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也是购买已久了，最近还是因为苏力老师的几篇文章，终于是决定好好读费孝通先生的书，以下是一些笔记，
记录到这里以备后用。
-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
“家”这个概念一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核心概念，前几天陈鼓应教授来西北大学，问我们说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应该用何字？尽管他认为应该是“道”，但我的回答是“家”。在农业发达的中国，“家”是最适合的社会组织形式，稳定，可预测，农业需要这些。以至于以后被选择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都是以家为核心。就连我们的通知模式也成为“家天下”，“家”的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至少曾经在过。
- 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
在看Boston Legal时，里面对中国非议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溺婴问题，尤其是对女婴。这当然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但作为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溺死，肯定是于心不忍，事出有因的。不到迫不得已，怎么会下如此决心？相信费孝通的这段话绝不是在为溺婴辩护，只是把这个残酷现象的原因展示出来。
- 如果没有农时的计算，就不能保证在正确的时间里采取某种行动。辨认时间不是出于哲学考虑或对天文学好奇的结果。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相信古人可没有看星星的雅致。看看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完全就是耕种指南嘛。近些年来有人嚷嚷着要把春节放倒阳历1月1日，理由就是因为春节是一个农业社会的节日，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也不无道理。
-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庆幸一下，尽管农村现在也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吃饭问题至少是解决了。仅此一点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就，当然这不应该是作为终点，因为这离终点还太远太远，甚至看都看不见。希望过一阵子下乡考察可以真正了解一下农村。
- 在现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来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目前，由于地租没有保证，一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上海投机企业危机反生就说明这一点。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绝对的真知灼见，也难怪会把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提供小额贷款的尤诺斯博士，这不光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更是全世界所有贫困农村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可能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
在我们被灌输的理论和实例（可怜的周扒皮）中，除了地主与农民之外无它，全然是阶级斗争这根弦，农村被太过简化了。不过幸好，我们还有费孝通、梁漱溟这些人为我们还原了另一面貌的农村。我更加好奇，我们现在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呢？
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使其后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可能出现；而鸦片则是十恶不赦，腐蚀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让白银大量外流，并且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至少传统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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