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但凡在中国大陆地区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上点儿心，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会陌生，至少都听过这个名词。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客观的和有其特定规律的， 其最基本的规律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看上去不错，但伯尔曼就不太同意马克思的看法，在《法律与革命》中写道：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身缠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因此，他误解了新教革命，并完全忽略了教皇革命。而且，马克思直接从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中推断人类的历史，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如西方、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这样一些中间型文化的重要性。……。因此，马克思不知不觉地把西方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

从当代来讲，欧洲文化确实是主流文化，哪怕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如果仅靠欧洲就去推断世界历史，与其说是一叶知秋，不如说是一叶障目。当然，在19世纪的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在资料占有上现在这么充沛，这么全球化。

马克思认为，每个社会动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看作是阶级斗争动力推动的必然结果。封建主义的概念对这种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的出发点是，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的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一种新的冲突，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从这种冲突中注定要产生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从逻辑上看没有瑕疵的推断放到历史中去审视，可能就没那么靠谱了，其实想想，我以前写的那篇《文明的轨迹》，也是在从逻辑上主观臆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对欧洲史不了解有关。

……，不幸的是，“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存在。这留下了一个约3或4个世纪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即欧洲的专制君主制发展了起来。

“独尊老马”的历史思维显然是不靠谱的，历史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灵活得多，当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因素夹杂进去更是如此。

他（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现这样的法则——例如，一下这项法则：每个社会中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关系，这些阶级关系转过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发展。……。说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和思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不把这些水乳交融般相互联系的社会生活方面分成“原因”项和“结果”项，是更准确和更有益的。……。不过，真实情况似乎是，在某时某地经济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政治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宗教的因素较为重要，在某时某地法律的因素较为重要，如此等等。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居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则是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马克思没有垄断全部真理，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当把头脑中历经数年才建立的大厦彻底推翻，重新来建，一定是一次有趣的体验。马克思和他的理论不再垄断大楼的设计建造，而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砖一瓦，相信这样的大楼才会更加坚固耐用。

众人皆知，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以降， 对商业的打压，对农业的重视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后世不时得有各地的商人（浙商，晋商，陕商）不断崛起，但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农业，我每年最重要的春节也是农业社会的节日，农业依旧是我们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中对于商人的鄙视，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自然是把“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小人画上了等号，更不用说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

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卡尔·马克思

把“四大发明”与鸦片放到同一标题里，似乎有对我们“四大发明”大不敬的意思。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进程， 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使其后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可能出现；而鸦片则是十恶不赦，腐蚀了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让白银大量外流，并且强迫中国打开了国门。至少传统上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以上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或许有些许瑕疵，但也差的不算太远。无论如何，“四大发明”与鸦片就像是两把钥匙，分别开启了西方与东方的前进之门。罗盘带去的地理大发现，造纸术（印刷术）带去的文化传播，火药带去了新的战争模式；中国这边，鸦片则意味着白银外流，对外封锁，是与西方接触的开始。

钥匙只能打开其所对应的那扇门，就像“四大发明”只能推进欧洲的进程，鸦片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自己的“四大发明”在本土反而没有什么作为，鸦片在欧洲也没有太大的波澜。真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起步。

我们书写历史，已经习惯于塑造英雄人物，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腊的史诗，各路豪侠总是推拉着历史前进，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帝王史。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如此固然精彩，就连我也认为天才在引领前进，谁又不喜欢人物传记呢？但其中，毫无疑问，忽视了器物发明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多只是作为科技史的内容。

曾经我还犹豫，伟人究竟是引领历史的潮流，还只是抓住了历史的衣角。但我现在以为，在趋势下，伟大人物们只是搭上了顺风车，多他不多，少他不少，无论怎样缺了他都会有人替代。这自然会影响历史进程，但趋势一经形成，就无从改变。

一项发明的影响未必就会立刻显现，而是会慢慢发酵，从出现到普及，经过百十来年也并不稀奇，只是到当代才加速了这一过程，科学与技术转换极快。我们也只是到了现在回首才发现“四大发明”的重要性。认识发明的重要性，需要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支持，而且，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最早，铁的发明使用给各个文明带去了一场革命，在铁之前，虽有青铜金属，但限于其物理属性以及成本，仅用于“戎”与“祀”，在其他生产生活中，还在使用石器或者骨器。铁的使用，使得工具升级，人们可以更大规模的耕种土地，修筑设施，就中国来说：更多的荒地被耕作，“井田”消失，道路得以完善，进一步“礼崩乐坏”，诸侯并起，百家争鸣。为何柏拉图，孔子，释迦摩尼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其中就与当时因为铁器传播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关。

晚些，就轮到“四大发明”与鸦片登场了，这二者打破了僵化不动的社会模式，西方是中世纪，中国是“封建”集权。现代化由此开展。

此时，如果要说哪项发明无比伟大，或许少有器物堪比互联网。尽管其他发明同样改变了人类的文明与生活，但没有一样像互联网这么彻底。互联网几乎就构建了一个完全的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中人们的避风港，人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之近。我相信，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只是刚刚开始，还有是空间让它去肆意挥洒。祝互联网好运！

其实反过来想想，发明这些伟大器物的，还不是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吗？说是发明创造影响历史，倒不如说是那些伟大发明家们在影响历史。不过，不知道那些发明问世之时，发明家们意识到了吗？

Ex Oriente Lux, Ex Occidente Lex
（光明来自东方，法律来自西方）

用了不到一天时间， 读完了刘青峰的《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好长的名字:-）。这是一本二十年前的老书了，只是重新包装上市了一下，当然价格也提高了不少。因为不是那种时效性很强的书，所以仍然具有启发性。

本书实际上是在讨论经典无比的“李约瑟问题”，也就是本书的副标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实此问题我也写过一篇与之关联的《那些思想爆炸的时代》加以讨论，只是涉及不深，现在我还是稍微认真一点加以讨论吧。

提起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我们总对“四大发明”念念不忘，但我们扳着指头算算，其实大多数成就只能算是技术成就，鲜有科学成就，如果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的话。我们总是不能够将技术上升为科学，而只能沉浸于“奇技淫巧”之中，形成不了完整的理论。我们只有那些依靠感觉和经验的“匠人”，缺少依靠精确理论支持的“科学家”。

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科技，我们挂在嘴边的例子就是砸到牛顿的苹果，和被瓦特瞅见的开水壶，但似乎是中国人不吃苹果，不烧开水一样，如此简单的解释万有引力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忽视其成为伟大发明背后的大量科学技术支持，不是“别有用心”还能是什么？更何况，这两个故事的本身也有大大的疑点。

简单的说，“牛顿的伟大贡献并不是他指出了苹果下坠的原因，而是他指出了苹果和星球之间的相似性（汤普逊语）”。至于说瓦特的蒸汽机，是革命性的提高了原来低效的机器，使之可以被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种改进，甚至包括了真空理论，有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持，并且不断升级。

儒家在汉朝过早的一统思想界使得科学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儒家不可能再吸收其他的思想，正如中世纪天主教统治下的欧洲没有可能接纳科学的存在。不同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给欧洲带去了变革的动力，使得希腊精神在欧洲复苏。同时，《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也为罗马法复兴铺平了道路，再加上其他条件，使得欧洲有能力突破教廷带来的禁锢。

但可惜中国，尽管本身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但政治上过早的大一统，使得中国不像西欧那样，总会有一个国家，可能去接纳外来的思想和科技，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转。历史其实并非没给过中国机会，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虽有徐光启的翻译，但也不足以给中华文明带来冲击。

文明的轨迹其实早已画好，甚至早在人类来的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土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大河文明的命运，需要的只是沿着它走下去，尽管地理环境的影响不断削弱，但在早期先哲时代的思想却注定了我们的前进方向。西方轨迹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打断，中国的轨迹在鸦片战争以后也被打断，现在，到了多轨并行的时代，哪个文明越能够吸收，或者说不排斥其他不同的思想，就越有可能领跑于文明竞赛。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领跑过，希腊雅典的学者们也领跑过，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领跑过，美国的大学教授们领跑过，只是下来，该谁领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