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话。 所谓科学，更强调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需要从现象中将理论抽象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确实贡献了不少技术，但科学贡献却是屈指可数。我们发明了火药，却无法解释火药爆炸化学的原因，我们发明了罗盘，却不知道指南的原因。中国人的技术成就，从未深入科学层面。科学之光来自欧洲。

所以，按照《继承与叛逆》一书作者陈方正的话说：与其研究“现代科学为何未能出席在中国”，不如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席于西方”。

西方的现代科学，并非是在近代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希腊融汇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并系统的用数学把所有知识串连起来，让希腊成为西方科学的中心，随后希腊衰落，西方科学的中心几经流转，途经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至罗马帝国覆灭后传至阿拉伯，而在11世纪与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不光为意大利商人带去财富，也给欧洲带去了希腊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法律。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欧洲的土壤生根发芽，进而取得那些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成就。曾有一度，利玛窦带着科学的种子来到中国，但却没能激起半点波澜。

欧洲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陈方正看来，科学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毕达哥拉斯和牛顿：

毕达哥拉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汇贯通，然后远走西方，将之移植于希腊在海外的文化土壤，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米德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科学法阵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汇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牛顿。

科学在欧洲最终得以开花结果，其实也是汲取了各方的养分，科学的中心一度在欧亚非大陆流转，但真正适合科学的土壤，还是在欧洲。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那么，欧洲的土壤是什么，宗教是一方面，不一定是基督教。各处的科学，在早期都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是宗教的一部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承科学知识其中就很像我们现在传承教义，伊斯兰的高等学院就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被当作宗教的附属。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的是数十年的废寝忘食的孤独思索，个中艰苦，难以想象。在宗教的驱动下，其中艰苦往往才能被忍受。

另外，地理环境这个最初因素也影响着科学。这里我无意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具体可以看我写的《文明的轨迹》一文）。分裂的欧洲让科学有机会寄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中心，有更多的希望保留科学的种子。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中央政权开始排斥科学，科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我以前写过的，秦以后，“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

不得不提的一点，在伊斯兰与其他什么地方，科学的维持多是靠王室或者宗教维持，但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却是大范围的自发翻译阿拉伯文献。从大学到贵族，从教会再到私人，都以学习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学术为荣。归根结底，或许还是“希腊哲学与科学传统、罗马法律传统，以及这两者对于后期的基督教之深刻影响”，在欧洲，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外来宗教都需要借助“本土资源”来对自身进行补偿或修正，其中不可避免得借鉴了罗马与希腊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就包含了欧洲文明的基因和土壤。让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探寻赛先生的轨迹是复杂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追根朔源是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遇到困境之时。

这次的巴蜀之行，在闲暇看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冠中的《2013》， 还有一本龙应台的《1949》，选择这两本书在巴蜀的路途上阅读本是无意之举，只因积攒过久而内心有愧，才选择同行。未曾料想这两本书却吻合了我巴蜀之旅的全部心情。

《2013》算是一本科幻小说了：描写了2013年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另一方面，世界却因经济危机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但全国人民似乎都少了一个月的记忆，准确的说是崛起开始那28天的记忆。那段记忆，似乎是被完全抹掉。

而龙应台先生的《1949》，写了失败者的故事，那个动荡年代里面，那些失败者，是怎么“屁滚尿流”得来到台湾。我们只喜欢百万雄狮过大江的故事，却忘记了那么多中国人，选择或者被选择跨国海峡，远离家乡，重新开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最后犹太人送了辛德勒一枚戒指，上面写着“凡救一命，即救世界”，当时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如果把这句话扩而大之，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悲剧即整个世界的悲剧”。或许这么说太过悲天悯人，但我们的民族，就是由一个个个体的悲剧和喜剧组成，悲剧常多，喜剧甚少。

重庆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公墓，最早在老鹤的博唠阁里看到老虎庙的报道，然后听父亲也向我提起过，再到前些日子《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都在勾引我去见识见识这个墓群。可惜的是，尽管颇费周折找到了墓群，但奈何大门紧闭，只能是在门外眺望一二。

红卫兵武斗，距今最多不过40年历史，却几乎为我们所遗忘，集体记忆是如此经不住保存。很多时候，不是人们主动选择了遗忘，而是像紧缩的大门一样，被迫遗忘。人们在各种利益的趋势下，总希望将自己的经历展现出来，无论是出书还是成册。只有那些会因为那段记忆而威胁到自己存在的人群，才希望人们消除那段记忆。换句话说，只有希望统一思想，才会抹去记忆。我不能确定未来的中国是否会是《2013》中的中国，但我看到了，不断有人们在好奇心的趋势下，隔着铁门望一眼其中的墓地。看看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巴金先生早在80年代的《随想录》就表达过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以收藏那个疯狂的年代。但因为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原因，文革依旧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父辈的遭遇知之甚少。我们只喜欢提30年来的伟大成就，伤痕似乎已经痊愈。

我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成都西南的安仁古镇，这个镇子上有川人樊建川修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的视角在国内无出其右。从抗战老兵的手印，到国军抗战，再到美军援华，乃至文革记忆，这些都是普通博物馆未曾涉足的领域。其展馆布置之精细，令人惊叹。现在我扔忘不了那一排排老兵手印给我带来的冲击，忘不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一进门那刺眼的红色和刺耳的高音喇叭，忘不了一地的章子，一墙的钟表；忘不了那微笑着的战俘。

建川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了成功者的故事，也收集了那些45年以后失败者的经历。为了中国，他们尽管曾并且还会刺刀相向，但还是选择携手并肩，共度难关。“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死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抗战与内战的历史，被我们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忆，我忘却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人的故事。人，作为个体的人，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说“大河不满小河干”，这句话错了，哪天大河不是由小河汇聚而来？一个人的正义都无法实现，还怎么实现一个民族的正义，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引用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的话：“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然，我的巴蜀之行，当然不只去了这两处，还去了其他地方。在这里就不啰嗦了，要是有兴趣的话：

巴蜀之行的相册

建川博物馆的相册

这两天抽空看了卡尔·施密特写的《陆地与海洋》，一本偏颇但有趣的书。我并不喜欢看那种观点鲜明（极端）的书，就像这本书一样，把文明的迥异用用地理因素一言以蔽之。 但往往矫枉需要过正，才能中和掉其他观点。更何况，兼听则明，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岂是一两个因素就左右的了的？历史应该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说起来我也算是“地理决定论”（更倾向于叫影响论）的铁杆支持者了，老早就在博客里写过：“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又更加深切着影响着以后的人们，甚至至今依旧。”毕竟，如果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然这也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文明之间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人种本身的差别，那么就一定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类所处环境的差别。

地理或许是文明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但细致考察起来，绝不是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的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文化，传统等，在地理的影响下差别越来越大，而科技的不断提高让我们有能力克服地理，地理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但地理在人类文明早期烙下的烙印仍清晰可见：“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但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文明的轨迹（续）》”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书中吧，卡尔·施密特把所有不同的原因归结于观念的不同，把世界史总结为海洋对抗陆地。这样的证明也未免太过简化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说粗枝大叶也不为过。但视角聚焦于观念的力量，就像我开头说的，也不是一件坏事。书中观点结论我未必赞同，但却启发到了我。

海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船运的优势现在依旧显著。而紧跟贸易的，则是追逐利益的人们，更加复杂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教育水平。动物们逐水草而居，人类则逐利益而居。我的这个论断也不免粗鄙，而且我最近也对这个逻辑线索产生怀疑，试图发现影响文明的更复杂的因素。把历史前进的功劳归咎于贸易之上，也是一叶障目了。

其实，如果拿这本书的思路来写科幻小说的话，也是不错的。诸多出色的科幻小说不过是把历史事件换到太空舞台。某天人类或许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之间，那么人们的思维，哲学，习惯，铁定会发生巨变。

其实，译者的几段话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摘录一二，供大家参考：

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土”褫夺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

而倘若只知道“水来土掩”的话，这土的力量总会有耗尽的一天，毕竟，最大的陆地不过是海中的一个岛屿而已。

讨论中国当下遭遇的种种问题，如果想要深入一些，就免不了要追根朔源，分析一下问题产生原因和历史背景，其中自然会把话题带到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本性上去。中国社会曾经是何种面目？ 现在是什么模样？变迁如何进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延伸到当代的诸多领域，以助我们理清自己国家的脉络。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模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书，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但书中的诸多论点依旧是振聋发聩，费孝通先生勾勒出的那个中国仍未消逝。

如果说乡土代表了传统的话，那混凝土就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正在席卷整个中国，正在侵蚀那个乡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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