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陕北城市，位于黄土高原中部，曾经的革命圣地。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爷爷就将背上行囊，走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困开始，董存瑞阵亡。

时间稍稍回朔一下，看看爷爷他选择延安的原因，下面这段引用内容选自文革时期的“历史交待”：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所有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换姓），目的是避免牵连家人。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与一名叫林平的学生）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急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而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附：以下是爷爷去延安的大致路线图，该路程近400公里，大部路程是步行，部分骑马，部分火车，自出发至抵达，边走边停，加上学习时间经过3个月，终于，要到延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