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博物院在中国算得上是顶级的博物院之一,因为河南本身丰富的历史积淀,洛阳、开封长期作为中华帝国的都城,更有安阳、新郑这种历史名城,再加上地处中原,是东西南北不同文化交流的汇聚地,所以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各式文物。其中的陶器、青铜器、甲骨文更是馆藏精品。
闲话少言,上展品吧,这些照片远未包含全部博物馆的精华,亲自参观将有更多收获。

河南省博物院造型仿照位于登封的观星台遗址。

博物馆大厅,旁边的是两只黄河象吧…… Continue reading »
河南省博物院在中国算得上是顶级的博物院之一,因为河南本身丰富的历史积淀,洛阳、开封长期作为中华帝国的都城,更有安阳、新郑这种历史名城,再加上地处中原,是东西南北不同文化交流的汇聚地,所以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各式文物。其中的陶器、青铜器、甲骨文更是馆藏精品。
闲话少言,上展品吧,这些照片远未包含全部博物馆的精华,亲自参观将有更多收获。

河南省博物院造型仿照位于登封的观星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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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乎上有人问:『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为什么是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按理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也是齐国最富裕,楚国也很强大,之后的汉的中心依然是建在西北,而不是华北和中原一代。”“曹魏之时,曹操的重心已经转到中原河南了,后来的隋唐为什么又跑长安建都去了?”
我对此的理解是:地理位置。
长安所处的渭河平原也被称为关中地区,具体说就是这个地区位于几个关口之中,分别是:西边的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故取意四关之中(下图蓝色标记),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关两座(下图红色标记)。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可谓固若金汤,易守难攻。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关中
对于来自中原的威胁,只需固守潼关/函谷关便可让关中地区顺利发展,渭河平原的肥沃土壤足以支持大量人口在此繁衍生息,积攒实力,没有后顾之忧。
除了来自中原的威胁,其他方向均不易对长安构成威胁,不易不代表不可能。历史上就有多次尝试,还不乏成功的案例。最早攻入关中的应该是刘邦了,刘邦从汉中,利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战略上麻痹对手,从陈仓道过秦岭进入关中,算是不多的成功案例了。再有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唐时期吐蕃趁中原『安史之乱』,河西防御空虚,从甘肃进入关中,占据长安数日。
而进攻关中失败的案例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的北伐,六出岐山希望夺取关中而无功而返,小说中是因为司马懿的足智多谋而挫败诸葛亮的进攻。实际上单就穿越秦岭的难度,就够诸葛亮喝一壶的了,如果没有刘邦那样成功的战略欺骗,谋略如诸葛亮都很难能进入关中。
同样,明末起义军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关中,被轻易挫败,自此李自成从高迎祥手中接过『闯王』的大旗,走向继续“革命”的道路。而其后李自成大顺军,在潼关对阵清军,清军长时间坚守不出,后来凭借红衣大炮才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夺取关中。由此,关中之坚固可见一斑。
秦国依据关中的有力地形,只需要函谷关一面面对敌国即可,而不像其他六国大多处于四站之地。利用地理优势,秦国有足够的时间与六国周旋,进而发展自动经济与生产力,利用地理上的便利充分发挥商鞅变法带来的制度优势。进而统一中国。
汉高祖刘邦亦曾想过建都洛阳,刘邦本人和手下大多数山东人士,洛阳是东周的国都,也距离家乡较近,当然成为首选。但娄敬建议关中地区易守难攻,为四塞之地,即使丢掉整个山东,依旧可凭关中地区东山再起,重新逐鹿中原。
李渊曾因为突厥的威胁考虑建都南山以南,但最终被李世民说法建都长安,利用长安的地形来巩固边防,同时可以形成对中原地区形成有效控制。同时,定都长安也为夺取西域,控制中亚奠定了基础。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唐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粮食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需要从江南地区通过漕运解决。但漕运成本极高,而且逆流而上。所以宋朝选择了漕运压力较小的开封定都,但开封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无险可守,即使是大量的禁卫军面对金国的铁骑也是不堪一击,被长驱直入不得不迁都江南。
在唐以后,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东南地区,长安不再适合定都(参考我的博文《别了,首都》)。但即使如此,在明朝初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民国时期,都考虑过西安建(陪)都的问题。至于现在广为流传的,共和国期间号称一票败给北京,那则是无稽之谈了,因为各地都有这个传说。
如果不算唐朝时期景教的发展的话,位于西安市城墙内的糖坊街天主堂可以说是西安最早的基督教堂了。据资料,该教堂最早由明朝官员王徵投资兴建,当时取名为『崇一堂』。自此,天主教在西安有了稳固的立足点。
教堂的建立一方面是因为西安是明朝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欧洲传教士如果从陆路进入中国需要经过此处;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上文中提到的明朝官员王徵。王徵乃陕西泾阳县人,与彼时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交往甚密,并接受洗礼。为了传教士们在陕西能够有一个落脚点,所以兴建了此教堂。
教堂历经多次磨难,亦数次重建,包括雍正年间的损毁与文革时期破坏,如果西安有义和团的话还要再焚毁一次。现在的教堂已经找不到明朝的痕迹,只剩下清代的一块石碑和一片残墙。现在的教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重建,但面积比起当初已大幅萎缩。
值得注意的是,德籍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亦在此生活和战斗过。汤若望曾翻译过伽利略的著作和文章,并将近代科学带到中国,尤其是以其历法的精准而在明、清两朝中谋得职位,受到重用。但也曾被判处凌迟,所幸被孝庄特赦。


墙面贴满白瓷砖很有九十年代的风格。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