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隐私政策”有关的几个案例

以“隐私政策”为关键词搜索裁判文书,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案例,值得总结一番。

主要是两块:一块是申瑾诉支付宝、携程案;另一块是隐私政策与用户协议在一起,放在一起,来进行管辖之争。

一、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有两个案子,一个是用户起诉携程与支付宝的,另一个是用户起诉京东。提供了难得的司法视角。尤其是在庞理鹏诉东航案以后,这两个案例均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上进行了拓展。

1.申瑾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案号:(2018)京0105民初36658号

应当指出,在公司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纠纷中,个人相对于具有一定数据垄断地位的公司实体在证据搜集和举证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应顾及双方当事人之间实质公平正义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本案中,申瑾已举证证明其将个人信息提供给携程公司,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信息泄露,已完成相应合理的举证义务。携程公司应就其对申瑾的个人信息泄露无故意或过失之事实负举证责任。现携程公司的举证为两方面,即其在信息安全管理上无漏洞,以及个人信息存在被其他主体泄露的可能性。但从现有证据看,携程公司在信息安全管理的落实方面存在漏洞,未尽到对个人信息负有的信息保管及防止泄露义务,具有过错。至于其他主体获得个人信息问题,涉案信息的传递是因携程公司出于经营需要而发生,携程公司主张其他主体泄露信息,依法应由其进行举证。现携程公司仅提出理论上存在其他主体泄露的可能性而未完成举证。故综合来看,申瑾对于个人信息泄露已完成举证,携程公司提出的主张及举证不充分。综上,携程公司在信息安全管理的落实方面存在漏洞,未尽到对个人信息负有的信息保管及防止泄露义务,具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

通过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中申瑾的财产损失,并非由携程公司直接侵权造成,而是由于申瑾被诈骗分子欺诈所致。但在损失发生的过程中,诈骗分子向申瑾提供了完整的机票行程信息并发送至申瑾留存给携程公司手机号码的手机中,致使申瑾误信了诈骗分子为客服工作人员。这是导致申瑾受到欺骗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这一点理由,在诈骗分子未能被追踪到的情况下,申瑾选择了起诉携程公司,要求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携程公司作为网络运营者,其在本案中的侵权责任出现了个人信息侵权与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侵权请求权竞合的问题,经法院释明后,申瑾选择了以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侵权请求权作为其权利保护请求路径。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有关安全保障义务的规范价值取向,在于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的维护。网络空间是否存在公共性,是我们理解适用该法律条文时的关键问题。网络空间的运行和信息交互活动,与现实场景下的社会性场所、群众性活动有行为模式的相似之处。物理世界中,先存在着一个公共空间,而后产生聚合的公共行为;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打破了传统的模式,先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后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虚拟性成就了网络空间所特有的公共性。网络服务提供者具备开启、参与社会交往服务及给他人权益带来潜在危险两项特征,因此虚拟数字世界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现实世界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一样,应对针对其服务用户发生的侵权负有排除义务,并对未来的妨害负有审查和控制义务。本院认为,该义务的法理基础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所确立的安全保障义务系属同源,法理体系一脉相承。

携程公司作为电商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性表现如下:

第一、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所要解决的是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处理个人信息可能带来的危害。在网络技术条件下,信息处理行为具有天然的规模化、高速化、无限化、深度化特征,信息可快速地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关联、传输和利用,信息被处理和挖掘利用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携程公司在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搜集和维护,获得了巨大的财产收益,从危险中获取利益者应负担制止危险的义务。因此,携程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既然从自己架构的数据系统中获得了利益,就应当对系统危险隐患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携程公司作为知名旅行产品网络服务提供者,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主要个人信息处理者,其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包含了从信息被收集,到被处理和利用,再到传递等一系列行为,其商业行为的获利模式亦主要在于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因此,携程公司对于申瑾订票所生成的个人信息负有信息安全保管及防止泄露、控制危险的义务。第二,从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来看,用户对电商平台保障其消费流程的数据安全具有合理的信赖,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基本安全需求,实际已经形成了用户预期免受第三人侵害的合理信赖利益,因此从保护用户信赖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也应对电商平台提出安全保障的义务。本案中,申瑾正是对携程公司不会违法向第三人泄露机票行程信息的状态产生了合理的信赖,才会对诈骗分子形成轻信,进而导致了财产损失。第三,通过攻击或利用系统安全漏洞实施的侵权行为,具有发生的经常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特点,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系统安全的直接维护者和受益者,对于这类行为无论是在反应机制和技术储备,还是人力财力的支持,都具有高度的应对便利和条件,因此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规范其安全保障责任,将最有利于被侵权人得到合理的救济,也最符合侵权法的整体效率的实现。在此类案件中,负予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保障义务,无疑将推动网络运营主体进行协助追查和收集证据,并提高网络运营主体的防范意识和手段,从而使受害人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具体到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因携程公司违反了网络运营主体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上的安全维护漏洞,导致申瑾遭遇诈骗形成财产损失。本院综合案情及携程公司的过错责任程度,酌情确定携程公司在5万元赔偿数额的范围内对申瑾承担补充责任。针对申瑾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申瑾因携程公司的侵权行为而引发明显的严重精神痛苦,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申瑾主张的赔礼道歉一节,本院依法判令携程公司向申瑾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由本院根据携程公司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予以判定。

2.肖国亮与廊坊京东吉特贸易有限公司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9)京0491民初313号

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诸多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必将涉及交易双方大量信息的采集、保存、管理、使用,原告在京东商城注册时,已经浏览了《京东隐私政策》条款,原告认为“并不太懂条款,有些信息太隐晦,没有太多解释,也没有明确合伙伙伴是哪个,供应商是哪个”,鉴于电子商务平台上涉及海量的商品和服务,涉及的销售商、供应商等关联方的信息亦系海量的,不可能一一列出具体的名称,在相关条款中进行概括描述并无不当,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足以理解上述条款的内容,故《京东隐私政策》对原告具有约束力

用户向平台内经营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时需要提供收货地址、收货人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平台内需要保存上述信息,用户与平台内经营者产生纠纷时,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义务协助解决纠纷,包括居中调解、向交易关联方核实、披露交易方必要的信息等。据原告所述,其在购物后即对所购商品进行投诉,要求赔偿,电子商务公司将原告的联系方式和投诉情况告知商品的生产商,由生产商对原告投诉的情况进行核实系协助解决平台交易纠纷,对上述信息的使用亦未超出《京东隐私政策》的范围,不构成对原告个人权利的侵犯。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哪里管辖

关于管辖其实法院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哪怕是同样的协议在不同的法院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我只是以“隐私政策”为关键词检索,如果以“用户协议”“使用条款”这样的关键词搜索会有更多案例。我尽量把同一家公司的案子放在一起。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时光机”看不同阶段厂商获取同意的页面存档。

对管辖案件的研读,更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条款展示形式可能会被法庭拒绝。

1.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邢继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9)湘01民辖终700号

本院二审查明,以2019年9月18日为基准日,用户在使用拼多多APP时,页面上的“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系以浅灰色字体标注于页面底端,无是否确认选项,用户未选择阅读亦可进入首页进行操作。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拼多多APP中设置了“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模块,但该模块系浅灰色字体标注于页面底端,未以明显方式提示消费者。同时,该模块未设置是否确认选项,用户未经阅读亦可直接进入APP首页进行操作。因此,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服务协议中的管辖条款,现邢继来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应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2.卢加寿与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吴泽浩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9)赣0730民初1921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拼多多”电子购物平台运营人系本案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被告工作人员任昱阳当庭向原告卢加寿演示有关“拼多多”电商应用程序的下载、点击登录、实现购物的全流程,可以证明当用户在进入到“选择登录方式”界面时,该页面下方存在有“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的链接文字,由此点击可查阅“拼多多服务协议”,经当庭查阅该服务协议内容,可见“特别提示”和12.2“约定管辖”内容,与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纸质版和视频资料中的内容一致。虽然该“拼多多服务协议”的链接存在页面提示不明显、不方便用户查阅的缺陷,但该服务协议的存在及内容中的黑体字与下划线提醒,原告庭审中予以确认。据此,本院认定双方通过拼多多电商平台运用形成了服务协议,签订了有效的约定管辖协议,并应以此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法院的依据。根据该管辖协议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由拼多多(其实际运营人为被告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提出将本案移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3.何旺来、王夫炜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8)粤20民辖终680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权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权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寻梦公司在《拼多多用户服务协议》中载明的管辖权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关于寻梦公司是否采取了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问题,寻梦公司认为管辖权条款的标题及内容均黑体标示足以提醒消费者。对此本院认为,寻梦公司制定的管辖权协议格式条款仅通过字体加黑方式尚未尽到合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由于网站页面与纸质介质存在差异,纸质介质通过加黑或字体变化方式容易引起消费者注意,但网站页面本身内容丰富,消费者浏览时注意力容易被分散,故在网站页面上字体加黑方式的提示注意功能降低。网站经营者有更多更有效的提请注意方式如弹出式页面等可供选择,理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理的提请注意方式。另一方面,寻梦公司上诉主张:“你完成注册程序或使用第三方账号登陆拼多多平台,使用拼多多平台服务,即视为你已充分阅读、理解本协议,并自愿受本协议约束。上述条款明确约定服务协议的生效方式之一包括‘使用第三方账号登陆拼多多平台,使用拼多多平台服务’。上诉人登陆拼多多app并购买涉案产品,即视为上诉人已充分阅读、理解服务协议,并自愿受服务协议约束。”该约定明显存在在消费者不知道管辖协议存在的情况下,强制消费者接受管辖协议的可能,故本案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寻梦公司在《拼多多用户服务协议》中载明的管辖条款未能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对本案当事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4.谢元元、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9)湘01民辖终443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拼多多APP中设置了“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模块,但该模块系浅灰色字体标注于页面底端,未以明显方式提示消费者。同时,该模块未设置是否确认选项,用户未经阅读亦可直接进入APP首页进行操作。因此,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并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服务协议中的管辖条款,现谢元元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应由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5.赵志伟与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9)京04民特21号

第一,关于本案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本案所涉的《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中第15条约定的仲裁条款为网络仲裁条款。申请人赵志伟于2018年12月19日在ofo共享单车手机APP上注册时,其前置条件为需要同意被申请人单方制定的《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在“一键登录”及“登录/注册”前后两个页面下,《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的字体均为区别其他文字的黄色字体,并同时标注有注册/登录即表示您已阅读,并同意《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尤其是争议解决条款。在《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第1条[审慎阅读]条款中,被申请人也对争议解决条款作出了特别说明。因此申请人赵志伟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注册过程中,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了解《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的全部内容,自主决定是否同意《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的内容。现申请人选择成为ofo的注册会员,证明其已经同意《ofo小黄车用户服务协议》对其具有约束力,故双方对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根据涉案仲裁条款的约定,双方约定仲裁事项为“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为地点在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故涉案仲裁条款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认定为有效。

6.许斌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苏0508民初7819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原告在手机上使用被告开发的APP应用软件订立机票引起的网络服务纠纷。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提供网站注册页面截屏打印件及手机APP应用注册截屏打印件,经本院核实,与实际操作显示内容一致。用户在手机APP注册时,页面显示《携程用户注册协议和隐私政策》,注明:“亲爱的用户,在您注册为携程用户的过程中,您需要完成我们的注册流程并通过点击同意的形式在线签署携程《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其后以黑体字形式列明:“请您务必仔细阅读、充分理解协议中的条款内容后再点击同意,尤其是加粗字体。〔请您注意〕如果您不同意上述协议或其中任何条款约定,请您停止注册。如果您按照注册流程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点击同意上述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流程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协议的全部内容。”还列明:“如您对以上协(议)内容有疑问,请联系:pri×××@ctrip.com。”页面下方有两个按钮,一为“不同意”,另一为“同意并继续”。注册流程进入下一步必须点击“同意并继续”,否则注册流程无法完成。页面中有《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的内容链接设置。《服务协议》第18条以黑体字载明,“因用户解释本服务协议或通过携程网预订任何产品而导致的争议,将同意接受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管辖”。本院认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在《服务协议》中以格式条款列明了诉讼管辖约定,该约定未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已以合理方式提请用户注意该格式条款的约定,故该格式条款已发生效力。同时,原告在填写机票订单时,页面最下方载有“点击去下一个页面,表示已阅读并同意预订须知,锂电池及危险品须知和东航国际运输条件。三个文件均设置了内容链接。原告确认订单时点击“下一步”。《机票预订须知》第10条载明“用户同意因机票订单履行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接受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的管辖。可见,无论是在APP应用注册还是机票预订时,均明确约定了由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本院无管辖权。

7.侯化球与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沪0112民初17619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本案而言,被告所称的《用户协议》中的条款系网络交易平台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协议时未与消费者进行协商的条款,应属格式条款。消费者通过小米官网购物,必须先注册账户,并同意《用户协议》才能购买商品,该协议约定的管辖条款作出了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加重了消费者的诉讼负担,且被告官网的注册页面仅对“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字样进行黑体加粗设计,并未对管辖条款的内容进行特别标注或显著提示,同时,相关条款夹杂在数量繁多的资讯中,并未置于突出位置,容易被消费者所忽略,不足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现原告主张该协议中的管辖条款无效,本院予以支持。协议管辖条款无效的,应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系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交付涉案产品,依法应以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而原告提供的收货地址在上海市闵行区,故原告依此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被告小米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8.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诉侯化球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7)沪01民辖终1377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法律规定,因合同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被上诉人侯化球通过小米官网购买小米手机,收货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根据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规定,原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注册小米账户及购物时已协议约定了管辖。但上诉人并未对管辖条款内容进行特别标注和提示,不足以引起用户注意,故该格式条款协议无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必要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9.谢黎明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冀06民辖终314号

本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在原审人民法院的起诉及提交的证据,本案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北京小米科技有限公司官方网站注册页面的“用户协议”虽对管辖法院作出了约定,但该约定内容文字与协议其他内容未作出明显区别,未达到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北京小米科技有限公司“用户协议”中的管辖协议无效,不应适用其确定本案的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的规定,本案买受人住所地为河北省安国市,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作为本案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据此驳回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10.卢星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甘05民终427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焦点为卢星与小米公司之间就本案纠纷是否存在有效的管辖约定。根据小米官网页面显示,在注册小米用户时,页面下方有“点击注册,即表示您同意并愿意遵守小米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其中“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用黑体加粗,用户在注册之前可随时点击阅读该用户协议。本案中,卢星可在注册小米用户前仔细阅读小米用户协议的相关内容,不必在抢购手机时仓促注册,因此小米营销模式对其阅读用户协议没有影响。关于小米用户协议,小米公司在用户注册页面上已经采用黑体加粗方式显著标明,因此小米公司已就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尽到了采用合理方式提醒用户注意的法定义务。卢星注册小米账户并购买小米手机,应视为其认可小米协议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小米用户协议中关于如发生法律纠纷,由小米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并不违反前款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故卢星与小米公司之间就本案争议存在有效的管辖约定。小米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故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为小米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甘肃省秦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11.许斌与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案号:(2016)浙01民辖终483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就案涉合同纠纷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管辖约定。在小米公司设立经营的小米官网上购物的步骤为新用户注册或已有账号登陆、挑选商品、确认下单、订单跟踪及验货签收。因此,在上述网站购物需先注册小米账号方可购物。根据上述网站小米账号的注册流程及相应告知内容,点击“立即注册”表示用户同意并愿意遵守小米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小米官网上对“用户协议”及“隐私政策”字样进行了黑体加粗的设计,用户协议中就用户和小米公司之间纠纷约定的管辖法院为小米公司所在地的法院。许斌作为在小米官网购物的用户,注册小米账户表示其同意并愿意遵守小米用户协议,小米官网在注册页面对“用户协议”等字样的黑体加粗设计可以认定小米公司就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已采取了相应合理方式提请用户注意,故许斌应受用户协议中管辖条款的约束,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存在合法有效的管辖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应根据管辖约定确定管辖法院。根据约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为小米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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