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

子曾经曰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子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只教导我们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归纳一下就俩字：服从。在这么一个大染缸下，我们都变成了“丑陋的中国人”。

东方不亮西方亮，孔老夫子未曾教导我们的，由洋人告诉了我们，要“批判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甚至把“批判的思考”作为大学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中国的大学也倡导要培养一种“学习”的能力，但那些搞教育的人物鲜有敢把“批评的思考”拉到台面上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很难说还留下什么令人有美好印象的东西。貌似我以前说过：

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才，大多数都是些庸才和蠢才。天才早就被教育体制扼杀或者退化为人才了。

如同朋霍费尔所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在1949年以前，我们至少还有史家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实验主义”。现在，瞄一眼中国的大学，是的，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大学生入党，四六级，学术造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除此之外呢？我们学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获得知识，小学生学习为了升入中学，中学生学习为了进入大学，大学生学习为了找到工作或者考研，学习的本质已经迷失，很难再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或许真的是时代变了，或许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真的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儿”，应该换个角度与时俱进一下，大抵如此吧，有机会的话再反过来思考下。

算是盲目崇拜， 一直想找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下，想去看看下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缅怀一下这位给中国留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的史家。

（右上角照片由贺卫方摄于庐山陈寅恪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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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Boston Legal（波士顿法律），看点之一就是Alan精彩的结辩，给我们一种感觉，Alan或者说律师们有一种颠倒黑白的能力，任何道理从律师口中说出，都可以变一个味儿，而仔细思考一番，又会发现其中确实有道理，能说得通。所以律师给人的印象不佳，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关于律师的笑话管中窥豹一下：

我们已经劫持了这辆汽车，车上有50名律师，马上给我们准备5000万美金和一架直升机，1小时之后，若我们还看不到钱和直升机，那我们将每隔5分钟放一名律师下去。

Alan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可以为任何事情辩护”。这么说并不过分，如我们所知，对于事物的理解可以有多个方面，就像我们经常引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话。同样是美国律政剧的Shark在第一集就强调了：真相是相对了，挑有用的用。

以上道理我们大多都可了解，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经常会在Boston Legal看到检方（Denny Crane也说过一次）在指控或者结辩的时候使用这个思维模式：He/She breaks the law; the law is law; he/she is guilty（他/她违法了；法律就是法律；他/她有罪）。这是典型的三段论方式。

但Alan在结辩中往往会用到这个套路：阐述某条法律的立法渊源，背景，以及这条法律的根本目的，然后说明如果适用在当下的案子上，会不符合这条法律最初设计的那些背景，诸如此类。简单得说，用一种法律之上的道德或者其它什么原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来超越三段论。

这样做能行得通自然是有道理的，法律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法律的渊源，牵扯着极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内容，所以我篡改了里根的话：“法律的一半是经济，经济的一半是心理”。而Alan在各种案件中运用到的知识之广博，对于各种资讯了解之丰富，令人钦佩赞叹。如同布兰代兹所说：“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敌。”

而我们所羡慕的Alan的口才，不过是他丰富知识储备的表现罢了，没有背后深刻的知识储备，最多只能如毛泽东的一幅对联所说：“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叫做表现形式和本质。企图模仿Alan的口才，就像大学里面的辩论赛一样，我们往往追求的是口舌之快，辩论之技巧，忽视了辩论口才背后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法，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在中国的大学里面，遗憾还少吗？

最后给诸位附上一个Alan Shore的精彩结辩，连用三套说辞打动陪审团。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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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一旦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会从容不迫。–Willam Hazlitt

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陈水扁向台湾民众宣布对岸每年要增加若干枚瞄准台湾的飞弹，然后媒体再大发评论，诸如中共亡我之心不死，打压台湾，种种……紧接着台湾民众生活在飞弹的阴影下，大抵就是这个套路。

台湾被飞弹瞄准，这是事实，但全世界被核弹瞄准，这也是事实。被飞弹瞄准的不是只有台湾，但凡是个重要城市，就会被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瞄准，以确保相互摧毁。只是那些被核弹瞄准的地区的领导人不会像陈水扁那样，没事就向民众爆料说瞄准我们的飞弹有增加了多少。

陈水扁是聪明人，不断向民众提醒来自对岸的威胁自然是有好处的。当存在一个强大的外部压力的时候，增进内部团结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转移矛盾的技俩，把可能的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甚至会不惜制造出一个敌人，就像《一九八四》里面的那句名言：战争即和平！

说得再远一点，这种树立敌人的技俩为海峡两岸所热衷，只不过“威胁”台湾的是飞弹，而“威胁”中国的是西方媒体。看看最近大陆的网站，尤其是各门户网站的头条，多是关于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旧金山如何受到打压，当地华人华侨如何义愤填膺，得出“结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果真是忘我之心不死，闹得这边是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严峻”的国际环境或许真的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吧，只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下的德国也很团结。如同一位网友所说： “20世纪30年代美国没有法西斯化是人类的大幸，希望中国也能继承这种幸运。”我能做的，只是祝中国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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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ntry without memory is a country of madmen.－－Anonymous

Yankee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洋基”，意思是“美国佬”，立战争时期被英国军官用来表示对殖民地农民军的轻蔑。Yankee Doodle这首歌名意思是“洋基傻瓜”，起初是一首英军嘲笑殖民者的歌。现在呢？Yankee被作为纽约职业棒球对的队名，Yankee Doodle成为美国非正式的国歌。

“支那”一词与西方词汇“china”对应，作为其在日语中的梵音译词。中日战争爆发后，“支那”一词被用作对中国人的蔑称，直到现在，部分敌视中国的日本人依旧使用这个词汇侮辱中国人。

当你被人叫做“支那人”时，多半会热血沸腾，巴不得就地灭了那鸟人，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反应。Yankee之于美国类似于”支那“之于中国，也许我们很难理解美国人的那种无所谓的心态，面对敌人的轻蔑，依旧能够坦然接受，也许我们会指出：美国人缺乏历史，没有自尊，也许真的是这样。总之，文化差异。

但我记得美国焚烧国旗案判决里面一句话，“我们容忍……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也许我们可以把省略号处换成“轻蔑”或者“侮辱”。词语本身从来就不含有褒义或者贬意，只有我们对词语的理解才有。现在，我们把“支那”理解为贬义词，那它就是贬义词。但梁启超先生就用过“支那少年”这个笔名。
日本人轻蔑我们的原因不会是因为我们被称为“支那人”，即使没有这个称呼，这种轻蔑依旧存在，只不过换一个词语，仅此而已。我们痛恨这个名称，是因为我们弱小，不够强大。所以在乎别人的评论，在乎别人看我们的眼神。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来让我们可以无视日本人如何称呼我们。我们没有实力做到对别人的蔑视哈哈一笑，这才是我们痛恨 “支那”一词的原因而已。

当我们在怒发冲冠，热血沸腾的时候，或许应该悠着点，修改肯尼迪的一句话：“不要问别人把你叫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够为中国进步做些什么。”任何时候，喊喊爱国口号都比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要来的容易。但问题是：在爱国这面旗帜下，我们又做了多少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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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了，传统早已割裂，我们是个无根的民族，精神一片荒芜，伪造出的传统只加剧了我们的虚伪，凸显了我们的空洞与脆弱。”
——无根之国

在FTchinese上看到《无根之国》这篇文章，感触颇深，尤其是上面的那段话，更是振聋发聩。看看我们周围，太多的豪华乃至奢侈的人造景点，让我们忽视了那些已经破旧不堪的人文景点。说我们是“无根之国”一点也不过分，头脑中只有两个字——拜金，没有其它任何信仰，连对法律的信仰也没有。现在是一个强调文化多元的世界，难道我们非要拿着“拜金”二字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去与别人交流？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或许会贻笑大方了吧。

我们都知道以史为镜，我们都知道没有根基的大厦是不稳固的，我们都知道产生这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的不少，只是我们被金钱所指引，仅此而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在，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吃饱了，该干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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