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echnology Wants

前几天凤凰卫视某连线节目采访江平,问他关于“小悦悦”事件的立法建议,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法学界的泰斗并没有给立法执法方面提出太多意见,而是建议增加公共场合的摄像头。显然,如果不是摄像头记录下“十八铜人”令人发指的冷漠,一个被因交通事故被碾压的儿童根本不会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至于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置于视频中,拷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更不用提摄像头对于找到肇事者的作用,以及对整个违法行为的威慑。一个摄像头,可能比若干部法律加起来都更加有用。

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会从历史书中学到中国“四大发明”的重要性,因为这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可以再顺便赞颂一下我们古代勤劳而又智慧的祖先。这都没错,这四项发明确实是现代化的钥匙,但使用这把钥匙的却不是发明它们的人。就像What Technology Wants中说的一样,某项发明的发明者往往意识不到这项发明的潜力。在合适的环境下,技术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作者Kevin Kelly(他个人网站域名太赞了)提出了技术界(Technium)这个概念,将技术视为一个整体,是一种生命,有着自己的思想,前进方向,甚至就像是一种生物,会进化。这种观点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更进了一步。

古尔德在其《生命的壮阔》中讲过:生命进化的方向,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种想象只是错觉,将人类视为进化的终端。进化的方向是适应环境,与最为复杂的人类相比,最简单的病毒、或者细菌也是进化历程中的赢家,适应环境的能力在许多方面都强于人类,哪怕是进化出了最为复杂的智慧,“人类只是生命之树的小枝桠”。技术也一样,有如AI般复杂也并非使技术的发展方向,许多简单的技术,比如车轮、碗、渔网,都很成功,而且不断被改进、发扬光大。所以,勿歧视简单技术,技术也并非越复杂越好。

总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当然一方面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技术所解决的问题远超过他所造成的问题。现代社会一个普通人所能享受的生活条件远超于100年前最有权势之人所享受的生活,抗生素可以保证你的健康,飞机可以让你日行千里,电脑与互联网上的比100年前所有图书馆加起来都要强大。

如果非要说是双刃剑,那也是有利这一面更为锋利。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中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可供我们选择的职业与日俱增。胶片技术让希区柯克和斯皮尔伯格们的想象力肆意挥洒,信息技术让乔布斯和盖茨们的才智变成金钱。更具体一些,创造了你今天的工作岗位。

许多科技是充满争议的,比如转基因食品,尽管专家们信誓旦旦的保证转基因食品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总有这样的逻辑:你没有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不知道它的风险,所以不要吃。逻辑学告诉我们,你要想证明转基因有害很容易,只要找到一个有害的案例就可以,但你要想证明其无害就困难了,你必须要穷尽所有已知和未知的情况,而且每种情况下都是无害的,才能证明其无害,这根本无法做到嘛。哦,对转基因的阴谋论就更不值一提了,大多是由谎言和谣言组成的。如果仅是因为尚未出现的潜在风险就裹足不前,那这就是因(可能)噎废食,最终失不偿得。

技术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就像进化一样,即使某一地区因为各种原因技术停止进步,也总会有其他地区扛起发展技术的大旗,然后此地的技术会有如潮水一般向世界上其他地方涌去,扩散开来。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全世界受到热烈欢迎,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让人们趋之若鹜。当然曾经也有些东西阻碍了技术的传播,比如海洋,宽广的海洋让美洲和澳洲有如孤岛,在很长时间里远离欧亚大陆一波波的技术浪潮,直到远洋航海技术的出现,让海洋不再是天堑。即使是号称远离科技的阿米什人(Amish),也没有离得太远。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诱惑,先进的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

很难找到其他什么东西比技术带来更多的好处。技术,本身就是一曲忠诚的赞歌,唱给每个人。

 

大明宫含元殿

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关中平原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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