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前些日子欣闻卧凤先生BLOG恢复正常，便盼其能回复本人之《答卧凤先生》，卧凤先生果然放文《再与时雨先生讨论“地理环境决定论”》，那么我也只有接招的道理，就是那句老话，真理越辩越明。

卧凤先生在其文中提到“大禹治水”的故事：

昔日黄河泛滥，中原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便令禹去治理。禹通过艰苦地努力，终于在18年后将黄河治理好了。这岂不是人类活动改造了地理环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么？若非大禹治水成功，则在此之后，华夏族必然向别处迁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将不存在 也。

试图以此例证明在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面对“大禹治水”的例子，我不得不引用一句在大专辩论赛里面非常恶俗的话：对方辩友的观点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首先，我承认，“大禹治水”确实是人类活动改造了地理环境；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忽视治水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这方面的论据不难查到：

德国人魏特夫十分强调东方专制王权形成与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他说：大规模的治水（灌溉与防洪）需要强有力的合作、纪律、政权与专制主义。
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治水必须依照严明的纪律，动用整个国家力量，组织大规模的协作，于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资源和关系网组建起来了。
控制这一网络的人，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国内实权，如中国的大禹。全国人事上的生杀予夺、升迁进退，都与治水的业绩相关联，财物资源的调度使用，也一切服务 于治水，大禹作为治水的总负责人，全面拥有了这些资源和权力。而这些资源和权力的拥有，又使大禹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确实会对于人类行为甚至是行为模式造成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治水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走向集权的原因之一。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

卧凤先生提到“中国专制主义的稳定与强大，乃是法家与儒家相互结合的产物”，对于此本人完全同意，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一个“内儒外法”的社会。而“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正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我也没有太大异议，只是本人常常思索，对于诸子百家，为何希腊式的民主在中国不曾有过？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急救为何物？或许只是东西方的先贤们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当时那个动荡年代给了一个回答罢了。

地理环境影响了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也改造了自然。我依旧是这个观点，当然，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也在增强，我们越来越少的受自然环境的左右。至于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倘若被他人在脸上打了一掌，而你却不敢反击，于是便在心中自慰：“这厮如此重力击我，其之手掌也必然疼痛矣!”从物理学上讲，阿Q并未说错，牛顿第三定律就是这个道理。

（右上头像为胡适之先生）

卧凤先生在其BLOG中对本人一篇文明的轨迹，读《枪炮、病菌与钢铁》颇有看法，攥与时雨先生讨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文讨论，遂本人于此回答一些问题，做进一步探讨，如有不完备之处，还望指出。

1，其文中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火力全开：

该文居然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这种愚民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根本就是故意将本末倒置，故意颠倒黑白！

但本人只是在文中提到听上去像是“地理决定论”，但远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的更加复杂、系统，我未曾认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是提到《枪炮、病菌与钢铁》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子，或许更应该将书中的理论称为“地理环境影响论”，这样更为妥帖。毕竟，地理环境，尤其是在人类文明早期，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极大的影响制约着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我以为，地理环境影响了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也改造了自然。还有，“地理环境影响论”大抵是唯物主义吧，如果我可以证明的话。

2，其文中对于“时事造英雄”提出批评：

在历史学上，与此论同源者，乃是“时事造英雄论”。持此论者，总是先肯定此论是正确的，然后再去寻找事实进行证明。譬如：在东周乱世之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现象。持此论者，便会这么说：“因为有了百家争鸣，所以才有了‘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多学派的腾空出世。”但事实上却是，有了这几家学派，才有了“百家争鸣”现象。

按照“时事造英雄”这个思路，不会认为“因为有了百家争鸣，所以才有了‘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多学派的腾空出世。”而应该说因为有了东周乱世，所以才有了‘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多学派的腾空出世，所谓“东周乱世”才是时事，按照卧凤先生的思路，恐怕更应该叫做“英雄造英雄”吧。至于说为什么东周乱世会英雄辈出，那则是另一篇长文了，在适当的时候，本人乐意攥文讨论。

PS.卧凤先生的BLOG貌似已经被和谐掉了，访问需翻墙……在这里，默哀3秒钟……望先生能不气馁，重开阵地，传播思想。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各个民族所处环境的差异，而不是各个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枪炮、病菌与钢铁》

从学校图书馆翻出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因为看了梁文道推荐的该作者另外一本书《大崩坏》。与这本一样，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似乎热衷于这个题材，从不同文明的发展和碰撞中摸索出规律或是线索，找出那只操纵人类社会前进的“看不见的手”。

作者认为，各个大陆的环境有无数不同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以下四组差异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1，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因为以上四组差异，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不同走向。听上去像是“地理决定论”，但远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的更加复杂、系统。这里面至少包括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涉及家畜的行为生态学，研究有关人类病菌的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各大陆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政治的历史研究。很不幸,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刚好就是一个掌握这么多学科的一个怪物，所以才会有了这本书。

按照作者的思路，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把中国人的祖先丢到澳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祖先绝对不会再获得有如中央集权，四大发明这样的杰作。换句话说，中国人有着如此辉煌古代历史是因为我们身处东亚一隅。 似乎是不同文明的轨迹早在远古人类迁徙到当地的时候就已确定，后人们不过是走下去而已，伟人们只是改变了走的速度罢了，这听上去就像是宿命论或者是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心理史学”一样。

走的有些远了，都扯到科幻小说了，其实对于本书，我根本无意也没有能力去搞清其中提到的各地的历史细节，也不想纠缠于作者有些冗长的叙述。只是隐约感觉到，这是一条有趣的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早期， 导致了不同的哲学思想的诞生，而后又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奔向了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又在某点交汇，到现在不同文明又走到一起，互相瞭望。

对于西班牙人为何会打败玛雅人我并无太大兴趣，我这个“言必称希腊”的半调子法律人，关心的更多是为何希腊文明走的是于中华文明不同的另外一条路，法治民主为何会从那里起源，而东亚发展出了集权王道。试着用下本书的思路，或许会有个系统的答案吧，或许，我还会写几篇关于此的文章，对比下东西方社会差异，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