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很多论文、教书一般开始都是美国怎么规定、法国、日本、德国怎么规定，到了最后一章才是中国怎么规定，提几点建议。具体问题还没讨论，就结束了。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冯象谈法学教育》

一直以来，都很疑虑，我们的法律究竟是谁的法律，真的是我们的法律吗？翻看论文和教科书，满眼都是“欧风美雨”，全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说放眼世界有什么错误，但更重要的，“什么是你的贡献？”中国。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的国情，最后被法律所束缚的还是我们。当我们大力发展“拿来主义”之时，是否太过忽视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个过程？

对于“本土资源”，苏力老师曾经在演讲上对这个概念做过很广义的解释，就在我们的身边一部部法律里，在一个个案例中，而非来自于故纸堆老黄历，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影响着实有限。与其把中国法制史划入法学领域，不如放到历史学范畴或许更加合适。尽管苏力老师的有些观点我并不赞同，但对本土资源研究，确是不可忽视的。

而 “中国国情”，这也是一个几乎要被用烂的词，每当用到此词，大家都很自然的联想到降低服务，而与“中国国情”相对应的另一个词——“与国际接轨”，则多被用来解释涨价的理由。这两个词又几乎是中国法学的缩影，在司法改革或者是立法过程中，阻力和动力无外乎这个理由，再往大说即便是现代化进程也无外乎是这两个词语的博弈，大词博弈。

“中国国情”是什么？或者换个说法，中国是什么样的？前些天看了本《法律与人类学》，不算是旧书，一些学者论文组成的合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类学对于农村特别关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整本书里全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分析。当然我研究农村的重要性（要不我也不会如此喜欢费老的《乡土中国》），但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忽视城市，以及互联网所带来的崭新社会模式。农村的人口劳动力向城市里转移这是不争的事实，更不用谈城市价值观对于农村的“侵袭”，给农村带去影响，更给城市带来改变，研究来说二者本不该有偏废，但显而易见我们研究的重心更倾向于农村。如果农村代表了中国的过去，城市就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乡土中国正在逐步变为混凝土中国。

对于中国的研究，不仅要知道我们来自何方，还应知道我们脚下的路通往何处，而且，手持路线图前行总比摸着石头前行靠谱的多。法律人整天高喊着要为“权利而斗争”，这样的话律师才有钱赚，法学院才能招到学生，法学教授们的书才卖的动，诸多好处，不一而足。只是我们的权利来自何处，李敖当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告诉台上台下的师生们，宪法才是我们的“权利清单”。

把宪法法律捧到如此高位，许多人肯定会不以为然，即便是对法律法律人来说，宪法也可能只意味着以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的那个雕像。只是如果法律人都不把宪法法律当回事，那还有谁会在乎呢？以前就写过一篇《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法律》，在一五一十上被人讥讽幼稚，越来越多的人不把法律当回事，更情愿去相信权力与金钱的力量。法律人的饭碗，眼见就要不保了，但另一方面，法律人摇身一变进入公务员队伍也是不错。

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我们的法律正式构建在我们的社会之上。在我们的立法实践中，往往是先有某一现象需要规制，才由国务院制定规制，过个若干年，再由人大或其常委会来立法。法律的修订也是一个道理，都是现行法律不能再满足社会需要，进而进行修订。鲜见有法律预习就制定好等着社会来被规制。

新月在一篇评论中问：法律不可能改变社会么？自然是可以的，无论政治课本反复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还是法理学课本讲的法律指引的作用。差不多都没错。如果可以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搬到这里，那就更好理解：法律如果想要改变社会，那就必须先适应社会。不能适应社会的法律，必将无人遵守，形同虚设，如何谈的上改变社会？哦，或许可以改变，只是让社会更加不尊重法律罢了。

我们的法律，并非只是由一些抽象的外来概念所构成，相反，我们法律的基本元素，是一行行枯燥的法律条文，而让法律有生命的，则是一个个冰冷的案例。我们是否对于马伯里诉麦迪逊这种案例太过重视，对于哈耶克的书读的太多了？此消彼长，进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忽视了我们的政策影响之下的法律模式。比如劳伦斯·莱斯格在他的《代码》一书里面说“代码就是法律”，没错，可那是在美国，在中国应该是“政策就是代码”（过几天专门写篇网络法的论文）。

我们的法律不应限于无穷无尽的理论、口号、名词和“左右”之中。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