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 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地理环境对于历史的影响一直被低估了。研究历史问题，我们喜欢讨论人民群众的意义， 喜欢讨论伟大领袖的意义，但少有人去讨论地球的影响，这个最原始因素给人类命运带去的影响。孟德斯鸠算是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过一笔，讨论了不同纬度，不同气候对于文明的影响。黑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但地理环境，还是被低估了。

说是地理环境，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地理，因为无论是气候，环境，物种，还是生态或者其他什么的，决定它们的还是地理，地理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决定了大气的流动，决定了海洋的洋流，不一而足。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左右了我们的文明。而地理，这个源自于地球起源的学问，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轨迹。或许你认为把历史与文明追溯到地理这个最初因素有些夸张，没有必要，但事实是，在外星人还没出现之前，确实没有必要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银河系对我们历史的影响。

来自于BBC的纪录片《地球造人》算是一个尝试，讨论了地球上的那些最初因素——地球深处、水、风以及火，对于文明的影响。尽管其中关于中国煤矿运输的一段的结论过于狭隘，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地球深处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地形，火山，还有各种矿藏。板块之间的漂移和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地图样貌，决定了哪里有平原，哪里有盆地，更决定了澳洲与美洲成为新大陆以及欧亚非的相连。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影响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

1. 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 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 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 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就是地球深处的活动。而火山的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个文明，爱琴海的米诺斯就是一例。而各种矿藏，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原料，从青铜到铁器，从煤炭到石油，都是地球深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每一种新资源的利用，都给社会带了巨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革命。

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不吃东西可以坚持许多天，但不喝水我们很快就会倒下。尽管蔚蓝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但可为人类所利用的水实在是少的可怜。文明也像动物群落一样，择水草而居。不仅如此，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对农业来说，靠天吃饭总不可靠，所以才有了灌溉系统，将河水或者地下水引入农田。但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分配，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人把政府的起源归结于此。而像中国这样的被农业束缚的文明，原因可能也就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所谓的“母亲河”，费孝通当年就有一篇很出名的论文，题目就是《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海洋，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则为大规模贸易提供了可能，直到今天，海上运输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海上运输的速度与载重都比陆上运输有着太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成为了曾经希腊与英国崛起的保障。

风的力量让哥伦布得以远征新大陆，让麦哲伦得以环球一周，最早的大规模跨洲贸易，就是在风的力量下促成。非洲的奴隶被带到美洲，美洲的棉花则被出口欧洲，尽管不怎么光彩，但风让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得以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至于说火，简直就是文明的象征了，普罗米修斯将火带到人间，象征人类的启蒙。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火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掌握控制火的技术让我们脱离野兽的范畴。对农业来说，火更是拓荒的利器，一把火下去就能迅速清出一片农田。

对于这些元素，人类多少都是有些崇拜的，中东的拜火教就直接崇拜火，每逢奥运会，我们总要点着火把跑来跑去，而“金木水火土”则是中国人的基本元素观，希腊的则是“水火土气”，其实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崇拜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崇拜自然，是因为无法脱离自然的束缚，感觉需要时时刻刻有求于自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每一种发明，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让我们能一点一点得脱离自然的掌控。

但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破解自然的代码时，地球就会像“盖娅”一样做出反应，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盖娅”系统，只是人类的愚钝未能意识到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中，人类选择的未来既非第一基地的科学，也非第二基地的心理史学，而是“盖娅”。套一句老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正途。但问题是，如何？

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话。 所谓科学，更强调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需要从现象中将理论抽象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确实贡献了不少技术，但科学贡献却是屈指可数。我们发明了火药，却无法解释火药爆炸化学的原因，我们发明了罗盘，却不知道指南的原因。中国人的技术成就，从未深入科学层面。科学之光来自欧洲。

所以，按照《继承与叛逆》一书作者陈方正的话说：与其研究“现代科学为何未能出席在中国”，不如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席于西方”。

西方的现代科学，并非是在近代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希腊融汇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并系统的用数学把所有知识串连起来，让希腊成为西方科学的中心，随后希腊衰落，西方科学的中心几经流转，途经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至罗马帝国覆灭后传至阿拉伯，而在11世纪与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不光为意大利商人带去财富，也给欧洲带去了希腊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法律。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欧洲的土壤生根发芽，进而取得那些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成就。曾有一度，利玛窦带着科学的种子来到中国，但却没能激起半点波澜。

欧洲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陈方正看来，科学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毕达哥拉斯和牛顿：

毕达哥拉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汇贯通，然后远走西方，将之移植于希腊在海外的文化土壤，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米德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科学法阵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汇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牛顿。

科学在欧洲最终得以开花结果，其实也是汲取了各方的养分，科学的中心一度在欧亚非大陆流转，但真正适合科学的土壤，还是在欧洲。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那么，欧洲的土壤是什么，宗教是一方面，不一定是基督教。各处的科学，在早期都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是宗教的一部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承科学知识其中就很像我们现在传承教义，伊斯兰的高等学院就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被当作宗教的附属。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的是数十年的废寝忘食的孤独思索，个中艰苦，难以想象。在宗教的驱动下，其中艰苦往往才能被忍受。

另外，地理环境这个最初因素也影响着科学。这里我无意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具体可以看我写的《文明的轨迹》一文）。分裂的欧洲让科学有机会寄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中心，有更多的希望保留科学的种子。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中央政权开始排斥科学，科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我以前写过的，秦以后，“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

不得不提的一点，在伊斯兰与其他什么地方，科学的维持多是靠王室或者宗教维持，但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却是大范围的自发翻译阿拉伯文献。从大学到贵族，从教会再到私人，都以学习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学术为荣。归根结底，或许还是“希腊哲学与科学传统、罗马法律传统，以及这两者对于后期的基督教之深刻影响”，在欧洲，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外来宗教都需要借助“本土资源”来对自身进行补偿或修正，其中不可避免得借鉴了罗马与希腊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就包含了欧洲文明的基因和土壤。让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探寻赛先生的轨迹是复杂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追根朔源是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遇到困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