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此的理解是：地理位置。

长安所处的渭河平原也被称为关中地区，具体说就是这个地区位于几个关口之中，分别是：西边的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下图蓝色标记），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下图红色标记）。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可谓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关中

对于来自中原的威胁，只需固守潼关/函谷关便可让关中地区顺利发展，渭河平原的肥沃土壤足以支持大量人口在此繁衍生息，积攒实力，没有后顾之忧。

除了来自中原的威胁，其他方向均不易对长安构成威胁，不易不代表不可能。历史上就有多次尝试，还不乏成功的案例。最早攻入关中的应该是刘邦了，刘邦从汉中，利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战略上麻痹对手，从陈仓道过秦岭进入关中，算是不多的成功案例了。再有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唐时期吐蕃趁中原『安史之乱』，河西防御空虚，从甘肃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数日。

而进攻关中失败的案例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的北伐，六出岐山希望夺取关中而无功而返，小说中是因为司马懿的足智多谋而挫败诸葛亮的进攻。实际上单就穿越秦岭的难度，就够诸葛亮喝一壶的了，如果没有刘邦那样成功的战略欺骗，谋略如诸葛亮都很难能进入关中。

同样，明末起义军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关中，被轻易挫败，自此李自成从高迎祥手中接过『闯王』的大旗，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而其后李自成大顺军，在潼关对阵清军，清军长时间坚守不出，后来凭借红衣大炮才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夺取关中。由此，关中之坚固可见一斑。

秦国依据关中的有力地形，只需要函谷关一面面对敌国即可，而不像其他六国大多处于四站之地。利用地理优势，秦国有足够的时间与六国周旋，进而发展自动经济与生产力，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充分发挥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优势。进而统一中国。

汉高祖刘邦亦曾想过建都洛阳，刘邦本人和手下大多数山东人士，洛阳是东周的国都，也距离家乡较近，当然成为首选。但娄敬建议关中地区易守难攻，为四塞之地，即使丢掉整个山东，依旧可凭关中地区东山再起，重新逐鹿中原。

李渊曾因为突厥的威胁考虑建都南山以南，但最终被李世民说法建都长安，利用长安的地形来巩固边防，同时可以形成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控制。同时，定都长安也为夺取西域，控制中亚奠定了基础。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粮食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从江南地区通过漕运解决。但漕运成本极高，而且逆流而上。所以宋朝选择了漕运压力较小的开封定都，但开封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无险可守，即使是大量的禁卫军面对金国的铁骑也是不堪一击，被长驱直入不得不迁都江南。

在唐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地区，长安不再适合定都（参考我的博文《别了，首都》）。但即使如此，在明朝初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民国时期，都考虑过西安建（陪）都的问题。至于现在广为流传的，共和国期间号称一票败给北京，那则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各地都有这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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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提到汤因比的观点：文明的但是因为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挑战，对生存危机的抗争决定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确实如此，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鲜有能力对抗大自然的残酷，任何风吹草动（洪水、干旱、疾病、严寒等）都可将一片区域内的人类文明完全抹杀。

面对如此情形，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生育。文章中提到这也是“女神崇拜”的起因，那个时期的雕塑多是女神题材。考古学似乎也在支持这一说法，早期文明中生殖崇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少见，在雕塑中，多是以夸大乳房或下体。甚至还有双性人这样的作品，比如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马家窑出土“裸体浮雕彩陶壶”，其中人物为双性人，制作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而母系氏族，可能也是这种崇拜的表现（没具体考究）。

而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加，来自繁殖的不断减小，直接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与此同时，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开始增加，人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带领部落发展，所以人类文明进入英雄时代，黄帝、炎帝即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顺便说一句，黄帝真正埋葬地并不在陕西黄帝陵，而是在河北，在古代某朝由于战争失利丢掉河北，故在陕西另建黄帝陵。所以虽然陕西的黄帝陵没有黄帝尸骨，但却受到历朝的认可。

“历史没有停留，人类继续发展”。部落开始演化为国家，国家间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只有在屈服，或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时文明的主旋律是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强大在那时通常是指人口、耕地、战争等内容。能够协调好这些因素的国家便是文明的主宰，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在以上各方面超越其余六国，进而同一中国。在《商君书》里，只围绕两点：耕/战。便是如此。

下面是一些我的废话：

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甚至从未放慢。而其中大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我没兴趣谈现在的历史大势为何物。可是当你李鸿章、李中堂为了督促清廷改革，就曾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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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知乎上问：“为什么世界上多是南方和北方的战争？”并举了些南北战争的例子：“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中国近代也是南北之间的战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都是南北之争。”

这个问题可以更进一步，稍懂野史的人都知道过每逢中国南北对峙，总是北方取胜这种说法，所以共和国才定都北方，吸取曹魏灭东吴、蒙古灭宋、满清灭太平天国、共和国灭民国的教训，而且认为北方往南方进攻会形成压顶之式，无往而不利。

这两种说法都是胡说八道。

首先战国时期的战争是秦国对山东诸国是东西向的战争；反过来，项羽、刘邦灭秦是东西向的冲突；蒙古平推欧亚大陆是东西向的战争；拿破仑对俄国是东西向的战争；希特勒进攻法国、比利时、英国等西欧国家，进攻俄国也是东西向的战争；日本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还是东西向的战争。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战、二战都是东西向的战争。至于说中国历史上北方对南方的胜利，也不是全部。朱元璋灭元与民国时期的北伐都是从南到北的经典案例。虽然他们后来都再次被北方势力击败。

说南北战争多、北方进攻南方更具优势只是个概率问题，选取了几个案例便以偏概全得出结论，这和古人凭借有限的经验相信天圆地方，相信阴阳是是一个道理。有限的证据只能提炼出充满偏见的结论。当然我们现有的科学，即使某一天被证明只是过家家的游戏也不奇怪，毕竟现有物理学只是基于宇宙中微不足道一点得出的结论。《三体》中智子破坏对撞机的实验结论，直接导致若干科学家自身，认为其研究毫无意义，就是一个“谬论”破灭的后果。对了，眼下的中微子正在挑战现有的物理学，我愿意赌一碗泡馍说中微子的实验结论是错误的，有人愿意赌吗？

严肃点说，东西向战争更加频繁主要是因为文明多集中于欧亚大陆上，欧亚大陆东西向距离显然大于南北的向距离。东西向来说能容纳更多的文明，更有可能导致冲突。而南北向的大陆如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因为其自身的地理环境缺陷，美洲大陆原理文明中心，非洲大陆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强烈推荐《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所以才让南北向的战争不那么频繁，而问题中的那几个例子，与东西向的冲突比起来只是小打小闹。

而中国多南北向冲突是因为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自唐后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别从关中地区移向江南，而政治中心又因为北方的威胁移向北京，所以造成国家分裂后容易在江南形成另一政治集团，导致中国近千年多南北向冲突。在《古都与城市》一书中提到，唐以前，多少洛阳与长安东西二都并立，而唐以后，则是南北二都，北方均在北京，而南方则徘徊与南京或杭州等地，定都西/北的朝代多侧重进取，而定都东/南则偏重守成。仔细想想西北多少与异族接壤之地，若没有些许勇气绝不会定都边疆，而东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充沛，是休养生息理想之所。如果国家动荡，南北都极易另立中央，进而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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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的意义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是近代史的最高潮，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帝制被终结，新的时代开始，后来的统治者即使独裁，被高呼万岁也不会再去称帝。似乎是一夜之间，旧制度的拥护者纷纷做鸟兽散，众人对权力的热衷超过帝制。即使是想将大位传于下一代，也多会遇到各种波折，比如蛋炒饭之类的。

说起来满清也曾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拯救广大汉族人民于李自成的魔爪；也曾经代代表过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有《红楼梦》这般优秀的作品。但这又如何，鸦片战争让中国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与强大；对日甲午战争中的失利让民心思辨，整个国家倒向君主立宪；尤其是辛丑条约后，科举被废，留学人数大增，新思潮飞速传播。而立宪派对国会未能召开的失望则让革命派取得更多势力的支持，众多掌控地方经济、政治命脉的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党，至少也是同情革命党。从初开资政院到武昌起义将将1年的时光，立宪派的力量就倒戈相向，所谓民心向被，也是转眼的事。

武昌起义当然是充满了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让湖北守备空虚，起义者中只有一些低级军官，只有黎元洪勉为其难加入起义军，才让起义得到了有效的组织。很难想象如果是其他省，起义会如何进行。但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半壁江山纷纷云气响应，成为各省的潮流。

辛亥革命成功终结了帝制，但并未带来一个太平的民国，原因多是归咎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但当时哪里有什么果实，最多只是一些种子与萌芽，是否能够经过暴风骤雨长成参天大树还不得而知。袁世凯将这些种子萌芽成长的最大障碍扫除，即使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段时间看上去是双赢的博弈，革命党推翻了帝制，而袁世凯则到了总统的宝座。不过当袁世凯企图重新回到他所推翻的帝制，自己立刻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公敌。

以上只是一个困极了的人在辛亥百年夜晚的胡言乱语，对了，萌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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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日记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在他们眼里，这是最好的时代。即使是现在，也总有人在缅怀那个时代，似乎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最好的范本，是现在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他眼中的西安，这是他眼中的新社会，他眼中的正义。

在这两年，爷爷他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年龄。他的想法或许可以代表部分当时的青年人，这也是一小扇窗户，让我看到他当年的所思所想。

1950年7月4日

今天是我参加革命的节日，在48年今天，我同二十余为同学由游击队同志带领突破敌人封锁线到边区的，现在已整两年了，是的，是进步了，可是两年的进步，还至今未加入党，是要我在明年今天取消这点。

1950年8月10日

昨天下午为调查×颜料案件去咸阳，我在解放后，还没有坐过人民火车。是的，人民力量是伟大的，仅一年，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拥挤，不买票，脏污，误点，乱哄等现象扣除干净，而是秩序丝毫不乱，清洁，正点。车站上，在车上都有向导员给旅客介绍情况，旅客上车后都有位子坐的，车上市场洒水，有痰盂，这样，小偷也算倒霉，没有站足之处，有技无可施处，西安车站，两本都修起崭新的站房，红色绿色……×××（未能辨识，以下皆同）好看，站房一起的花纹也重新画起。一个钟头，一分钟也没差到咸阳下车，在火车中，我看了车站旁的秋禾，今年天久不雨，秋禾枯干旱的很多，尤其三桥以东最甚，以东因群众因群众积极浇水，倒看来可以收获些。

在去咸阳时，西安车站上来了三部卡车，呵，是陕西省农民代表，这才是真正的农民代表呢！国民党也有农会，而农会的人却都是静坐吃饭的绅士们。今天真正的农民代表不要看他们土里土气，他们才是最大的光荣的。记着星期日和曹重曾去南院门省政府门前，省民教馆去看新式农器，我真正看到了拖拉机，新中国农业的愿景在招手，我听见一个农民说：“以后，咱们那些老古董都不行了”。

在车站上，我看了旅客的成分，大都是穿的很朴素的农民、工人、商人……国民党时代的打洋伞，穿高跟鞋，赤嘴，莲臂，渔夫腿，狮头的小姐们一扫而光，不是他们的时代了。

1950年9月24日

到马坊门民教馆参观西北文代会展览，三个展览完全是美术，最好的要算石鲁同志所画的几篇边疆民族生活水彩油画和一位忘了名的通知所花的墨水画——一个边疆少女骑着一匹跳跃着的骏马。的确，任何东西只要和群众生活结合起来了，才有它真正的艺术性，它才是真理。记得国民党时代，民教馆也展览过不知多少次画展，但可惜除过是变相的标价做文明××外，处过那些经理们、长官们欣赏订购外，就是几个稀少的参观者；看后也只觉得像进了一次古墓，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力量，看过后直觉得仰的脖子痛，因为他们所画的不是人民，所以人民对他所画的也就不感到兴趣的。而这次你看人是那么的拥挤，一个画面表现了若干骑着马的边疆兄弟民族配合解放军剿灭土匪，一个画面上表现着解放军访问少数民族家庭……这一切的画面不是强烈的具体教育吗：各种改革——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比重群众会上高声呼喊有力很多，这不是展览，这是作宣教工作……

其中有一个问题要使我们注意，根据民光影院自去年解放后影片上映观看的群众来说，旧的国产片的关注占第一位，新的国产片占第二位，苏联片占第三位，这是个严重的现象，这里可以看到一般市民的觉悟还不高，正待我们在各方面提高他们啊！

1950年9月26日

……今天早验了个服毒的女尸，大小老婆，旧社会的残渣，反映出旧社会的不合理，也发生×旧社会的悲剧。

晚上到尚友社看秦腔“卧薪尝胆”，这是富有警惕性的教育剧戏，它旨教育我们一点——敌人是残酷的，当它失败了，他会花言巧语的适逢我们，甚至比你的儿子对你的关系还要大。在现在被我们打的×成为阶下囚的敌人，它谈起革命道理好像比我们还要忠诚的多，好像他们是一些偶犯错误者。受了伤的敌人用特务破坏造谣，收集情报，用美丽的颜色在你眼前荡漾，最后它伤养好了，因此我们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严厉，对首恶分子绝不宽容。

1950年12月9日

……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非打不可了，时间以我的判断在此次联合国在美帝的操纵下表决组织迹象侵略中国朝鲜及对苏联的污蔑挑战的决议后，战争将正式开始。

1950年12月15日

昨晚风雪，朱光晒，陈光军由华县而来，朱谈及昨天上午12时政华县召开西安市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公开伪专员张雅轩大会，当场有五千群众参加，一营战士警戒，群众纷纷起来控诉，最后宣判该犯死刑，当场执行枪决，在执行时，该犯尚喊数句“共产党万岁”，有此刻证明，我们的管训政策是正确的，该犯在进入会场时，即向群众说“我向群众赔罪来了”，在去华县时，就饶舌说“我是投降的呀”，由此可知，该犯是怕死的。

……据载艾奇逊、杜鲁门、奥斯汀订宣言，战争贩子正在进行进攻中国大陆的舆论借口，在鼓吹着战争，情势来的是紧张了。

1951年元月11日

今日将伪国防部二厅西北督导组西安潜伏情报组苏凌霄，×宝林，王天柱，寇汉卿，原之桦，×清山之布告拟起，由证据材料真实看出，匪特们真正就在潜伏计划中拟好破坏民主团结，造谣惑众的计划，并打算假冒地下工作人员打入我机关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宝林已打入群众运输公司为营业股长，这些匪特们企图用青洪帮，江湖卜卦，卖膏药等收集情报……真实的现实教育了我对匪特面貌真实的认识，准备判处苏，×，王以死刑，这是恰如其分的判决，应该××。

1951年2月27日

今晚在高庭长房开清理反革命犯案总结案件会议，任院长来谈，在枪毙黄学禹等时，一个等级未受训的特务在厅上看了布告，回家几天不敢出门，也不想吃饭，枪毙了许小其后其同乡到刑场搬尸，被群众当场骂“妈的，土匪死了还可惜，搬尸！”因之搬的人将尸体扔到一边不敢搬了，到晚上才偷搬了，这几次的枪决匪特，群众也说道“这才像个样子”，今天西北民监总支来信要刘建英，匪犯等杀害杜斌丞的详细材料，其中也提到“人心一快”的话，这些精彩的反映，说明了对反革命分子严厉的镇压，才能挽救民心。……

1951年3月21日

今天上午11时宣判执行枪决特务反革命40名，洋洋大观，十余辆汽车摆满了北大街，这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刑场执行，秩序井然不乱，按计划完成，一身愉快。

今晚我想每个家庭都在议论着枪毙40名匪特的事，这在西安来说是空前未有的。以前国民党只敢暗地里杀好人，我们公开杀坏人，不怕多的，多少血债需要清偿。

1951年5月19日

今早7时与高庭长，左春景等位同志坐陇海公安处来接的吉普车到北关道北职工子弟小学开西安铁路分局控诉公审特务孙有利，崔光华，×佑等三犯及×佑之妻女恶霸×玉婷罪状大会，到会职工及其眷属约七千人，一个一个的控诉是多么动人，孙有利强奸过60多个职工眷属，崔光华霸占工人妻子数个，并逼迫工人自杀。×佑强奸工人的妹妹……在控诉声中，群众要求打这些狗日的，诉苦的人就用棍子、板子、耳光打了这几位特务即使下，打得很痛苦。最后在掌声中由高庭长宣判该三位死刑时，群众的掌声淹没了整个会场……随之与铁路公安处秦处长坐车到陇海铁路食堂聚餐……食堂里充满了欢笑声，每个受害者都擦干眼泪，高兴的叫大家饮毛主席给的胜利酒，我们翻身了，敌人倒下去了，唱吧，尽情的欢笑吧，“这是我们的天下了，人民的天下了”……

这样的正义让曾让我的祖辈拍手称快，也让群众们流连忘返。只要振臂高呼，团结一致，正义就在主席的恩赐下从天而降。我无意为当年辩护，也懒得去口诛笔伐，只是想将那个时代的一小面小窗打开。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但我们总有自己的判断力。发现他们的理由与原因或许更加重要，避免重蹈覆辙。

但现实残酷，总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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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以后，长安（西安）便不曾是中国的首都，尽管后世历朝建都时总会将长安列为备选，但结果总会擦肩而过，留下的，只有西安人津津乐道于因为只差若干票而输给某某城市这类的野史。而且，据我所知，不止西安一个城市喜欢念叨这种话题。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康有为就在海外建议迁都西安，长期抗战，这当然没有实现。即使是现在谈论迁都，人们也习惯于将西安提出来掂量一番。

似乎在西安建都意味着某种好运，意味着能够重现周、秦、汉、唐时的光荣与梦想。但遥远的荣光早已远去，留下的只是几座佛塔，数个遗址，无数墓冢，以及那说不清的文化底蕴。相对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最适合西安的称号就是“废都”了——废弃了的首都。

都城迁离西安并不是什么风水之类的原因，而是切实利益使然。

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束于秦制，商鞅变法强调一切权力收归国家，当然也包括地方权力，地方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向皇帝负责，结束先秦时期“封土地，建诸侯”的封建格局。如果说封建分封让诸侯们手中握有大权的话，那么自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则让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所处的首都也就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国资源，各种人才、资金、技术等都不可避免的向首都集中，而对其后勤保障则是个大问题，随着各种资源来到首都的人总要丰衣足食。

满足粮草供给的方法无外乎两种，要么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么从远处调拨。对于长安来说，地处关中平原，自然也说的上是粮草充沛，但对于满足首都的供给，始终还是杯水车薪。即使是早如秦国也不能就地解决粮食供给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郑国渠来发挥关中平原，另一方面也要仰仗栈道，从巴蜀地区运粮尽量。但这毕竟只是秦之一国。

到了汉，则是开凿白渠继续开发关中平原的潜力。当然解决粮食问题还有一种选择是迁都，迁至粮食主产区看上去是不错的选择。但这样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秦汉时期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没错，就是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是对农业政权最大的威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这是共同的威胁。这也是长期以来，长安作为首都的原因，所谓“天子戍边”。

到了隋唐，边依然要戍，但粮食还是问题，关中平原的潜力早已殆尽，必须从外调粮。而从运输的角度来说，陆上运输成本高，速度慢，效率低。最方便途径就是走水路，成本低，运力大（水上运输的方便甚至是造就希腊文明的原因之一，参见《文明的轨迹》）。但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河流的流向是从西到东，而粮食主产区主要是在江南，这意味着需要逆流而上，才能够满足首都庞大的胃口。在没有现成河流的情况下就只有开凿运河，要说隋炀帝杨广为自己游览方便而开凿“大运河”那绝对是胡扯，大运河更重要的使命是为长安运粮。

即使是有运河，逆流而上仍是不变，尤其是经三门峡进陕一段，水流湍急，艰苦异常，直接导致成本陡增。这也是东都洛阳的以兴起的背后原因，去洛阳办公至少可以让漕运的距离减少大半。唐玄宗时期因漕运制度改革而让成本降低，得以让关中大富而洛阳萧条，这也成就了大唐最后的顶峰。

至宋，赵匡胤也动过建都西安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抵挡现实利益的诱惑，战火让文化中心与经济中心早已“孔雀东南飞”。百年后，开封城无险可守，被金军长驱直入，让我不得不遥想一下当年秦军倚仗函谷关就能与六国周旋的场面。至南宋，便不得不直接将都城设在鱼米之乡了。

到明朝，汉人总算扬眉吐气，拿回燕云十六州，但北方的威胁依旧存在，无论是蒙古还是满洲，取代西安，北京成了这时的前线。天子依旧戍边，只是不在长安，运河依旧繁忙，只是终点不同。此时的西安，更多是作为西北门户存在，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唐·天坛遗址）

到了今天，如同贾平凹在《西安这座城》里写的：

残破也好，热闹也罢，西安总是中国历史的中心和焦点，无数人瞩目，无数人向往。而今的西安，昔日的荣光已经褪色，但是朴实、厚重的历史积淀却比比皆是，洋溢在大街小巷，深入市井巷陌。

记住，历史当然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的西安当然不仅仅是个保留着过去的城，它有着其他城市所具有的最现代的东西。但是，它区别于别的城市，是无言的上帝把中国文化的大印放置在西安，西安永远是中国文化魂魄的所在地了。

注：有关漕运方面的知识参考《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5月号的《运河承载的帝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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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以后，你最有可能的角色就是农民，从概率的角度上讲是这样，毕竟社会底层的农民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多数。你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或许吧。但首先你得正视自己面临的“现实”：没日没夜的劳动，攒不下不多少粮食，因为大部分需要上交领主，还有无穷的赋税。对于贫苦点的农民来说，会有间自己的房子，但基本没有什么设施，一些稻草加上粗糙的毯子就是你的床上用品了。至于食物，多是浓汤，保证不会好吃的浓汤，好消息是喝酒会取代喝水，因为水里面总会有奇怪的味道。至于娱乐活动，教堂就是你的全部了。还有的好消息是如果你是个小男孩，基本会被送到当地教会去学习识字，至少不会是文盲。通过教育，你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成为有钱人，有权人。

哦，当然，如果你在教堂的学习班上表现良好，得到了留在修道院的机会，这可是个好消息，意味着你可以成为神职人员了。作为神职人员，你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祈祷，不光是为自己祈祷，有时也会为武士或者领主祈祷。为了救赎自己的罪恶，对于领主来说，有时这种罪恶需要数千年才能赎清，当然自己是本人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祈祷的，所以就花钱让修士们去替自己祈祷，当然这是需要花钱的。任何人都可以花钱让教会替自己祈祷，于是乎，祈祷成为了一项商品，而且还卖的不错。作为修士，按理来说是不能吃肉，不能近女色，要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总会有变通的方法，尤其是在滚滚金钱涌入修道院的情况下，在你的同僚中吃肉，逛妓院的不在少数，至于该如何对上帝负责？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了，你还有一半的可能性变成女人，幸运一点，还可能成为大家闺秀，中世纪的大家闺秀可不是文学作品中被困在城堡上可怜兮兮等待被英勇骑士救援的弱女子，那只是维多利亚时代文艺工作者们的臆想。相反，中世纪的女性相当强势，可以做大多数男子的工作，比如守城、维护治安、参与工商业，尤其是在黑死病让人口锐减以后，女性的更有机会参与社会劳动。总而言之，中世纪的女性有相当独立自主的意识，甚至，还有女领主胁迫帅哥与自己结婚的例子。当然，作为女性，在中世纪末期，随着经济的疲软，就业岗位的减少，不得不面对女巫的指控。

再如果你歌唱的好，可以去做吟游诗人这份很危险又很没前途的工作。尽管各种奇幻小说将吟游诗人吹的神乎其神，说他们在哪里都受到欢迎，请他们唱唱关于爱情、英雄的篇章。但事实上，吟游诗人的地位并不高，领主们只有兴趣听那些征服与胜利者的歌曲。金钱更情愿被投向战场而不是吟游诗人们的艺术创作。当然，被领主们请去的吟游诗人是天然的间谍，本来就是，看看《新概念英语4》上的那篇关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就是例子。

以上是BBC的纪录片《中世纪生活》中提到的部分内容。这个纪录片颇为有趣，每集时间也不长，至于30分钟，目前字幕组翻译了前四集，一共八集，后面还会讲到国王、骑士、魔法师、土匪的中世纪生活，应该会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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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H. Easterbrook法官在1996年芝加哥大学的网络法研讨会上提出：

网络法的意义就同“马法”——即关于马的法律——差不多。“马法”是一个必要的法律部门吗？显然是否定的。马的所有权问题由财产法规范，马的买卖问题由交易法管束，马踢伤人分清责任要找侵权法，马的品种、许可证、估价和治病均有相应部门法处理……如果有人企图将之汇集为一部 “马法”，那将极大地损害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他指出，因特网引起的法律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网络空间的许多行为很容易归入传统法律体系加以调整。为了网络 而人为地裁减现行法律、创制网络法，不过是别出心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侃侃而谈，“请大家回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网络法的讨论依然不能逃离“马法”的阴影，Lessig教授的《代码》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判例法为基础的回答，但有些模棱两可。好吧，我试着来直面这个挑战，当然，这需要从遥远的过去开始谈起。

互联网是一项科技发明，马匹的使用也是，都标志着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的提升，无论是什么科学技术，转化为发明时都标志着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更近一步，而正是这一步，每一步，都对法律产生了作用，或多或少。

科技发明对法律的影响，基本都是通过影响社会结构进而影响法律：新的发明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动，让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使用新的形势，新形势呼唤法律的改变，而法律，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调控社会关系的直接方法，不可避免的，在变化中被寄予厚望，尤其是在当代，法治作为绝对优势的文明秩序，自然是责无旁贷。

既然本文的题目提到“马”了，那我们就来说说马的法律。当马最初为人类所使用，是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左右，而目前发现的最早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要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才出现。如果再要谈马对法律的冲击，显然有些不公平，但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没有法律的年代，社会结构依靠其他形式组织构架，马匹的出现，尽管没有对法律造成冲击，但对其他社会规制手段一定做出了挑战。

马的驯化，通常认为最早为搬运所用，后用于骑行，至马镫发明而用于战争。按当时的视角来看，用于搬运的马匹改变运输模式；用于骑行的马匹扩展了我们空间的范围，让世界变小；而马镫则让战争出现新的模式。如果那时有法学家的话，他们也会讨论，是否要专门制定一部“马的法律”，马匹与当时其他东西相比，有如此之大的不同，需要专门立法规制。

但我们知道结果，即使当时是真的存在这么一部马的法律，在随后的时光中也为历史所埋没。真正保留下来的，还是罗马法稳健的法律分类划分。

尽管稳健，但也绝不是一成不变，我们总不能指望罗马的法学家们帮我们打点好一切，随着科技发明的涌现，人类能够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多，声、光、电、热无不纳入了物权的范围。飞行器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限制传统的地权，传统的地权可是“从地心到空中”，飞机可没法飞行了那样。远洋船舶的出现让我们有了关于海洋的若干条约，有了公海的概念，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而太空的开发则让空间法出现，太空飞行器坠落的责任在国际法中出现。无线电的出现则让无线电频谱为国家所垄断。

新发明带来新空间，新空间不可能是无主之地。远洋船舶可能没有带来远洋船舶法，飞机可能没有带来飞机法，太空飞行器可能没有带来卫星法，无线电可能没有带来无线电法。但是在这些发明所创造的崭新空间，法律或创制，或修改，或随之而变。

所以，即使是像Frank H. Easterbrook法官所说网络法没有必要成为一个部门法，但互联网会如何改变法律，在互联网创造的“赛博空间”内，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去规制，依旧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不会对现行法律体系造成太大的冲击，只会在现有结构中做出微调，以适应互联网的挑战。

网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几乎对所有法律领域都做出了挑战，这也是网络法可能成为部门法的原因，但在成为部门法之前，还有太多太多工作要做。知识产权，刑法，民法，国际法，这些法律都需要积极应对。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研究网络法的学者中，大多是从知识产权这做庙半路出家而来，也难怪，网络几乎让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无所适从，所坚信的原则理念轻易被打破。但这样无疑会造成中国研究网络法视角的单一。

这篇博客只是一个开始，探索发明如何挑战法律，互联网如何挑战法律。所以，诸位也不用“急着回家”，还有好多东西等着大家研究呢。希望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把自己想在此文中表达的观点写成论文，但愿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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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觅

1948年（民国37年）3月9日，这是爷爷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最后一次注册的日期，四个月后，爷爷就将背上行囊，走向延安。在这段时间里，革命的中心从延安转到了西柏坡，《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开始实行（民国宪法被冻结），长春围困开始，董存瑞阵亡。

时间稍稍回朔一下，看看爷爷他选择延安的原因，下面这段引用内容选自文革时期的“历史交待”：

1946年下半年到西北大学，结实了杜铁铮（……），他给我介绍过许多进步书籍，有关辩证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也偷找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红色宝书让我看，使我认识到一些革命道理。明白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蒋介石匪帮发动全面内战，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抽丁拉夫，物价暴涨，特务横行等，引起我的不满愤恨。又看到共产党深入人心，解放战争胜利的向前发展，我已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崩溃灭亡，为时不要很久了。从自己的前途着想，跟随共产党，毛主席才有出路。又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读的不少，到解放区必然比其他人能“重用”。如果继续上学，不等大学毕业，西安将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就决定早些到解放区去学习，很快参加革命工作，将来自己“前途无量”，“读书做官”。

当时，所有要去延安的学生，都必须改名（换姓），目的是避免牵连家人。爷爷他也不例外，所以姓名也由史振中改为史剑青，并且以后一直使用此名。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爷爷他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动身了。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一行二人（与一名叫林平的学生）赶到西安车站时火车已走，只能急搭运煤的空车到三原车站，但接应人员已经离开。于是就找到当地坡西镇小学教师刘德奎处住下，并在此处结实了延大地下招生负责人丁光（原名王顺命，西北大学地下党员）。第一批没赶上，就只能随第二批开赴边区。

1948年7月4日，这天，爷爷头戴一顶草绿色鸭舌帽，夹一把布伞，与第二批赴边同学在三原车站会合，共赴革命。这批同学兵分三路，其中一路由爷爷带领，在游击队同志的引导下，日夜兼程，奔赴马栏镇（当时中共关中地委和专员公署所在地）。在这一行人中，有一个名叫林牧的学生，此人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当然这是后话。

7月6日傍晚，一行人抵达马栏镇，7月7日，每个来边区的学生都被要求写一个简要的自传，也就是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爷爷想必也将自己的出身交待的干干净净，晚上，学生们被招待看戏，剧目包括：歌剧《白毛女》、眉户剧《拥军》、《十二把镰刀》等等。一周后，学生们来到洛川的延大分校，后来因为陕西东部的战事，学生们又随延大分校转移至宜川。

入学首日，举行政治测验，根据资料，大概有如下问题：

• 什么是政治？
• 你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 你最爱看的报刊是什么？

爷爷他当年是如何回答，我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延大分校的生活，还是可以略知一二，主要是政治训练，课程教材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陈伯达写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当然，学习期间自然是少不了被要求汇报思想，而此项措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反感。

1948年10月中旬，延大分校3个多月的政治训练结束了。爷爷一行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终于，要到延安了。

附：以下是爷爷去延安的大致路线图，该路程近400公里，大部路程是步行，部分骑马，部分火车，自出发至抵达，边走边停，加上学习时间经过3个月，终于，要到延安了。

而这其中最精彩的一章，即使是《走向共和》也未能提到，就应该是资政院了。

100年前，1910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一），清资政院在象来街法律学堂内举行开院仪式，也就是现在的新华社家属院内。本人有幸在去年到北京时造访，现在此处已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资政院是数年前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直接成果，作为议院立法的过渡机构，或许称之为“有大清特色的政治制度”更为符合现代语境。资政院由200人组成，民选议员与钦选议院各半。民选议员是由各省谘议局（地方咨讯机关）推选，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钦选议员则多是贵族与官员。看上去很像现在许多国家上下两院的分法，但资政院是一院制。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这种机构应该完全沦为君权的傀儡，更进一步刺激了全国广大臣民反抗清政权的决心。钦选代表理应掌控资政院的运作，民选议员被收买沦为附庸。这样很符合逻辑，因为毋需思考，我们眼前就有这样的案例。

但事实上，开院当天，请愿联合会来院呈递国会请愿书，议员们动议支持请愿，获大多数赞同，三呼国会万岁之后，上奏陈请即行召开国会。当时的气氛，钦选民选不分，一致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该决议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对于国会，最重要的职务就是审核预算，资政院也不例外。资政院就曾凭借自己的据理力争，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

从议员的组成来看，虽然民选钦选各半，但钦选议员并未发挥清政府所希望的作用，即使是钦定议员占据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之职亦是如此。钦定议员虽也有些能言善辩之士，但要么是本身也心怀不满，要么是采取中立态度。资政院反而为民选议员所控制。而议员之中，不少为留日归来，据统计钦选议员有12人，民选有29人，共计41人有过日本学习经验。海外归来自然是能够给资政院以新鲜血液，不至向其他清政府机构那样沉浮。

即便是末代状元（不是张謇）刘春霖，作为初代议员，这么说道：“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刘春霖爱朝廷、爱国家的档次和境界，可比那些因为爱过而永远不投反对票的人民代表距离可远了去了。

武昌起义之后，“皇族内阁”提交辞呈，清政府批准，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为维护《宪法重要信条》尊严，提出该程序违宪，摄政王收回上谕，等候选举结果，随后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上谕。

山西大学的创办人李提摩太这样评价资政院：“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

即使有如此资政院，清政府的改革进程还是被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所超越，帝国也就轰然倒塌。以后，有了国民大会，有了立法院，有了政治协商会议，有了人民代表大会……

而资政院的所在地，也成为了民国国会，再后来，变成了新华社的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