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威尼斯

对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是久仰大名,之前因为刚去完伊斯坦布尔抓紧读完了《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书中的各个地点历历在目,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墙让人唏嘘不已。而趁着国庆假期读完《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完全是因为这本从图书馆借的书到期了,不甘心没看完就还回去。

当然,这本书完全也是我以后去威尼斯旅行时的指南,把威尼斯正式列入了旅行清单(说的我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清单一样),至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威尼斯的背景知识。

一点读书的记录:

“利益与荣耀”是威尼斯殖民视野亘古不变的主线。威尼斯沿用了拜占庭的税收制度,管理则反映着威尼斯自身的形象。是欧洲第一次发展、扩张殖民的经验,用海上霸权维系各个殖民地,对殖民地人民的福祉大体上漠不关心,高度中央集权,对殖民地经济剥削,是未来欧洲殖民活动的彩排。威尼斯一度主宰了世界贸易。

相对于土地,威尼斯人更加重视控制战略性航道的港口、商埠和海军基地。他们要求领地距离海岸线不超过及盈利,威尼斯人要的是控制航道。好让东方的货物进入威尼斯大运河。但威尼斯人没有兴趣让当地人接纳他们的理念。在威尼斯人控制的水道中,博斯布鲁斯海峡最重要的之一,连接地中海和黑海,博斯布鲁斯海峡是热那亚与威尼斯角逐的中心。1204年以前,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建立了贸易站。

14世纪开始,威尼斯发展处了海外贸易模式:贸易由集体组织,并由国家严格控制,目标是赢得经济战争,通过制海权,威尼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市场。14世纪开始,随着航海图、罗盘的发展,新的操舵系统船舶设计给威尼斯带来了新的机遇,船只无论季节都可以行驶于地中海。新型帆船也被制造出来,商用桨帆船在兵工厂制造,是国家财产,但通过拍卖承包给私人,让国家和人民都可以从商业活动里获益。

威尼斯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政府政策完全符合经济目标的国家,商人阶层和政治阶层没有隔阂。整个国家由企业间运行,权力有三大中心——执政官宫殿、里亚尔托和并观察,分别代表政府、贸易与军事所在地,由同一个统治集团管理。威尼斯人最先理解了商业规则:供求关系、消费者的选择、稳定货币、准时交货、理性的法律和税收。

威尼斯官员服务的条件明确界定。总督职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规定,随从人数、他们用来维持日常所需的仆人和马匹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用金钱精铁和他们的权力界限。总督被禁止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不得带家属赴任。执政官本人被严禁从外国人手里收受任何贵重礼物。威尼斯的宗旨是集体负责制,打开甘地亚财务室的房门虚掩三把钥匙,分别由三个不同的财务官保管。克里特岛公爵需要三名顾问的书面同意,才能批准一项决议。

威尼斯政府坚持不懈地与关于渎职行为做斗争;档案里到处都是谴责、问询、罚款、弹劾以及拷问犯人的命令。威尼斯本质上是世俗社会没有令其他民族皈依的计划,也没有传播天主教的政策。威尼斯对殖民地可以做到宽容仁慈,但京畿道压力无处不在,各殖民地是经济博学的对象,苛捐杂税不断,没有人能够逃避威尼斯对压榨。

威尼斯所有的决定、交易、贸易契约、遗嘱、法令和判词都被记载下来,共同组成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些文件间整理国家的中央管理。殖民地的各级官员有很多机会体验威尼斯审计的严谨与无情。司法是耐心、铁面无私与冷酷无情的,没人能逃避审查,对公爵的审查与对铁匠的审查一样客观公正。检察官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圣马可广场的利亚尔托大钟固定了工作日模式,航运模式则由季节规律控制。威尼斯人认为可靠的交货时间非常重要,可以增加外国商人的信息,让威尼斯成为各国商人的最佳选择。威尼斯人以极强的逻辑运作着他们的体制,法官被要求尽可能透彻的确定作案动机,并且使用恐怖的刑讯来获取真相。从当时的标准来判断,威尼斯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司法相当公正。威尼斯人的世界观里,高利贷不是罪过,海盗行为才是,利润则是一种美德。威尼斯是一家合资企业,一切是为了经济利益,立法毫不动摇地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立法也不断调整。

达迦马1499年从印度绕行好望角返回欧洲,让威尼斯人目瞪口呆,被认为是他们听过最坏的消息。印度的香料可以从新航路直接到达里斯本,这条航路虽然面临更高的航海风险,但是无需面对叙利亚和苏丹的领土,没有层层关卡和课税。不仅是威尼斯,整个传统航路贸易网络都注定衰落,开罗、黑海、大马士革、贝鲁特、巴格达、黎凡特、君士坦丁堡都面临威胁,地中海被绕过。1502年,威尼斯人甚至打算挖一条地中海到红海的运河,为埃及提供财政支援,但埃及政府的衰落让计划无法实施。而葡萄牙在1511年政府马六甲,更是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威尼斯也开始更加重视工业,而不是航海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留恋陆地,而非海洋。

威尼斯作为中央核心,使得欧洲与东方两个经济系统联系在一起,在东西半球之间输送商品,促进崭新的品味产生和选择概念的形成。威尼斯为日后英国与荷兰的殖民提供了榜样,但也提供了教训,供应链脆弱不堪,海权难以维系原有的殖民地。

被忽视的机关枪

读了《机关枪的社会史》,随便写两句。

枪械刚被发明之时,并不比弓弩具备更多的优势,而弓弩的发展早已到达极限,枪械的威力只是方兴未艾。军火商和发明家们开始追求更高的射速、更多的枪管、更远的射程、更快的装填。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加特林机关枪就被发明出来。但遗憾的是,大量的欧洲部队将领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都未对机关枪的重要性予以重视,机关枪、铁丝网、战壕共同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绞肉机”。

机关机关枪很早就被发明,并被欧洲各国广泛用于殖民地的战争中,但并没有太多的军事家意识到这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直到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送上战场去面对这种可怕的武器。究其原因,尽管机关枪在殖民地镇压当地土著的过程中表现出众,但无论是媒体还是军事专家都更愿意去赞赏士兵们非凡的勇气,这样的故事远比枪械的威力更能吸引人。因此,器械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都被低估了。

在我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中,也是更多的强调人是武器的操作者,比先进的装备更加重要,但实际上二者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更有可能的是操纵战争机器的人无法看到某款武器的潜力,而忽视了继续的研发。比如中国的火枪及火炮不对。我们的成语里更有“奇技淫巧”这个贬义词。

事实上,机关枪导致了一系列的火力变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突破机关枪、战壕、铁丝网组成的封锁线,英国人发明了坦克,而坦克最早设计的初衷不过是运送士兵携带机枪和弹药去占领敌军的战壕。而对坦克的使用也只有到二战早期在的德国人的闪电战中才发挥了真正的威力。

实际上,新技术一定是粗糙的,需要打磨的,只有赋予远见之人才能将新技术的潜力彻底发挥。而现在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这样的新技术了,比如无人机,需要我们将想象力投入其中。

吃很重要:农业

Jiwang-Temple

吃很重要,我一直都知道,而在我看完《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民以食为天”是我能想到的强调吃饭最贴切的名言了,但食物却远不止是“民之天”这么简单。千百年来我们将无数物种纳入我们的食谱,而这千百种食物也塑造了人类历史,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基因。

人类出现之初,我们的食谱与其他杂食动物动物别无二致,人类懂得团队协作、会使用工具、开始使用火都会给饮食带来巨大的变化。团队协作与工具让人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可怕的猎手,基本上没有动物对抗成群结队使用工具的人类捕食者,而火的使用让不仅可以杀死食物中的寄生虫,并可以从加热过的食物中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早期,农业相较于“采集-捕猎”模式并没有什么优势。“采集-捕猎”模式神祗在时间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只需要定期搜集到足够的猎物就可以不用劳作,而农业要求长时间艰辛的劳动。所以根据考古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早期农民明显营养不良。14000年前,男性狩猎者的平均身高是175厘米,女性是165厘米。3000年前,采用农牧为生存方式后,南浔审稿的平均值降至160里面,女性平均身高为152厘米。寿命也从狩猎者的26岁降至农牧民的19岁。

而人类能够走出非洲,也很大程度是因为跟随猎物不断进行浅析,直到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也都是狩猎者的贡献。

农业能够得到发展并且最终取代“采集-捕猎”的地位,一部分原因是农业生产所获得的谷类在干燥后可以长期存储,且富含热量,并且如果发酵就可以酿造成啤酒。另外,农业所带来的定居生存更有利于生育,因为游居必须要携带所有的东西,包括婴儿在内,当然不利于人类繁衍。农业取代“采集-捕猎”并非一蹴而就,但无论如何,农民战胜了猎人。

农业让悠闲丰富以狩猎为生的日子变得单调沉闷又辛苦,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工业革命才有所改观。而农业也成为所有政权不得不重视的问题,罗马人的小麦供应是整个国家的基本国策,战国时期的公孙鞅将农业与战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几乎都是与农业相关。农业一旦进入人类文明,就牢牢控制了我们的历史。

农业甚至还与宗教紧密缠绕在一起,尽管农业与宗教孰先孰后因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尚无定论,但是农业让定居从简单的保障变成了唯一选择,也给了宗教更多的发展空间。

神必须依赖来自人类的贡品才能生存——这个观念为这些文明所特有;无疑,这是因为对精英通知阶层的成员来说,它方便好用。他将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均正当化,并提供了暗示性警告:若无精英阶层的管理活动,世界将停止运转。农民、统治者和神祗彼此以来,以确保大家都能生存;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背离了自己的制定角色,便将引发大灾难。然而,正如农民有为精英阶层提供食物的道德责任一样,精英阶层有义务照顾人民,维护其安全与健康。简言之,农民与其统治者之间(也延伸到他们与神明之间)有一种社会其余:如果我们供养你,你就必须供养我们。结果,以物质食物缴纳的税,和作为精神食粮的牲礼——两者都被宗教意识形态合理化——强化了社会和文化秩序。

高棉王国其实就是上述论证的典型例子,豪华的吴哥窟等一系列寺庙不仅承担了宗教的作用,也是国家的征税机关。农民们向神的进贡实际上就是向国王纳税,成为帝国基石。

当然,农业只是“吃”的开始。食物改变我们文明的历程远未就此结束,我们的贸易、疾病、文明皆因为饮食而改变。而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吃给我的所带来的变化与影响恐怕才刚刚开始,毕竟现在是一个以自称“吃货”为荣的时代。

静海寺

静海寺没有什么名气,我在南京打车,司机师傅都未曾听说过这个地方,只是依靠着路名才找到这里。尽管不为人知,但静海寺还是近代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方。如果按照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从明朝开始讲起近代史,那么静海寺在近代史中的地位会更加重要。

简单的说,静海寺是南京条约的谈判场所。

静海寺位于南京城西北部狮子山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明成祖朱棣为褒奖郑和的功德,同时为供奉郑和从异域带回的罗汉画像、佛牙、玉玩等物品,和奇花异木的活株而敕建。赐额“静海寺”。

南京条约的谈判原本在英国军舰上进行,但因为正值八月,气候炎热,所以根据英军中文翻译马儒翰的建议转移到静海寺进行谈判。 继续阅读静海寺

长安,何以为都?

在知乎上有人问:『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为什么是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按理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也是齐国最富裕,楚国也很强大,之后的汉的中心依然是建在西北,而不是华北和中原一代。”“曹魏之时,曹操的重心已经转到中原河南了,后来的隋唐为什么又跑长安建都去了?”

我对此的理解是:地理位置

长安所处的渭河平原也被称为关中地区,具体说就是这个地区位于几个关口之中,分别是:西边的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下图蓝色标记),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下图红色标记)。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可谓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对于来自中原的威胁,只需固守潼关/函谷关便可让关中地区顺利发展,渭河平原的肥沃土壤足以支持大量人口在此繁衍生息,积攒实力,没有后顾之忧。

除了来自中原的威胁,其他方向均不易对长安构成威胁,不易不代表不可能。历史上就有多次尝试,还不乏成功的案例。最早攻入关中的应该是刘邦了,刘邦从汉中,利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战略上麻痹对手,从陈仓道过秦岭进入关中,算是不多的成功案例了。再有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唐时期吐蕃趁中原『安史之乱』,河西防御空虚,从甘肃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数日。

而进攻关中失败的案例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的北伐,六出岐山希望夺取关中而无功而返,小说中是因为司马懿的足智多谋而挫败诸葛亮的进攻。实际上单就穿越秦岭的难度,就够诸葛亮喝一壶的了,如果没有刘邦那样成功的战略欺骗,谋略如诸葛亮都很难能进入关中。

同样,明末起义军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关中,被轻易挫败,自此李自成从高迎祥手中接过『闯王』的大旗,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而其后李自成大顺军,在潼关对阵清军,清军长时间坚守不出,后来凭借红衣大炮才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夺取关中。由此,关中之坚固可见一斑。

秦国依据关中的有力地形,只需要函谷关一面面对敌国即可,而不像其他六国大多处于四站之地。利用地理优势,秦国有足够的时间与六国周旋,进而发展自动经济与生产力,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充分发挥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优势。进而统一中国。

汉高祖刘邦亦曾想过建都洛阳,刘邦本人和手下大多数山东人士,洛阳是东周的国都,也距离家乡较近,当然成为首选。但娄敬建议关中地区易守难攻,为四塞之地,即使丢掉整个山东,依旧可凭关中地区东山再起,重新逐鹿中原。

李渊曾因为突厥的威胁考虑建都南山以南,但最终被李世民说法建都长安,利用长安的地形来巩固边防,同时可以形成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控制。同时,定都长安也为夺取西域,控制中亚奠定了基础。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粮食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从江南地区通过漕运解决。但漕运成本极高,而且逆流而上。所以宋朝选择了漕运压力较小的开封定都,但开封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无险可守,即使是大量的禁卫军面对金国的铁骑也是不堪一击,被长驱直入不得不迁都江南。

在唐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地区,长安不再适合定都(参考我的博文《别了,首都》)。但即使如此,在明朝初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民国时期,都考虑过西安建(陪)都的问题。至于现在广为流传的,共和国期间号称一票败给北京,那则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各地都有这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