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如果秦国（朝）有国歌的话，里面一定会有“纠纠老 秦，共赴国难”这句在《大秦帝国》里反复出现誓言。这句誓言就像《义勇军进行曲》里面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样，提醒着忧患的紧迫。从“黑色裂变 ”到“帝国烽烟”，每当秦国到了危急的时刻，无论是战场，邦交，或是内忧，都会高呼着“纠纠老秦，共赴国难”，慷慨赴死，如此情形，叫人怎能不为之动容？

与秦国连带的就是山东六国，秦国的兴旺史自然就成了山东六国的衰亡史。一个陇西边陲的补足能够拥有一支虎狼之师，进而一统华夏，听上去是颇具励志片色彩的套路，不同的是，秦国所依靠的不是武林秘籍，而是最深彻的变法，秦人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不在于其本身，在于庙堂之上，在于国家实力。

商鞅的变法为秦国带去了最适合乱世争霸的模式，使得秦国可以火力全开，鲸吞六国，甚至为这之后的两千余年都奠定了根基，其后的中国史几乎也没有跳出商鞅与秦始皇画的圈圈，当代亦然。秦朝的建立则结束了封（土地）建（诸侯），创立了郡县、中央集权，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堪称中华之根基，若非如此，“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人们怎么可能走到一面旗帜下去？会有如此之强的文化向心力？

有人说《大秦帝国》是集权张目，没错，就是为集权张目又如何？有什么好羞于承认的？实际上，秦的这种集权在战国来说是最先进的制度，虽算不上是“历史的终结”，但这种集权也是“战国的终结”，直到近当代才有所动摇。我们总不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的人们高喊着“德先生”与“赛先生”吧，总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超越时代的人物毕竟少见。同样，我们有怎能确定，民主就一定是“历史的终结”？

秦强，但也不过二世而亡，遇到了昏君照样完蛋，商鞅建立的制度不具备抵御昏君的能力，而谁来做皇帝那是皇家自己的事，虽说皇帝们不会太拿自己的江山坐儿戏，但后世胡乱折腾老眼昏花的皇帝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秦以后，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身上，所不同的是，依靠法还是依靠礼。如若一不小心遭遇昏君，人们只能期盼着出现个明君取而代之，最多是“皇帝轮流做”或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揭竿而起，丝毫不会去考虑换条路子。

秦二世而亡毫无疑问是个悲剧，即便你认为它是“暴秦”（秦政是否真的残暴另待讨论），也应该看到，秦末至汉初的那段“楚汉争霸”，给社会带去了更多的动荡，更多的死亡，更多的民不聊生，此种惨状，经汉初数朝依旧未能恢复如秦。改良永远比革命震荡更小，一将功成尚且需要万骨枯，革命功成需要的就是更可怕的数字了。

怀念秦国，更多的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思想爆炸的时代，按现在的评价叫做“百家争鸣”。各家学派都根据自己的背景，对那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时代做出解释，试图立足于大争之世，如此盛况，中国史上绝对空前，也堪称绝后。思想界再无如此盛况，可能唯有19世纪末东西方文明的碰撞或能与此稍作比较，但也远未有那时的波澜壮阔。至说当代，所谓“多元化”是需要提倡的，如陈丹青所说：春天谁来“提倡”？春天还不是来了。

对于秦国（朝），喜爱也罢，怀念也罢，厌恶也罢，怅然也罢，都已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了。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