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目录归档:唱唱反调

我对药家鑫案的立场

药家鑫的案子发生在我们学校墙外,所以一开始就关注这个案子了,当时只是无限的遗憾,不住摇头:明明只是普通行政纠纷,却因为药家鑫的不冷静而迅速上升到要面对死刑风险的重大案件。对于死刑的立场我早已阐述过(《去你的死刑》与《“万众拥戴”的死刑》),这里不累述,反正我也不打算从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的角度谈这个案子。总书记教导我们要“有法必依”,所以我只从刑法的角度来说,说的不好请多批评。

药家鑫的案情很简单,大家也都清楚,我也就不废话了。总之,他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这没问题。《刑法》第二三二条有关故意杀人罪的规定是:“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药家鑫的情况显然不属于情节较轻的,所以他需要直面死刑的风险。

《刑法》对于死刑的规定是第四十八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我有必要在这里注明一点:死缓并非是与死刑并列的刑法手段,而是死刑的一种,与死刑立即执行并列。我相信药家鑫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需要判处死刑。

麻匪是必须要剿,不剿不行。那么,药家鑫是否需要必须立即执行,不杀不行?还是说死缓已足?

是否必须立即杀掉药家鑫?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立刻杀掉药家鑫需要带来比留他一条命更多的好处,无论是增加是国民的幸福感、还是给你的荷包增重,或者是抚慰受害人家属的悲痛。如果不杀药家鑫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是否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药家鑫已满18周岁,还是学生,相信他不会有什么积蓄,父母没有丝毫义务帮助他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补偿。立即处死药家鑫,意味着被害人家属可能得不到丝毫经济补偿,当然我不否认某些受害人会将“复仇”看到比经济利益更为重要。

我并不反对判处药家鑫死刑,但我不赞同立即执行。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药家鑫是必须要被必须执行死刑。法律条文中对于“必须立即执行”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只能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我相信生命的宝贵,无论是对于被害人还是药,都是如此,急于复仇给人们带来正义的快感,急于判处死刑让我们和凶手一样对生命的价值麻木不仁。

我看了一下,众多观点中,反对死缓而支持死刑的理由,是因为其被判死缓后,要不了几年就可能通过种种途径,诸如假释(这不可能)或者保外就医这样的途径被捞出狱。但法庭之上,这些并不能被纳入考虑范围。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纳入量刑情节,意味着药家鑫不光要为自己连捅八刀的行为负责,更要为在未来还尚未发生的出狱负责,这是法治精神吗?

对于药家鑫案,不敢说必须要杀药家鑫,否则就如何如何,国将不国之类话;只能说立即执行了他,也不冤枉,即使我不赞成立即执行。

更悲哀的是:我们记住了药家鑫,记住了马加爵,记住了杨佳,记住了李刚,可谁还记得那些被害人的名字呢?

楼塌了——国家的倒掉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桃花扇》

从历史规律来讲,尤其是按照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倒掉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多数国家都逃避不了从历史中退出或暂时退出的宿命。柏林墙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是对这种国家盛衰命运最好的注脚。

不同国家发迹方式各有不同,但倒掉的路数却别无二致。归根结底,少有国家不是因为内部原因而崩溃,或各种各样的内忧,或直接崩溃,或引得外患袭来而崩溃。再往深层次说,国家的倒掉无不因为其自身体制的缺陷

内因才是决定事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许多人会认为,外敌入侵较之内因更为可怕,敌人们总是忘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更何况抗战八年的惨痛经历我们耳熟能详。也难快这么多人热衷于军事新闻,难怪《三国志》里面战争系统总是比内政系统更有意思,难怪每年的军费那么高。但莫忘记,一将功成万骨枯。

尽管战争可怕,但说的圆滑一点,打仗比拼的还是一个国家的实力,依旧是内因的一部分。国家实力对战争的影响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二战就是最现成的例子(德日的失利)。或者,国家的体制在有些时候失去了约束战争狂人的手段,比如选出希特勒的德国民主,纵容军国的日本天皇,还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在更多时候成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的手段,全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被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抛到脑后了。按照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战争即和平”。

在国家诞生之时,选择的统治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运,是否能够保证国家强盛,是否又能给未来留下足够回旋的空间。这些(岂止这些!)都是一个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未雨绸缪”与“先天下之忧而忧”才难能可贵。

我并不认为特定的某一种制度就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时代在不停的变化,今日之毒药,可能就会成为明日之美餐,反之亦然。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对于古人总是有着太多的苛求,要求他们能够预见未来。还是那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一代人只能有一代人的制度。所以,制度是否灵活也成为了衡量制度优劣的一个指标。足够的转身空间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很少“一招鲜”的制度。

这里所说的制度,不光是指整体制度,更包括细小,甚至是琐碎的制度。如何选拔公务人员,如何高效的监督,如何对外交流,如何倾听名义,如何未雨绸缪,不一而足。

国家的建立不一定是喜剧,但国家的倒掉一定是悲剧。倒掉之后的动荡,大众生活之潦倒,要远胜于倒掉之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说才是准确的。以史为镜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但如某本书里所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年份和事件,就是没有学到教训。翻译成古文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

遍唱歌曲少一国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

1996年欧锦赛闭幕式上,有首歌非常好听Les Miserables ,叫做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对于那届欧锦赛,也只有后来才知道号称“铁头无敌”的比尔霍夫。关于足球,此文按下不表,真正要说的是那首曲子,是音乐剧《悲惨世界》里的一首曲子,如果要翻译的话,或许可以翻译成“民众呼声,尔等可听”。

这首歌最令人震撼的版本,应该就是十周年纪念版音乐会的最后,17位来自各国的冉阿让用各自语言演唱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里面可以说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小语种都听到了,唯独少了这个星球上最多人使用的中文,可谓是“遍唱歌曲少一国”了。

不是说我们天朝什么事情都非要去凑上一脚,只是在如此盛宴中缺席着实让吾等布衣倍感遗憾,没给一个让我的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的机会,想想看,如此盛况,五星红旗一飘,那自豪,那骄傲啊……然后,眼泪都下来了。

但定睛一看,其中演唱各国,好像少了诸如朝鲜、古巴、俄罗斯这类我们的友好邻邦,反而都是些欺负过天朝的西方列强。但我又一想,近些年有一个流行的调调叫做“无永远之友,唯利益永恒”,转念之间,我那差点消逝的遗憾又回来了。果真,阿Q的办法很好用。

扯远了,明明是在“高雅”的“畅谈”“艺术”,差点又开始忧国忧民了。说起来,《悲惨世界》这部小说我压根就没读过,作者也不知道是谁,不能不令我自感惭愧。但何止是《悲惨世界》,此类经典名著我大多都未有读过,对此我一直是耿耿于怀,但也无可奈何,没办法,算是短板了。算了,不谈也罢。

好吧好吧,我还是先把这小说看了再去看这音乐剧了,要不也太妄自尊大了,读书去也。

美国的月亮

读关于美国的书,最早是从林达的那几本(《历史深处的忧虑》《如彗星划过夜空》《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开始,美国 到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再到现在这本《民主的细节》。一直就想写个读后感或者读书笔记什么的,但总觉得在自己真正像托克维尔一样踏上美国土地之前,无论写什么都是狂妄至极(毛爷爷说:调查即无发言权),而我转念又是一想,即使踏上了美国,写出来的东西也必定是肆意狂妄的,所以,写就写吧。

在大部分印象里,美国都充当了资本主义大头目这样的邪恶角色,尤其是在《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或者Anti-CNN这样的网站里,与之最紧密联系的词有“险恶用心”,“再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围堵中国”,“虚伪的资本主义民主”,“霸权主义”,不一而足。更有趣的是,每当说到美国哪方面比中国好的时候,总有人会酸溜溜的出来,说其实美国的某某方面其实差的很呢。唉……不肖子孙们完全是把老祖宗的“见贤思齐”,“必有我师”,“无则加勉”的古语抛到脑后了。

对于美国,我一直也是挺向往着去旅行一番,期待着能够花个一年半载,在邪恶的资本主义中心溜达溜达,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溜达出了多数人的暴政,就是李鸿章在美国也溜达出了媒体的价值,不脚踏实地一番总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虽然在美剧里,电视上见过美国的法庭,但如果去了美国,法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就像百多年前,严复在英国读书时,为学习英语,终日驻足于法庭之内,因为可以在法庭上听到各色英语,而若干天后,严复如有所失,以为发现英人强大之根源——就在法庭:“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就是这个道理。自然也少不了看看虚伪的资本主义议会,让我切实体会一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

在网上看到总能看到一些“很有用心”的帖子,去拿我们的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和美国的州政府办公草房比较,每次看完以后,我都心生感慨,深刻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在政府建筑方面的优越:高大威猛,气势逼人。假如我去了美国,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美国国情,看看美帝在这方面为啥就捉襟见肘,而在“欺负”中国方面那叫一个出手阔绰,又是水下监听又是航母驻扎,真是的。

大学里面,但凡是出了几次国的老师,总会回来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尤其是美国的月亮,那圆的是一塌糊涂。但无论哪儿的月亮,还不都是那个距离地球384400公里的卫星,只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而已。哦,差点忘了,月亮上还有美帝的足迹呢。

60年来谁著史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李鸿章

共和国,60岁生日快乐。虽然你这60年的经历颇为坎坷,national day尤其是在前30年,做了很多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蠢事,不过幸好,后30年还算大富大贵,我才有机会在这里心平气和的写下此文,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一个人的祖国总是无法被选择的,爱国似乎也就成了没有理由的义务,所以,爱国最应该有的表现就是“爱之深,责之切”了。

回首60年前的往事,我们总会对共和国的诞生与民国的败退唏嘘不已,甚至还会用“如果……就会……”的句式高谈阔论一番,就像每一个政权的一样,共和国的诞生也是无数必然与偶然的结合。如果你仔细倾听的话,60年前的诸多言论依旧振聋发聩:“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领袖其实早就将路线图制定好了,但显然我们没有去按图索骥,甚至有些时候是南辕北辙。“人民”,多么大的一个词,所有的机关单位都被灌上“人民”的字眼,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如此固然不错,只是更应该“听其言,观其行”。但遗憾的是,如此来自于人民由下到上的监督效果并不理想,至少在制度构建内的效果不怎么样,要不“网络上访”为何如此风行,希望通过人肉搜索主持正义。网络正义的风行并非是因为网络有多么伟大,反而说明了固有监督制度的悲哀。

60年的历史,我们总喜欢把一位位领袖的名字高高挂起,广大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其周围,因为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从来都是我们领袖,是像“老大哥(Big Brother)”一样的全能人物,我们要不停地学习“讲话精神”。人民,似乎只是成为了注脚。

尽管有时是天才在引领前进,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整个社会的基石,不是领袖,更不会是公仆。我们往往又本末倒置,公仆翻身做了主人,恨不得“梦回大秦”去“以吏为师”,其实也差不多了,现在不就有孩子梦想着去当贪官吗?尽管我们痛恨贪污,但我们更加羡慕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力,痛恨只是因为自己不曾拥有,恨自己投胎不好。

人民,这个历史的主角,不应该只作为“死跑龙套的”穿梭于舞台,更不应该莫名其妙的就被“带了表”,让坏人们假以“人民”的名号去做坏事。人民,更应该作为舞台的导演,行使自己的权利与权力,给世界证明一下:Any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不要反证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