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文明的轨迹
中国的思想繁荣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以及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同时产生。不
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创新：交通条件的改善，农业水平的提高，以及铁器开始得到运用，使得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因此各地方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各自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诸多文明从此开始分道扬镳，即使是在当代，当时的余波依旧可以感觉的到。
孔子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大河文明的特点，提出了以家庭为基本结构的社会模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尽管在当时思想界确实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最终被历史选择的思想正是儒家的这一套伦理道德。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对于希腊的先贤们来说，自然也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如此变革。希腊人靠贸易维持繁荣，在贸易中，至少会牵扯到三个概念：交易的主体（参与交易的人），交易的客体（东西），以及双方的债务关系。贸易越发达，以上三个关系就越复杂，而这三个关系正是民法的基础。
而 在中国，按照梁慧星的话说：统治者根据自身农业社会的特点，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被限制 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市场经济不发达，且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无从产生，所以根本就不具备民法产生和发展基本条件。
民法作为私法，不同于其他法律，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主，而其中自然也包括土地，而民法则是保护这些财产的最好武器，尤其是民法发达到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步。理查德·派普斯的《财产与自由》一书中如是说：由于土地私有权的不可侵犯，反而国王必须请求财产所有人交税，由于 私人财产所有者财政上独立于国王，反而是国王有求于百姓，所以交税一直是一个头疼的事。早期王室出卖土地得到相当的财政收入，后来主要靠税收。为了解决税收困难，国王开始召集国会，让国会自定税率，并形成宪制承诺“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加税“。
最早的宪政起源于英国，英国的贵族们因为拥有对土 地的所有权，所以手中有和国外谈判的筹码，不像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主教、贵族，骑士们在自己的领土内直接经营，也可以继续 分封，形成新的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封主和封臣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尽管他们地位不平等，一种法律合同关系还是形成了。即使是国王也不以违背合同的方 式，命令封臣绝对服从，一旦和国王发生冲突，英国贵族总是试图用法律高于国王的理论来限制王权。
由此，宪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在此后，不断的有思想家，法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开始了对于宪政理论的阐述实践，多数都是以英人为师，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受到英人的启发，到麦迪逊、汉密尔顿、杰弗逊，华盛顿的身体力行，再到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李鸿章，袁世凯开始自强变法，宪政开始走向 全世界，为人类所接受。同时，人类的生产力已经突飞猛进，地理环境的影响早已是与日俱减，但当年，地理环境对人类打下的烙印依旧是挥之不去。
尽管东方与西方早已分道扬镳，但双方的轨迹并非是不会相交的平行线。鸦片战争让这两条轨迹彻底的相交在了一起，西风在那时起开始压倒东风，随后，双方开始 融合，一面“国际化”，参考洋人的经验，一面“本土化”，在故纸堆里寻找解答，就这样，才有了当代之中国，而以后，大抵也会沿着这条轨迹继续走下去吧。
我还是要重申一下：文明发展到今天绝对不是受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是一系列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在不同时期，决定了文明的走向，探寻文明的轨迹是艰 难的，尤其是要在诸多复杂的线索中抽丝剥茧。而我抽的这根丝，就是地理环境，而在抽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疏漏，甚至是完全的误区，走到了岔道上去， 文明的轨迹更有可能并非是按照我思考的这条轨迹再走，我所做的，只是把我思考的记录下而已，仅此而已。
，并不能分个孰优孰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