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Hello World!

来自于Stanford的Lessig教授的在他的《代码》一书中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代码即法律。换句话说 ，有什么样的代码，就会有什么样的网络社会，决定权在代码手中。基于TCP’/IP的构架决定网络的一些特性：比如开放，匿名，点对点等等。看上去，网络社会的命运似乎是就掌握在程序员手中。

通常人们使用电脑，登录网络都不会去和代码打交道，而是通过各种的应用程序进行操作，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应用程序背后的层层代码，但我们对于这些这些代码并不加理会，因为代码对于日常操作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要真正了解网络空间，代码是绕不过去的，就像是我们了解社会需要研究个人，研究人体需要了解细胞一样，研究网络，必须要了解代码。

问题是，我们需要对代码了解到何种程度？是否真的有必要？就像是搞社会学研究就不必把每一件事物分解到原子层面，同样，研究网络空间也不必像Neo一样把所有网上的东西看成“0”“1”数据流。从代码出发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将种类繁多的应用程序按照内在性质进行分类。当下对于应用程序的分类现在多是基于功能，将应用软件按照功能精细的分为杀毒，娱乐，聊天，办公，学习等若干类，也并没有错。然而，对一样事物的分类方法越齐全，就越说明我们对它了解的透彻，对于虚拟世界的了解，我们显然还差得远。

有一些代码运行于自己的计算机之上，比如你的操作系统，你计算机里面的MP3文件，或者是你正在调试的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背后的代码，都存在于自己的计算机硬盘之上，包括硬盘，完全是你个人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暂不讨论）。而另外一些代码则运行于他人的计算机之上，比如你网站的域名，你的电子邮箱，你的论坛帐号，你的网络游戏装备，组成这些应用程序的代码，核心部分都不在自己的硬盘上，有人或许会认为我们会对硬盘中的代码是我们的财产，但我认为，这些代码只能被称为“虚拟财产”（虚拟财产的概念我已多次讨论，此文按下不表）。恕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给予这两类一个精确的名称，姑且称之为受财产权保护的代码和受虚拟财产权保护的代码。

不同的代码类型就意味着保护手段的差异，对症下药才曾达到最好的效果，而因为分类不清，导致对代码之上应用程序的保护处于混乱的状态。对代码的法律保护，主要还是来自于知识产权方面，比如《著作权法》中对于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或者是域名争议中对商标权的保护。而在代码的财产权保护方面，因为定义不明，关系不清，通常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相互矛盾，彼此冲突的判决（盗窃QQ帐号）。

在Cyberlaw一书中，作者曾经提问：网络空间的法律，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内部自发形成？还是必须要由外部强加而来？现在看来，网络自发造法的过程显然赶不上网络用户对于法律的需求，而在现实法庭往往对来自虚拟世界的争议束手无策（不予受理是最常见的），于是，这就是问题，送法上网的问题。

当现实社会的法律开始作用于网络空间，代码就越来越不是法律，反而法律开始影响网络的构架，开始影响一行行的代码。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稳定，在政策与规范的指引下，网络实名制被提上议题，新发的帖子需要通过关键词审查；为了国家安全，蜘蛛会悄无声息的深入所有人的电脑，窥探代码组成的隐私；为了网络纯洁，图片需要改变外链规则。看上去，政策即代码。

无论是谁影响谁，代码都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开放则能让代码变得更美好，这种代码按照行话叫做Free Software或者Open Source，透明的代码，而不是处于黑箱中的代码。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代码，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熟记法律，但开放的代码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专业人士们了解代码，就像我们通过律师了解法律一样。孔子在当年反对公布成文法的时候说过，“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处于黑箱中的法律对人们有着最大限度的遏制，而处于黑箱中的代码呢？

由代码组成的虚拟空间就像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由细胞组成的生物一样，需要细心与耐心的研究，判断代码与代码之间的关系，影响。虚拟世界早已不是可供鸵鸟藏头的沙堆了，而是一个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不同又相似，自然是有趣的紧啊。

但凡在中国大陆地区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上点儿心，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会陌生，至少都听过这个名词。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 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看上去不错，但伯尔曼就不太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法律与革命》中写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身缠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因此，他误解了新教革命，并完全忽略了教皇革命。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西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一些中间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不知不觉地把西方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

从当代来讲，欧洲文化确实是主流文化，哪怕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如果仅靠欧洲就去推断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叶知秋，不如说是一叶障目。当然，在19世纪的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在资料占有上现在这么充沛，这么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动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看作是阶级斗争动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的概念对这种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发点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冲突，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注定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从逻辑上看没有瑕疵的推断放到历史中去审视，可能就没那么靠谱了，其实想想，我以前写的那篇《文明的轨迹》，也是在从逻辑上主观臆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对欧洲史不了解有关。

……，不幸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存在。这留下了一个约3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即欧洲的专制君主制发展了起来。

“独尊老马”的历史思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得多，当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夹杂进去更是如此。

他（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样的法则——例如，一下这项法则：每个社会中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些阶级关系转过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发展。……。说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和思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把这些水乳交融般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方面分成“原因”项和“结果”项，是更准确和更有益的。……。不过，真实情况似乎是，在某时某地经济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政治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的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马克思没有垄断全部真理，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当把头脑中历经数年才建立的大厦彻底推翻，重新来建，一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不再垄断大楼的设计建造，而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砖一瓦，相信这样的大楼才会更加坚固耐用。

西安这座城，做过十三个王朝的首都。见证过汉唐盛世的辉煌，也目睹过国破城芜的悲凉；曾有过商贾云集、宫阙万幢的盛况，也有过荆棘成林、户不满百的衰颓。残破也好，热闹也罢，西安总是中国历史的中心和焦点，无数人瞩目，无数人向往。而今的西安，昔日的荣光已经褪色，但是朴实、厚重的历史积淀却比比皆是，洋溢在大街小巷，深入市井巷陌。

——贾平凹，《西安这座城》

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但西安的性格，也许并不为人所交口称赞，但却是很难模仿来的，言谈间总有几分傲气，也会像阿Q一样说“老子先前阔多了”，落伍也罢，怀旧也罢，但这就是西安，曾经的长安。李白都说过：“长相思，在长安”。

（鼓楼，所谓“文武盛地”）

（大慈恩寺与大雁塔，西安地标之一）

（西华门十字的雕塑，后面是大钟表）

（大雁塔与玄奘法师）

（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说起来，即便常常路过，万邦书城我也并不常去， 光顾频繁程度也远不如汉唐这等大书店或是购买专业书籍的中法图，也只是在最近几周才开始频繁造访。因为万邦搞了个颇为有趣的读书会，通常就某本或某几本书的话题展开讨论，或者说辩论，其中要求立场鲜明，拒绝骑墙。前几天就“秦朝功过”讨论了一番，原本我的预设立场是为秦朝说话，但眼看反秦人数稀少，就临时变换阵营，去“诋毁”大秦了。

无意在此重复现场讨论的观点，只是把个人从正反两面的思考呈现于此，算是抛砖引玉，以卵击石了。

如果要叙述秦的功绩，最显赫的自然就是统一中国，把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做过详细计算，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但“一统天下”是每个当权者的目标，而这种四海归一的观念就是自始皇帝起。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马同轴”都是大一统所必须的，都是中央集权这种模式下理所当然会实行的。

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最根本的力量就源自于它的制度，同样也应该如此看待秦朝。自秦朝起，“废封建，设郡县”，地方官员对皇帝直接负责，成为了以后每一朝代的基本制度，以后历朝历代，都未能跳出始皇帝画的这个圈，最多是进行些修补。一套制度，被延用了数千年。如果说秦朝制造了一艘战舰，那么这张战舰的图纸，则一直被后世造船的模本。宏观上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秦奠定了基础。

但这也并不意味秦朝无可指责，抛开“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之类的陈词滥调（因为后世各朝远比秦朝更变本加厉），也从宏观上把握，从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视角来审视秦朝，我就能看到：秦的统一，终结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年代。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在分裂的欧洲，马克思至少还可以去大英图书馆看书，哥伦布也至少还有西班牙的支持，应该的清教徒至少还有新大陆可以去，商人们至少还可以穿梭于教廷与世俗之间。但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只要你的观点非主流了，从长安到扬州都不会容得下你，或许只有扶桑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劝他做President的梁启超如是说，要求秦始皇对“百家争鸣”的终结负责显然只是以当代的视角审视秦朝，再疯狂的想法都我们无法要求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远见，那样不公平。

秦用商鞅而崛起，又二世而亡，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甚至，我都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摆脱了秦开创的那个时代。

附：一篇书读后感：《秦！秦！秦！》；一篇电视的观后感：《纠纠老秦，大风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