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国内关于网络法的资源实在是匮乏， 所以蹿访至Amazon去找找关于网络法的书，书确实不少，但价格绝对是触目惊心，随便一本就$100。还好勉强找到了Cyberlaw:Problems of Policy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查了一下，这本书目前仅知北大、清华和上交的图书馆有借）的试阅章节，看了一下Introduction，发现里面对于网络法提了五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像《经济学原理》中曼昆总结了经济学十大定律一样可以总领全书，翻译如下：

• 全球互联网络的崛起，是给我们了一个需要用新方法去思考法律的崭新范式？还只是一个需要去套用现行法律分类的事件？
• 网络空间的法律，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内部自发形成？还是必须要由外部强加而来？还有，对网络空间来说，是否可能拥有一套内部的、完全独立于传统现实法律的法律结构？
• 通过技术构架，可以对网络空间规制到何种程度？这种规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认识网络空间的原则？
• 日趋频繁的在线互动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平衡？这些改变又怎样影响了我们关于法律制度的选择？
• 如何思考网络空间内法律问题，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阐述关于法理学的宏观议题？

我相信，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在中国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民间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态度，或者是官方化的热情洋逸的腔调，我不认为这些因为理所当然而产生的惯性思考是有益的。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更有价值的答案，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再“送法上网”了，而是网络主动来寻找法律，需要法律出面，尽管可能用处不大。上面的那五个问题，尽管提出于数年之前，但在不同立场来看，分歧依旧，这也是网络法有趣的地方。

因为本科专业的缘故，所以一早就将自己以后的方向设定为网络法， 希望能够精通，能有些开创性的贡献就再好不过。我也知道，网络法是一个冷门的领域，在中国连研究生方向都没有，更不用说硕士点和博士点了。但互联网作为一个正在重新塑造我们世界的领域，需要法律以及法学的进驻。

有人或许认为网络生来就是自由的“无主之地”，但那也只是最初的状态，“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它维持原状。”数亿的人拥挤于网络之上，纠纷难免发生，而部分争议很不幸被带入法院，法院又不得拒绝裁判。所以，法律上网了，法学也来了。

早在本科时期，我就读了Lessig教授的《思想的未来》与《代码》，当然是读的一知半解，但也算是入了门。此后关于网络法的书，中国人写的外国人写都看了一些，都有问题，中国人写的网络法的书，着重于从传统法律角度去解释理解，忽视了网络的特性及背景分析；而老外写的书多涉及与美国宪法，总把第一修正案搬出来说事儿，根本就不适合贵国国情嘛。当然我也承认网络法的书籍我所读不多，一方面是这方面关注人本来就少，另一方面是囊中羞涩，看看Amazon上关于网络法的书，动辄上百美刀……国内的书？还是看张平老师主编的《网络法律评论》吧。

国内研究网络法的资源相当匮乏，但聊胜于无，列举一些吧：比如北京大学网络法学院互联网法律中心，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这两个算是比较靠谱的吧。国外资源就要多一些，比如牛津的Internet Institute，斯坦福的CIS，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网络法与政策研究中心，多伦多大学的ONI，哈佛的Berkman Center（法豆老师最近在此研究），这些机构每年提供大量的机会邀请各地研究者前去交流，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当然要去英语过关，最好博士）。

梳理一下网络法主要关注的领域（自认为）：网络政治，网络实名，虚拟财产，信息网络传播权，管辖权，网络安全……不一而足。这些领域只可能会日趋重要，更可贵的是，还存在大量空白与争议，而人类与网络的接触只可能会日益紧密。

所以，网络法属于未来。

众人皆知，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以降， 对商业的打压，对农业的重视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后世不时得有各地的商人（浙商，晋商，陕商）不断崛起，但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农业，我每年最重要的春节也是农业社会的节日，农业依旧是我们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中对于商人的鄙视，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自然是把“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小人画上了等号，更不用说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

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

讨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很容易习惯性地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中去——先义愤填膺的去声讨封杀行为，然后再谴责、谩骂或者调侃一下那堵墙，大抵都是这个套路。很少有人去深入的分析一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为这种过滤张目，而是更好地理解这种过滤行为的动机，所谓知己知彼。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看到作者李永刚对这一命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

过滤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了，强大的网络过滤与花样不断翻新的越墙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网的人可以依据是否会翻墙被分为墙内人与墙外人，墙外人在面对墙内人的时候是颇有优越感的。苏力老师说中国是一座学术富矿，此言不虚，关于互联网亦然，在那些言论禁忌之外，依旧有着大量的素材可供讨论。

网络审查的原因无外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所迫，我们的总设计师强调稳定，是因为其切身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后的反思，在那些动荡之后，80年代总设计师把高举稳定大旗无疑是睿智的。但时代总会发展，不是说稳定不重要，稳定当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稳定？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已经让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流动性之中，真正摧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就是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再奢求曾经的那种静态的稳定，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了，动态的平衡比静态的稳定更难能可贵，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稳定。对于总设计师来说，稳定也只不过是手段，改革与开放才是目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人，但内心却还有些虚弱，很难经受半点的批评与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应该对自己以及它人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人们会有足够的心智与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步入成年的人，填鸭式的灌输只能让人厌倦，人们更倾向于那些睿智的，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更喜欢去从反面，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无论是网络实名制，或者是网络审查，还是网络扫黄，我都宁愿相信这些行政策的初衷都是怀着最大的善意，但子曾经曰过：“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听说得如何，更不能看想的如何，而是要以行动来判断，由这些行动的结果来判断。很残酷，但就是这样。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苍蝇，不是我们紧闭门窗的借口。确实，为了防止苍蝇，装上纱窗是一个好主意，但纱窗不要密得像一堵墙一般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