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的阴云开始密布，这一年，爷爷他19岁，高中毕业于家乡的蒲城中学。对了，那时他还没有改名，叫做史振中，意思当然是振兴中华。

当年的毕业证书还是悬挂着国民政府的旗帜，孙文就像老大哥一样，在看着你。至于说同学录三颗五角星，再加上两颗心，还有一个戴军帽的头像，不知其中有何寓意，或者就是什么寓意都没有。

在毕业同学录的内，写了一段非常文言的序文，里面许多文字我都需要查阅字典方能在键盘上敲出，其中有些用典更是第一次听说，惭愧啊……以下是同学录序言：

序

中国有史以来空前之民族战争方告结束，而建国工作百端待举，需才孔亟，社会人士对青年期望之殷更千百于往昔，我蒲中三五级同学适于此时毕业，责任重大自不待言。同忆诸生在校壹志凝神，研求探讨，虽学问之道无穷，要皆以有所得。今后各就所学依其环境与兴趣或升学或就业，共展骥足。本吾校传统之精神，发挥个人素怀之壮志，报效国家，尽力民族造福、人类无几，人人成为有用之才而芳名会将永留于史册，本校亦幸有荣焉。

兹为保持联络藉便，钻研起见，乃梓印同学录，各持一份，卽他年天南海北各赴事机而浏览斯录，仍兴欢聚一堂，无异是诚永久之纪念也谨志数语，藉共勉旃。

李天培

三五年七月于蒲中

网上查了一下，当时的蒲城中学现在还在，只是改名叫作尧山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杨虎城将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办，而爷爷毕业证上的校长李天培，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民国三十三年到任，病逝于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爷爷毕业后一年。

中学毕业以后，爷爷进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成为法学院的法科学生，学习“六法全书”。

1946年的国立西北大学刚刚从陕西城固迁回西安，位于西安西南城角，即为现在西北大学本部校址，说起来我现在也在爷爷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校园里继续学习，虽然本部我去的不是很多。

看注册章的话，只注册到1948年9月31日，并不足以完成学业，后面就再无注册，至于原因以及之后的事情嘛……下次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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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盖上了那块天花板？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曾出现过一个与此深层结构（皇权）相异的替代品？”我还是尝试着追寻一些蛛丝马迹。

首先，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再未有过的辉煌，即便是当代我们依旧可以从从那做宝库里汲取营养。即便是诸子百家的观点不同，主张各异，但在关乎皇权方面，冲突最为激烈的儒法两家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梁治平就认为：“就先秦儒法之争而言，儒家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法家务法，乃是只信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归根结底，都是皇（君）权至上。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撞上了史华慈的那块天花板。

分析一下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或许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对于春秋战国这么一个时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周王朝的礼治天下不再管用，诸侯们的纷纷崛起，导致了“礼乐”的沦丧。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众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投入使用，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原先只能用骨器与石器进行耕作的土地，慢慢的由铁器所取代，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更多的人口可以被养活。原先的“井田制”就显得过时不堪，原先的制度同样遇到了挑战，人们面对如此变革，惶恐不安，思想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对这急剧变化的社会做出解释，而这解释的依据，就是来自身边的生活模式。同一时代，全球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根据身边的不同环境，给出因地制宜的答案。

那么，中国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解答的依据又在何处？身处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边上的中华文明对于农业尤其看重。农业不同于商业，农民不同于商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化，也无法想象事务会变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稳定，也会体现在人口的流动上，爱慕稳定的农业天生不喜欢人口的流动，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农业社会里，人的地位是很容易安排的，长辈的地位很自然的会高于晚辈，从而整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以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朝的中国统治者者都深知这一点。

传统的家族观念很容易的就成为先秦思想家们的素材，思想的源泉，并进一步把“家”的概念延伸至政治领域，成为统治整个国家的手段。“上天”尽管依旧需要敬重，但“列祖列宗”更为统治者们所忌惮。在“家”的模式下，家长就是权威，而哪会有家长喜欢把权力与他人分享呢？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力必然会比一个家长的权力更加诱人，皇权独享自然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皇权为了维护自己近乎无限的权力，会想方设法的加固这种给他带来权力的社会结构，更何况，一个稳定的社会对于统治者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科举就成为了加固这种模式的最好材料，使得“天花板”更加厚实。而“以孝治天下”则是以身作则推行这种理念了。所以即便后世如宋朝有商业兴起，但在思想强大的惯性下，依旧是无力打破传统“家”的桎捁，打破那层天花板，需要更强有力的力量。

其次，回到问题，中国为何未能出现皇权以外的另一种模式？我们还是看看出现民主的西方，西方出现民主，那也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至于说雅典的民主，更像是一朵奇葩，依赖于希腊半岛以及地中海沿岸繁华的海上贸易。海上贸易较之陆上贸易更为发达，一艘船的载货量远高于一艘牛车，而成本却更为低廉。发达的海上贸易给雅典带去了大量财富，受过良好技术的人们，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一个思想家的小圈子。即便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是民主的要素，流动人口带去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流动社会，在城邦里无人自然的比他人地位高。尽管雅典民主有如昙花一现，但后来的资产阶级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时，还是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海上贸易的发达给继承了雅典精神的罗马则带去了一部完备的私法，贸易的发达更使得物权、债权以及身份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带动这些民法中的基本要素不断发展。使罗马私法异常先进。等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陷于中世纪死气沉沉之中，《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偶然发现成为之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条件，至于法德民法典的立法，皆是以罗马法为滥觞。

所以，在特定时期，不同文明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选择的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在先贤们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也就分道扬镳，沿着各自的轨迹前进，中国有中国轨迹，西方有西方的轨迹，其中并无所谓高下之分。而不同的文明想要打破自己文明的天花板绝非易事，通常需要外来力量的帮助方可完成，来自东方的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为西方突破中世纪的桎捁提供了物质准备，激活了变革的因素。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真正击碎了中华文明的天花板，让中国由此开始了漫长而沉重的现代化之路。

由此看来，天花板的存在，是因为身处不同地域思想家们的解答形成，而这个解答又是以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基础。所以，地理环境这个最初的因素成为了天花板的原材料，简单的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注定了会在生活中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头脑中产生，无论人种。但是我相信，地理环境绝非影响思想的唯一因素，尤其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不像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那样绝对，或许该称之为“地理环境影响论”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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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在文明意义上就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世界，那么，当农耕世界扩张到阶段性自然边界时，与游牧世界的对抗将成为世界变迁史的基本动力。公元世纪后不久，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对立格局逐渐形成。农耕世界经由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到汉帝国，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偏南的长弧形地带；与此平行的游牧世界则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知道欧洲中部，横亘于要偶大陆的居中地带。游牧世界内部又以阿尔泰山和天山为界，以东居住着蒙古—突厥人，以西为印欧各族。东部大草原地势高而气候干燥，牧场远不及西部的肥美。这一地理条件上的不平衡有助于说明，在四世纪前后东部大草原出现长时段的气候恶化时，蒙古—突厥人由北向南地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同时伴以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而西进运动的总压力最终也要由农耕世界来承受，即转化为南北向的运动，由此通过这个东西向的民族迁徙将东西两部草原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连接起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与渡过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有着内在的关联。匈奴的西迁不但与东部五胡（乌桓、鲜卑、拓跋诸部以及东西突厥）的南下乱华同步进行，而且直接触发了西部五胡（法兰克、汪达尔、伦巴德以及东西哥特人）的南下颠覆罗马。

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依据当地的环境，比如是否适合农业发展，决定文明的属性。有限的资源与膨胀的人口让各个文明都把扩张视为出路。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审视那时的人类文明，应该就像是现在徘徊于银河系外看地球文明吧，所以，这是科幻小说极好的素材。

进而，如果把游牧民的概念做回溯性的延伸，用它泛指早期农业文明周边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野蛮人，则文明以被野蛮征服的方式扩展，即便在文明奠基期的中国（远东）与希腊（远西）也呈现出相平行的节律：公元前十六世纪，亚该亚人征服克里特文明，代之以迈锡尼文明，中国的商部落征服夏文明，代以商文明；公元前十一世纪，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文明，进入希腊的古典时代，周人征服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古典时代。 至于希腊人与同期南下的同宗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遭遇，其更高程度的平行性就不必赘述了。这种平行性还可以下行到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轴心时代，各文明区都产生奠基性文化导师的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出现于此时，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和印度的佛陀也出现于此时。

文明遭遇以后自然会有胜负之分，如果参考《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那还是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决定了文明之间的胜败，决定了文明的轨迹。当世界各地的先贤们遇到了“礼崩乐坏”式的困境，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解答，这些解答，成为了后世思想的源泉。

对于这种共同节律的造成，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可以提得出——毕竟早期文明都由同一个苏美尔文明扩散而来， 但我宁愿只把它作为世界史自始存在的证据。——如果分处大陆两端的远东与远西都呈现出共时性的历史节奏，统一的世界史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一个理论的狂想。

……

上古文明无论在血统还是文化上都是纯粹的，并在纯粹的条件下经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局促于巴尔干半岛一隅的希腊文化假手罗马士兵的短剑同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国的华夏族与儒家伦理文化相互孕育生成以至铺张出一个 “四海一，万国同” 的东亚政治—文化共同体。中古文明则无论在血统上还是文化上都二元化了。 在罗马血统与日耳曼血统合流的同时，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也遭遇了，遭遇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化了的犹太教，即经院形态的基督教。中国的唐太宗官称 “天可汗” ——既是华夏族的天子，又是突厥人的可汗， 帝国的意识形态则是与儒家伦理打成一片的本土化佛教——天台宗。

通常认为，文明之间的遭遇会创造出新的文明高峰，但并非所有文明都喜欢外来文化，有些遭遇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另外一些则充斥了战争。进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否，也成为一个民族是否自信的表现。

发生在上古中古之交的游牧民族入侵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农耕世界对游牧民族的文化整合与能量吸纳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后，继续滞留于游牧状态的大致只剩下中北亚地区的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古的宗教化世界——宗教担当了充满种族—文化张力的中古社会的唯一黏合剂——游牧民族的野蛮越发成为军事上的优势。中古时代突厥—蒙古人的南下比起他们的前辈在更大规模上改变了农耕世界的政治版图，却无力改变中古文明既有的历史进程。融合了游牧文化的中古文明已内在地为进一步的游牧入侵预留了文化空间，新南下的游牧民族如果不能以消泯自我的方式融入既有的文明共同体中，它就只有作为一种外在的成分最终被清除。南下中东的突厥人属于前者，他们被这里的伊斯兰教皈依了；蒙古人属于后者， 一三六八年，他们在仅仅统治中国八十余年后，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建制被打发回北方老家，史称“北元”，中国则原封不动地回归此前的唐宋传统。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伊斯兰教以新近皈依的突厥人的肉体作为武器从中东掀起新一轮扩张， 蹂躏东欧的同时更南下控制了亚欧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身处大陆的战略中心， 穆斯林越扩张， 大陆两端的中国人和西欧人就越孤立。中国人和西欧人对这一境遇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超出中国人“天下”视域的全新的历史动力正在形成，以草原为中介的南北冲突（农耕—游牧冲突）正在让位于以海洋为中介的东西冲突；宗教的中世纪即将结束，世俗的近代即将开始；亚欧大陆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即将结束， 全球范围的世界史（global history）即将开始。

豁然间发现这个博客写的关于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东西很多，但关于互联网，关于法律的文章是越来越少，看来还是需要稍微反省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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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地理环境，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地理，因为无论是气候，环境，物种，还是生态或者其他什么的，决定它们的还是地理，地理决定了这片土地上的资源，决定了大气的流动，决定了海洋的洋流，不一而足。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左右了我们的文明。而地理，这个源自于地球起源的学问，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轨迹。或许你认为把历史与文明追溯到地理这个最初因素有些夸张，没有必要，但事实是，在外星人还没出现之前，确实没有必要把讨论的范围延伸到银河系对我们历史的影响。

来自于BBC的纪录片《地球造人》算是一个尝试，讨论了地球上的那些最初因素——地球深处、水、风以及火，对于文明的影响。尽管其中关于中国煤矿运输的一段的结论过于狭隘，整体来说还是值得一看的。

地球深处给我们带来的是，是地形，火山，还有各种矿藏。板块之间的漂移和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的地图样貌，决定了哪里有平原，哪里有盆地，更决定了澳洲与美洲成为新大陆以及欧亚非的相连。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就认为影响文明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

1. 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 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 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 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就是地球深处的活动。而火山的力量，可以直接毁灭一个文明，爱琴海的米诺斯就是一例。而各种矿藏，则是我们生产力发展的原料，从青铜到铁器，从煤炭到石油，都是地球深处给予我们的馈赠，而每一种新资源的利用，都给社会带了巨大的变化，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革命。

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不吃东西可以坚持许多天，但不喝水我们很快就会倒下。尽管蔚蓝的地球是一个水球，但可为人类所利用的水实在是少的可怜。文明也像动物群落一样，择水草而居。不仅如此，文明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对农业来说，靠天吃饭总不可靠，所以才有了灌溉系统，将河水或者地下水引入农田。但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分配，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人把政府的起源归结于此。而像中国这样的被农业束缚的文明，原因可能也就是长江与黄河这两条所谓的“母亲河”，费孝通当年就有一篇很出名的论文，题目就是《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海洋，水资源最丰沛的地方，则为大规模贸易提供了可能，直到今天，海上运输依然是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海上运输的速度与载重都比陆上运输有着太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成为了曾经希腊与英国崛起的保障。

风的力量让哥伦布得以远征新大陆，让麦哲伦得以环球一周，最早的大规模跨洲贸易，就是在风的力量下促成。非洲的奴隶被带到美洲，美洲的棉花则被出口欧洲，尽管不怎么光彩，但风让了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得以满足，得以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至于说火，简直就是文明的象征了，普罗米修斯将火带到人间，象征人类的启蒙。对于早期人类来说，火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掌握控制火的技术让我们脱离野兽的范畴。对农业来说，火更是拓荒的利器，一把火下去就能迅速清出一片农田。

对于这些元素，人类多少都是有些崇拜的，中东的拜火教就直接崇拜火，每逢奥运会，我们总要点着火把跑来跑去，而“金木水火土”则是中国人的基本元素观，希腊的则是“水火土气”，其实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崇拜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人类崇拜自然，是因为无法脱离自然的束缚，感觉需要时时刻刻有求于自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每一种发明，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场革命，让我们能一点一点得脱离自然的掌控。

但每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破解自然的代码时，地球就会像“盖娅”一样做出反应，或许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盖娅”系统，只是人类的愚钝未能意识到这点。在阿西莫夫的《基地》中，人类选择的未来既非第一基地的科学，也非第二基地的心理史学，而是“盖娅”。套一句老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正途。但问题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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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西方的接触从来就没有中断，从丝绸之路到大秦景教碑再到利玛窦，无不是东西方交往的见证，但政府间的正式交往，马嘎尔尼的出使是第一次。代表团中囊括了外交官，军人，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水手，翻译等各色人物。这次考察让西方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并打破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次出使的失利，直接导致了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成为东西方碰撞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起源。而马戛尔尼报告，更是准确描述了中国的状况。

17世纪末，英国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更是为英国以贸易立国提供了理论基础。17世纪末，中国处于“康乾盛世”末期，社会稳定，人口翻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明”古国迎来了新兴强国，傲慢迎来了偏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详细考证了这段历史，不仅是从英方人员的回忆录中，更是发掘了大内宫廷档案的资料，让我们有机会，目睹双方的记述。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史是所有历史中最精彩的一段，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火星四溅，耀眼夺目。

中国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我们一点都不文明。现代的文明准则来自西方，说是西方文化霸权也罢，价值观入侵也罢，我们确实是这样衡量文明与否的，我们虽然高举孝敬父母的伟大旗帜，但弃婴在中国随处可见，我们虽然喜欢君子，但从来不介意自己做小人。天朝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停留在书本里。所以才能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说什么出国旅游人员素质低下，影响我国形象云云。“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那群考察人员所作的，在中国的每一步都能勾起足够的好奇心。在马嘎尔尼的使团看来，中国确实不够文明，除过那些文化差异，糟糕的吏治，难掩的自大，无休止的克扣，都难免留下负面印象。而在中方看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过是一些无法被教化的蛮夷，从服饰到饮食，从交通工具到船坚炮利。

傲慢与偏见的遭遇，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都把天朝的傲慢反应的淋漓尽致。依据传统，天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只是文明与蛮夷的关系，而对蛮夷的态度只有剿灭与安抚两种，根本不知平等外交为何物。想你马嘎尔尼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朝，只能是来瞻仰我大皇帝的威严，来进行朝贡，哪里会想到与你英王“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还要开使馆，通商贸，简直是做梦。而对于英国人，已经是怀着十二万分的善意来到中国，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外交关系，开启在他们看来正常的贸易，怎么又能容忍天朝对英国强大的藐视，对于双方利益的不顾。

从此，两大文明的轨迹有了交点。

正常贸易的无门让英国商人把利润寄希望于鸦片，若干年后的1839年，正是使团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一个为乾隆所喜爱的孩子——斯当东（Staunton），在英国议会的演讲让议会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教训一下这个远在东方的傲慢巨人。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各方面，天朝的军队都不是英军的对手，甚至在天朝之内，对英国竟是一无所知，近五十年的时光竟没有激起天朝臣民半点好奇心。当天朝觊觎英军的船坚炮利时，竟然忘记当年马嘎尔尼赠送于中国的先进火炮，直到英法联军像强盗一样再次来到马嘎尔尼们曾经下榻的圆明园，那些大炮依旧躺在那里。

马嘎尔尼的使团吹响了天朝梦想的号角，尽管醒来的过程很漫长，但那时谁又能料到，这只睡狮从清醒到起床的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辛。即使是现在再望那头睡眼惺忪的狮子，你依旧会发现它过去的影子，有时，他自己都很怀念自己的美梦，惆怅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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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也算是“地理决定论”（更倾向于叫影响论）的铁杆支持者了，老早就在博客里写过：“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又更加深切着影响着以后的人们，甚至至今依旧。”毕竟，如果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然这也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文明之间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人种本身的差别，那么就一定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类所处环境的差别。

地理或许是文明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但细致考察起来，绝不是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的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文化，传统等，在地理的影响下差别越来越大，而科技的不断提高让我们有能力克服地理，地理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但地理在人类文明早期烙下的烙印仍清晰可见：“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但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文明的轨迹（续）》”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书中吧，卡尔·施密特把所有不同的原因归结于观念的不同，把世界史总结为海洋对抗陆地。这样的证明也未免太过简化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说粗枝大叶也不为过。但视角聚焦于观念的力量，就像我开头说的，也不是一件坏事。书中观点结论我未必赞同，但却启发到了我。

海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船运的优势现在依旧显著。而紧跟贸易的，则是追逐利益的人们，更加复杂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教育水平。动物们逐水草而居，人类则逐利益而居。我的这个论断也不免粗鄙，而且我最近也对这个逻辑线索产生怀疑，试图发现影响文明的更复杂的因素。把历史前进的功劳归咎于贸易之上，也是一叶障目了。

其实，如果拿这本书的思路来写科幻小说的话，也是不错的。诸多出色的科幻小说不过是把历史事件换到太空舞台。某天人类或许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之间，那么人们的思维，哲学，习惯，铁定会发生巨变。

其实，译者的几段话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摘录一二，供大家参考：

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土”褫夺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

而倘若只知道“水来土掩”的话，这土的力量总会有耗尽的一天，毕竟，最大的陆地不过是海中的一个岛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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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不错，但伯尔曼就不太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法律与革命》中写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身缠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因此，他误解了新教革命，并完全忽略了教皇革命。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西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一些中间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不知不觉地把西方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

从当代来讲，欧洲文化确实是主流文化，哪怕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如果仅靠欧洲就去推断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叶知秋，不如说是一叶障目。当然，在19世纪的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在资料占有上现在这么充沛，这么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动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看作是阶级斗争动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的概念对这种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发点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冲突，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注定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从逻辑上看没有瑕疵的推断放到历史中去审视，可能就没那么靠谱了，其实想想，我以前写的那篇《文明的轨迹》，也是在从逻辑上主观臆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对欧洲史不了解有关。

……，不幸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存在。这留下了一个约3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即欧洲的专制君主制发展了起来。

“独尊老马”的历史思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得多，当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夹杂进去更是如此。

他（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样的法则——例如，一下这项法则：每个社会中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些阶级关系转过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发展。……。说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和思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把这些水乳交融般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方面分成“原因”项和“结果”项，是更准确和更有益的。……。不过，真实情况似乎是，在某时某地经济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政治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的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马克思没有垄断全部真理，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当把头脑中历经数年才建立的大厦彻底推翻，重新来建，一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不再垄断大楼的设计建造，而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砖一瓦，相信这样的大楼才会更加坚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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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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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卡尔·马克思

把“四大发明”与鸦片放到同一标题里，似乎有对我们“四大发明”大不敬的意思。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使其后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可能出现；而鸦片则是十恶不赦，腐蚀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让白银大量外流，并且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至少传统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以上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或许有些许瑕疵，但也差的不算太远。无论如何，“四大发明”与鸦片就像是两把钥匙，分别开启了西方与东方的前进之门。罗盘带去的地理大发现，造纸术（印刷术）带去的文化传播，火药带去了新的战争模式；中国这边，鸦片则意味着白银外流，对外封锁，是与西方接触的开始。

钥匙只能打开其所对应的那扇门，就像“四大发明”只能推进欧洲的进程，鸦片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自己的“四大发明”在本土反而没有什么作为，鸦片在欧洲也没有太大的波澜。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起步。

我们书写历史，已经习惯于塑造英雄人物，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腊的史诗，各路豪侠总是推拉着历史前进，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帝王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如此固然精彩，就连我也认为天才在引领前进，谁又不喜欢人物传记呢？但其中，毫无疑问，忽视了器物发明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多只是作为科技史的内容。

曾经我还犹豫，伟人究竟是引领历史的潮流，还只是抓住了历史的衣角。但我现在以为，在趋势下，伟大人物们只是搭上了顺风车，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无论怎样缺了他都会有人替代。这自然会影响历史进程，但趋势一经形成，就无从改变。

一项发明的影响未必就会立刻显现，而是会慢慢发酵，从出现到普及，经过百十来年也并不稀奇，只是到当代才加速了这一过程，科学与技术转换极快。我们也只是到了现在回首才发现“四大发明”的重要性。认识发明的重要性，需要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支持，而且，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早，铁的发明使用给各个文明带去了一场革命，在铁之前，虽有青铜金属，但限于其物理属性以及成本，仅用于“戎”与“祀”，在其他生产生活中，还在使用石器或者骨器。铁的使用，使得工具升级，人们可以更大规模的耕种土地，修筑设施，就中国来说：更多的荒地被耕作，“井田”消失，道路得以完善，进一步“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争鸣。为何柏拉图，孔子，释迦摩尼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其中就与当时因为铁器传播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关。

晚些，就轮到“四大发明”与鸦片登场了，这二者打破了僵化不动的社会模式，西方是中世纪，中国是“封建”集权。现代化由此开展。

此时，如果要说哪项发明无比伟大，或许少有器物堪比互联网。尽管其他发明同样改变了人类的文明与生活，但没有一样像互联网这么彻底。互联网几乎就构建了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们的避风港，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近。我相信，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只是刚刚开始，还有是空间让它去肆意挥洒。祝互联网好运！

其实反过来想想，发明这些伟大器物的，还不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吗？说是发明创造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是那些伟大发明家们在影响历史。不过，不知道那些发明问世之时，发明家们意识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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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走向共和》

写文章有一个套路，但凡是要忆苦思甜、苦大仇深一番，必然是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忆，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真是可怜，因为他们要过100多年， 才能再站起来。这个年份，这场战争，俨然成为了近代史的开端（尽管很多近代史的著作并非从此年开始），耻辱的起点。

我们无论怎么强调“鸦片战争”的重要性都不会为过，无论是“冲击-回应”还是“中国中心”，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更无论各人心中如何盘算，中华帝国自这场战争以后，开始了缓慢而又沉重的转身。其后百年，鲜血淋漓、人头滚滚，但又人才辈出、百花齐放。可以预计的是，在地球人类文明遭遇外星文明之间，如此时代不会太多。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块一块得倒下，环环相扣，把历史从近代史引入当代史。在诸多骨牌之中，最先倒下的是军事这块，“鸦片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军事上的失败，再加上面对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当然也少不了湘军、淮军这种地方武装给中央带来的压力，以上种种，让军队建设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训练新军（天津小站），建造军工厂，购买火轮船，派遣留学生去学习军事……尽管可能会面对层层阻力，但这些事情又是非做不可，别无选择。

既然第一块骨牌已经倒下，那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军工厂这种引自西洋的东西开始了它的化学反应：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机器生产体系，由此引发民用工业的创建；办军队需要钱，由此引发财政改革和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练兵需要先练将，由此引发近代军事教育的创办；办新式军队需要学习西方，由此引发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化（《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3页）。

打仗永远都打的是钱，原始的帝国财政制度已经无法支持一只新式军队，创造新的税源，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因为工商也聚集在一起，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上海）。乡土中国，从那时起开始瓦解：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无规律生活方式，逐步被工业社会的快节奏和规律化/制度化的作息方式所取代，都市人开始习惯于上下班制，星期日和固定节假休息制，人们的劳作和休息也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个人必须服从众人，人必须服从机器（《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7页）。

另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遗憾，当海关“丧权辱国”的落入英人赫德之手后，海关收入不降反升，甚至成为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竟然成为大清后期财政的重要支柱。

新的经济模式会对律法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就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工商也开始兴起，传统诸法合体式的律法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立宪日本战胜专制沙俄，更让人们坚信宪政的力量，宪政的感召力达到“后所未有”的巅峰。接下来，就是中华法系全面衰败，开始了漫长的，到现在尚未完成的学习西方法治的道路。五大臣的考察，法律修订馆的设立，清末大量的立法，无不标志着，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华文明处于下风，很遗憾，但就是这样。

教育体制也随之转型，私塾科举不再盛行，西式的学校取而代之。一大批国学功底深厚，又有留洋经历的大师开始涌现，那个年代的治学至今让人念念不忘，他们的故事我们现在依旧是如数家珍，每每只能怅然为何现世再无大师。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让那个年代成为了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思想高峰。在这里，我可以大胆预测，下一次思想高峰的出现，必是地球文明和外星文明的碰撞，那时也必将群星闪耀。

变革一旦开始就不曾停下，从军事，到产业，到经济，到文化，到法律制度，再影响军事，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完善。多米诺骨牌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块接一块的倒下，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有人试图在其中略施手脚，但该倒掉的牌，始终还是会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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