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九年《读书》第七期有一篇《“史华慈问题”——中国思想史上的那块天花板》，借史华慈的文章提出了皇权为何兴盛于中国的问题，是谁在那里盖上了那块天花板？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只是对于天花板的构造做了些描述。
零九年《读书》第十一期的《怎样看待传统政治理念》虽是对赵瑞广一文的回应，但同样未给予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下中国的天花板未必不如西方的。
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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