律技术的论坛(Legal Technology Forum/Legal Tech Asia/ABA TechShow/Legal Tech NY),着实令人羡慕。可能因为国内的法律服务市场还不够大或者经济利益不够多,关于法律技术的研发远远滞后,法律领域的创业公司多是新媒体或者法律服务平台(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好),技术含量高一些的可能也就是与金杜有关联的“理脉”了。

而对于人工智能的案件,更有可能率先出现在无人驾驶汽车或者无人机领域。对于其中责任的划分不可避免需要对涉及的技术有所了解,虽然短期内这样的案件或许还不会太多,但只要出现就一定会刺激到公众的神经。

最后,借用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Life finds a way),让我们对人工智能是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