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行
这次的巴蜀之行，在闲暇看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冠中的《2013》，
还有一本龙应台的《1949》，选择这两本书在巴蜀的路途上阅读本是无意之举，只因积攒过久而内心有愧，才选择同行。未曾料想这两本书却吻合了我巴蜀之旅的全部心情。
《2013》算是一本科幻小说了：描写了2013年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另一方面，世界却因经济危机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但全国人民似乎都少了一个月的记忆，准确的说是崛起开始那28天的记忆。那段记忆，似乎是被完全抹掉。
而龙应台先生的《1949》，写了失败者的故事，那个动荡年代里面，那些失败者，是怎么“屁滚尿流”得来到台湾。我们只喜欢百万雄狮过大江的故事，却忘记了那么多中国人，选择或者被选择跨国海峡，远离家乡，重新开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最后犹太人送了辛德勒一枚戒指，上面写着“凡救一命，即救世界”，当时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如果把这句话扩而大之，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悲剧即整个世界的悲剧”。或许这么说太过悲天悯人，但我们的民族，就是由一个个个体的悲剧和喜剧组成，悲剧常多，喜剧甚少。
重庆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公墓，最早在老鹤的博唠阁里看到老虎庙的报道，然后听父亲也向我提起过，再到前些日子《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都在勾引我去见识见识这个墓群。可惜的是，尽管颇费周折找到了墓群，但奈何大门紧闭，只能是在门外眺望一二。
红卫兵武斗，距今最多不过40年历史，却几乎为我们所遗忘，集体记忆是如此经不住保存。很多时候，不是人们主动选择了遗忘，而是像紧缩的大门一样，被迫遗忘。人们在各种利益的趋势下，总希望将自己的经历展现出来，无论是出书还是成册。只有那些会因为那段记忆而威胁到自己存在的人群，才希望人们消除那段记忆。换句话说，只有希望统一思想，才会抹去记忆。我不能确定未来的中国是否会是《2013》中的中国，但我看到了，不断有人们在好奇心的趋势下，隔着铁门望一眼其中的墓地。看看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巴金先生早在80年代的《随想录》就表达过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以收藏那个疯狂的年代。但因为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原因，文革依旧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父辈的遭遇知之甚少。我们只喜欢提30年来的伟大成就，伤痕似乎已经痊愈。
我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成都西南的安仁古镇，这个镇子上有川人樊建川修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的视角在国内无出其右。从抗战老兵的手印，到国军抗战，再到美军援华，乃至文革记忆，这些都是普通博物馆未曾涉足的领域。其展馆布置之精细，令人惊叹。现在我扔忘不了那一排排老兵手印给我带来的冲击，忘不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一进门那刺眼的红色和刺耳的高音喇叭，忘不了一地的章子，一墙的钟表；忘不了那微笑着的战俘。
建川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了成功者的故事，也收集了那些45年以后失败者的经历。为了中国，他们尽管曾并且还会刺刀相向，但还是选择携手并肩，共度难关。“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死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抗战与内战的历史，被我们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忆，我忘却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人的故事。人，作为个体的人，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说“大河不满小河干”，这句话错了，哪天大河不是由小河汇聚而来？一个人的正义都无法实现，还怎么实现一个民族的正义，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引用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的话：“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然，我的巴蜀之行，当然不只去了这两处，还去了其他地方。在这里就不啰嗦了，要是有兴趣的话：
为了写论文，多少也搜集了点资料，虽然其中大多观点我不同意，但还是对理解虚拟财产的属性会有帮助。
但往往矫枉需要过正，才能中和掉其他观点。更何况，兼听则明，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岂是一两个因素就左右的了的？历史应该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尤其以辩论录音做的最好。众所周知，除非特别许可，法庭之内是不得摄像、录音。而这个网站却给出了所有案件的辩护音频，并且配上同步字幕（法学院的同学用来联系英语听力自然是最好不过），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