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牛年，乾隆皇帝八十二岁，也是他执掌大权的第五十八个年头，这一年世界算不上太平，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路易十六惨遭处决，雨果的《九三年》就是以这一年为背景。
更重要的，在这一年西方同中国有了正式接触，乾隆皇帝接见了英人马戛尔尼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
但往往矫枉需要过正，才能中和掉其他观点。更何况，兼听则明，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岂是一两个因素就左右的了的？历史应该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