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在文明意义上就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世界，那么，当农耕世界扩张到阶段性自然边界时，与游牧世界的对抗将成为世界变迁史的基本动力。公元世纪后不久，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对立格局逐渐形成。农耕世界经由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到汉帝国，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偏南的长弧形地带；与此平行的游牧世界则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知道欧洲中部，横亘于要偶大陆的居中地带。游牧世界内部又以阿尔泰山和天山为界，以东居住着蒙古—突厥人，以西为印欧各族。东部大草原地势高而气候干燥，牧场远不及西部的肥美。这一地理条件上的不平衡有助于说明，在四世纪前后东部大草原出现长时段的气候恶化时，蒙古—突厥人由北向南地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同时伴以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而西进运动的总压力最终也要由农耕世界来承受，即转化为南北向的运动，由此通过这个东西向的民族迁徙将东西两部草原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连接起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与渡过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有着内在的关联。匈奴的西迁不但与东部五胡（乌桓、鲜卑、拓跋诸部以及东西突厥）的南下乱华同步进行，而且直接触发了西部五胡（法兰克、汪达尔、伦巴德以及东西哥特人）的南下颠覆罗马。

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依据当地的环境，比如是否适合农业发展，决定文明的属性。有限的资源与膨胀的人口让各个文明都把扩张视为出路。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审视那时的人类文明，应该就像是现在徘徊于银河系外看地球文明吧，所以，这是科幻小说极好的素材。

进而，如果把游牧民的概念做回溯性的延伸，用它泛指早期农业文明周边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野蛮人，则文明以被野蛮征服的方式扩展，即便在文明奠基期的中国（远东）与希腊（远西）也呈现出相平行的节律：公元前十六世纪，亚该亚人征服克里特文明，代之以迈锡尼文明，中国的商部落征服夏文明，代以商文明；公元前十一世纪，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文明，进入希腊的古典时代，周人征服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古典时代。 至于希腊人与同期南下的同宗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遭遇，其更高程度的平行性就不必赘述了。这种平行性还可以下行到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轴心时代，各文明区都产生奠基性文化导师的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出现于此时，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和印度的佛陀也出现于此时。

文明遭遇以后自然会有胜负之分，如果参考《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那还是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决定了文明之间的胜败，决定了文明的轨迹。当世界各地的先贤们遇到了“礼崩乐坏”式的困境，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解答，这些解答，成为了后世思想的源泉。

对于这种共同节律的造成，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可以提得出——毕竟早期文明都由同一个苏美尔文明扩散而来， 但我宁愿只把它作为世界史自始存在的证据。——如果分处大陆两端的远东与远西都呈现出共时性的历史节奏，统一的世界史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一个理论的狂想。

……

上古文明无论在血统还是文化上都是纯粹的，并在纯粹的条件下经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局促于巴尔干半岛一隅的希腊文化假手罗马士兵的短剑同化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国的华夏族与儒家伦理文化相互孕育生成以至铺张出一个 “四海一，万国同” 的东亚政治—文化共同体。中古文明则无论在血统上还是文化上都二元化了。 在罗马血统与日耳曼血统合流的同时，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也遭遇了，遭遇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化了的犹太教，即经院形态的基督教。中国的唐太宗官称 “天可汗” ——既是华夏族的天子，又是突厥人的可汗， 帝国的意识形态则是与儒家伦理打成一片的本土化佛教——天台宗。

通常认为，文明之间的遭遇会创造出新的文明高峰，但并非所有文明都喜欢外来文化，有些遭遇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另外一些则充斥了战争。进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否，也成为一个民族是否自信的表现。

发生在上古中古之交的游牧民族入侵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农耕世界对游牧民族的文化整合与能量吸纳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后，继续滞留于游牧状态的大致只剩下中北亚地区的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古的宗教化世界——宗教担当了充满种族—文化张力的中古社会的唯一黏合剂——游牧民族的野蛮越发成为军事上的优势。中古时代突厥—蒙古人的南下比起他们的前辈在更大规模上改变了农耕世界的政治版图，却无力改变中古文明既有的历史进程。融合了游牧文化的中古文明已内在地为进一步的游牧入侵预留了文化空间，新南下的游牧民族如果不能以消泯自我的方式融入既有的文明共同体中，它就只有作为一种外在的成分最终被清除。南下中东的突厥人属于前者，他们被这里的伊斯兰教皈依了；蒙古人属于后者， 一三六八年，他们在仅仅统治中国八十余年后，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建制被打发回北方老家，史称“北元”，中国则原封不动地回归此前的唐宋传统。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伊斯兰教以新近皈依的突厥人的肉体作为武器从中东掀起新一轮扩张， 蹂躏东欧的同时更南下控制了亚欧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身处大陆的战略中心， 穆斯林越扩张， 大陆两端的中国人和西欧人就越孤立。中国人和西欧人对这一境遇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种超出中国人“天下”视域的全新的历史动力正在形成，以草原为中介的南北冲突（农耕—游牧冲突）正在让位于以海洋为中介的东西冲突；宗教的中世纪即将结束，世俗的近代即将开始；亚欧大陆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即将结束， 全球范围的世界史（global history）即将开始。

豁然间发现这个博客写的关于历史，尤其是文明史的东西很多，但关于互联网，关于法律的文章是越来越少，看来还是需要稍微反省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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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话。 所谓科学，更强调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需要从现象中将理论抽象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确实贡献了不少技术，但科学贡献却是屈指可数。我们发明了火药，却无法解释火药爆炸化学的原因，我们发明了罗盘，却不知道指南的原因。中国人的技术成就，从未深入科学层面。科学之光来自欧洲。

所以，按照《继承与叛逆》一书作者陈方正的话说：与其研究“现代科学为何未能出席在中国”，不如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席于西方”。

西方的现代科学，并非是在近代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希腊融汇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并系统的用数学把所有知识串连起来，让希腊成为西方科学的中心，随后希腊衰落，西方科学的中心几经流转，途经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至罗马帝国覆灭后传至阿拉伯，而在11世纪与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不光为意大利商人带去财富，也给欧洲带去了希腊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法律。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欧洲的土壤生根发芽，进而取得那些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成就。曾有一度，利玛窦带着科学的种子来到中国，但却没能激起半点波澜。

欧洲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陈方正看来，科学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毕达哥拉斯和牛顿：

毕达哥拉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汇贯通，然后远走西方，将之移植于希腊在海外的文化土壤，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米德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科学法阵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汇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牛顿。

科学在欧洲最终得以开花结果，其实也是汲取了各方的养分，科学的中心一度在欧亚非大陆流转，但真正适合科学的土壤，还是在欧洲。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那么，欧洲的土壤是什么，宗教是一方面，不一定是基督教。各处的科学，在早期都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是宗教的一部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承科学知识其中就很像我们现在传承教义，伊斯兰的高等学院就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被当作宗教的附属。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的是数十年的废寝忘食的孤独思索，个中艰苦，难以想象。在宗教的驱动下，其中艰苦往往才能被忍受。

另外，地理环境这个最初因素也影响着科学。这里我无意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具体可以看我写的《文明的轨迹》一文）。分裂的欧洲让科学有机会寄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中心，有更多的希望保留科学的种子。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中央政权开始排斥科学，科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我以前写过的，秦以后，“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

不得不提的一点，在伊斯兰与其他什么地方，科学的维持多是靠王室或者宗教维持，但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却是大范围的自发翻译阿拉伯文献。从大学到贵族，从教会再到私人，都以学习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学术为荣。归根结底，或许还是“希腊哲学与科学传统、罗马法律传统，以及这两者对于后期的基督教之深刻影响”，在欧洲，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外来宗教都需要借助“本土资源”来对自身进行补偿或修正，其中不可避免得借鉴了罗马与希腊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就包含了欧洲文明的基因和土壤。让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探寻赛先生的轨迹是复杂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追根朔源是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遇到困境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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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算是一本科幻小说了：描写了2013年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另一方面，世界却因经济危机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但全国人民似乎都少了一个月的记忆，准确的说是崛起开始那28天的记忆。那段记忆，似乎是被完全抹掉。

而龙应台先生的《1949》，写了失败者的故事，那个动荡年代里面，那些失败者，是怎么“屁滚尿流”得来到台湾。我们只喜欢百万雄狮过大江的故事，却忘记了那么多中国人，选择或者被选择跨国海峡，远离家乡，重新开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最后犹太人送了辛德勒一枚戒指，上面写着“凡救一命，即救世界”，当时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如果把这句话扩而大之，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悲剧即整个世界的悲剧”。或许这么说太过悲天悯人，但我们的民族，就是由一个个个体的悲剧和喜剧组成，悲剧常多，喜剧甚少。

重庆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公墓，最早在老鹤的博唠阁里看到老虎庙的报道，然后听父亲也向我提起过，再到前些日子《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都在勾引我去见识见识这个墓群。可惜的是，尽管颇费周折找到了墓群，但奈何大门紧闭，只能是在门外眺望一二。

红卫兵武斗，距今最多不过40年历史，却几乎为我们所遗忘，集体记忆是如此经不住保存。很多时候，不是人们主动选择了遗忘，而是像紧缩的大门一样，被迫遗忘。人们在各种利益的趋势下，总希望将自己的经历展现出来，无论是出书还是成册。只有那些会因为那段记忆而威胁到自己存在的人群，才希望人们消除那段记忆。换句话说，只有希望统一思想，才会抹去记忆。我不能确定未来的中国是否会是《2013》中的中国，但我看到了，不断有人们在好奇心的趋势下，隔着铁门望一眼其中的墓地。看看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巴金先生早在80年代的《随想录》就表达过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以收藏那个疯狂的年代。但因为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原因，文革依旧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父辈的遭遇知之甚少。我们只喜欢提30年来的伟大成就，伤痕似乎已经痊愈。

我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成都西南的安仁古镇，这个镇子上有川人樊建川修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的视角在国内无出其右。从抗战老兵的手印，到国军抗战，再到美军援华，乃至文革记忆，这些都是普通博物馆未曾涉足的领域。其展馆布置之精细，令人惊叹。现在我扔忘不了那一排排老兵手印给我带来的冲击，忘不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一进门那刺眼的红色和刺耳的高音喇叭，忘不了一地的章子，一墙的钟表；忘不了那微笑着的战俘。

建川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了成功者的故事，也收集了那些45年以后失败者的经历。为了中国，他们尽管曾并且还会刺刀相向，但还是选择携手并肩，共度难关。“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死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抗战与内战的历史，被我们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忆，我忘却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人的故事。人，作为个体的人，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说“大河不满小河干”，这句话错了，哪天大河不是由小河汇聚而来？一个人的正义都无法实现，还怎么实现一个民族的正义，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引用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的话：“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然，我的巴蜀之行，当然不只去了这两处，还去了其他地方。在这里就不啰嗦了，要是有兴趣的话：

巴蜀之行的相册

建川博物馆的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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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也算是“地理决定论”（更倾向于叫影响论）的铁杆支持者了，老早就在博客里写过：“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又更加深切着影响着以后的人们，甚至至今依旧。”毕竟，如果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然这也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文明之间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人种本身的差别，那么就一定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类所处环境的差别。

地理或许是文明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但细致考察起来，绝不是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的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文化，传统等，在地理的影响下差别越来越大，而科技的不断提高让我们有能力克服地理，地理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但地理在人类文明早期烙下的烙印仍清晰可见：“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但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文明的轨迹（续）》”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书中吧，卡尔·施密特把所有不同的原因归结于观念的不同，把世界史总结为海洋对抗陆地。这样的证明也未免太过简化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说粗枝大叶也不为过。但视角聚焦于观念的力量，就像我开头说的，也不是一件坏事。书中观点结论我未必赞同，但却启发到了我。

海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船运的优势现在依旧显著。而紧跟贸易的，则是追逐利益的人们，更加复杂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教育水平。动物们逐水草而居，人类则逐利益而居。我的这个论断也不免粗鄙，而且我最近也对这个逻辑线索产生怀疑，试图发现影响文明的更复杂的因素。把历史前进的功劳归咎于贸易之上，也是一叶障目了。

其实，如果拿这本书的思路来写科幻小说的话，也是不错的。诸多出色的科幻小说不过是把历史事件换到太空舞台。某天人类或许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之间，那么人们的思维，哲学，习惯，铁定会发生巨变。

其实，译者的几段话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摘录一二，供大家参考：

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土”褫夺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

而倘若只知道“水来土掩”的话，这土的力量总会有耗尽的一天，毕竟，最大的陆地不过是海中的一个岛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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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模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书，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但书中的诸多论点依旧是振聋发聩，费孝通先生勾勒出的那个中国仍未消逝。

如果说乡土代表了传统的话，那混凝土就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正在席卷整个中国，正在侵蚀那个乡土的中国。

(一) 乡土的起源

提到乡土，印象里多是与农村相关联的，而农业自古都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把古代中国的经济称作“小农经济”，把中国文明称作农业文明，即使今天，我们还会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看每年中央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也是关于农业。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就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文明如果想要得到延续发展，少不了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诸如食物，木材，石料，矿产……。而获得这些资源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本地搜集，另一个就是与外人交换。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流域，如果从农业的角度看，数千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是发展农业的理想场所。在这里，不必要交换就能取得所需的各种食物资源，至于说其他资源，也并不稀缺。农业在这片土地上自热而然的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看看地球另一端的希腊，那里没有什么著名的河流，更缺乏河流冲刷而成适合耕作的平原，有的只是曲折的海岸线。文明所需要的资源只能通过航海贸易的方式取得，直接导致了商业的兴盛。农业在这里没有被重视，至少没有像中国这般重视。

（二）乡土的影响

如同在《乡土中国》里“乡土本色”一章中所写：“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则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待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农业更喜欢稳定，人们更喜欢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大自然如同往年般风调雨顺，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从自然。这种稳定自然也会体现在人口上，古人讲究“生于斯，死于斯”，讲究“父母在，不远游（远方之游不会有太多人有能力做到）”，凡事均是以出生地为中心。到了今日我们仍旧讲究要“落叶归根”，仍然在户口本上清楚的标注了自己的籍贯，哪怕你一生都未有去过。

在如此一个缺乏流动的社会中，人的地位天生就被决定了，也很容易安排，因为父亲的地位就一定高于儿子，老子面对儿子，拥有的是绝对权威，辈份年龄成为了排定社会地位的依据。与之相较，如果是一个商业社会，人口流动密集，就很难用简单的手段确定某人的地位一定就比另一人高，也没有谁天生比较重要。而到了农业社会，封闭性让家族的兴起，父权的树立成为理所应当。

（三）熟人之间

在一个众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封闭型社会里，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是熟人，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清楚对方一个眼神的含义，明白对方手势的意思，因为熟悉，简单的言语就可以做到言简意赅，甚至是连文字在大多数时候也不是必须。

如此熟人之间，完全能够做到稳定平静，太平盛世。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只有在这么一个杜绝了外来人员的熟人社会中才能做到，没有了外来人员，彼此间又过于熟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被及时觉察，这样就杜绝了“拾遗”、“入户”的可能性，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好。

如此熟人之间，无需律法来规范，彼此间的信任基本足以自行，乡村成立国家权力难以触及的角落。按照《新乡土中国》作者贺雪峰的话说：“熟人社会行动逻辑在于多次反复博弈……”，这在一个流动性高社会中可做不到，今天和你博弈的人谁知道明天在哪里。如此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里，最好的策略就是遵纪守法（理论上），你不能相信和你打交道的人一定会诚实守信，但会清楚的相信如果你利益受损，法律会为你主持公道。

法律的产生原因许多，但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对法律的需求一定比一个熟人社会对法律的需求要高，熟人社会依靠习惯、道德已经足矣。但在陌生人社会里，需要法律这么一个代表权威意志的第三方，来使社会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产生信赖，你可以不相信你交易的对象，但只要你相信法律会保障你的利益就足够了，如此也是法律的意义所在。

（四）礼与法

礼的力量让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很难进入乡村，而法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会与乡土遭遇，尤其是在乡土的稳定被打破以后，这种遭遇显得越发频繁。所以，才有了“送法下乡”这一提法，才有了苏力老师最喜欢讲的秋菊与山杠爷的故事。

有必要提一点，中国古代所说的“法”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当代的法是舶来品，是自清末修律开始，学习西方法治的产物，而对于传统中国法的继承，并没有太多体现。面对法的蓬勃趋势，乡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独善其身的，法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乡村有了礼治，道德就可以把法排除在外，若真如此，法之权威性自然会大打折扣。

当然，法也做不到完全垄断，或许除了秦朝（国）——那个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功变法的朝代（国家），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把法制做的那么纯粹，剩下的朝代要么是德主邢辅，要么是明邢弼教，礼与法相互杂糅在一起，其中无非是成分多少的问题。

即使礼与法长期共存，但不代表他们融为一体。反而，国家之法与乡土之礼之间的冲突自古就有，只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变得尤为严重，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西方文明从开始与中华文明接触、碰撞，到让中国完全开始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传统封闭的乡村经历了，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一场历史无前例的变迁。

（五）从乡土到混凝土

东方与西方发展的轨迹是沿着截然不同的道理前进的，但这两条轨迹并非平行，终究会有交点存在。这种相交所引发的动荡，如同板块碰撞，持久而剧烈，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共和国建国”，乃至“改革开放”，都是这场碰撞的产物，无不体现着这场碰撞。在那一系列“变法”，“革命”的催化或者作用下，中国上到国家的运行模式，社会的组织结构，下到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与传统有了太多的不同。曾经的乡土，已经，或者即将土崩瓦解。

一个秩序倒下，自然会有另外一套前来接替，而取代乡土的，就是从西洋舶来的“混凝土”。混凝土组成的城市不断增多，而生活在乡土里的人们，也不断的往城市迁移，看看每年“春运”时期各地火车站的浩荡场景，就能知道“混凝土”对于人们来说有着多大的吸引力。“混凝土”甚至象征了一种生活方式，那种快节奏，商业化，西化（或者你说国际化或者全球化），甚至是彼此间有些冷漠的生活方式。

在每年除夕的“春晚”里，总会有以乡村与城市冲突的小品或者相声，其间也多会是讽刺居住在混凝土里城里人如何自私与不近人情，再对比一下乡下人的朴实与勤劳，这基本已经形成一个套路了。或多或少，里面多少都夹杂了我们对“混凝土”畏惧，以及对乡土的留恋。中国是一个好古的国家，总是喜欢提自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希望把自己最现代化的一面展示给外人，以高楼大厦为标榜吹嘘的对象。在转型的时代里，“依依不舍”与“心存敬意”这两种情感不断交杂。

从乡土到混凝土的转换，很多因素都起了推手的作用，当然阻碍这一过程的因素也不在少数。内忧外患自然是最早的动力，内忧外患甚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赛先生”与“德先生”相继被从西方请来，但奈何乡土社会的惯性太大，有一些改变，但毕竟没能使“混凝土”深入人心。

真正终结乡土的，是我们不问姓资姓社的“市场经济”，贺雪峰老师说：

市场经济不仅从价值上淘空了传统，而且市场经济将村庄本身破坏掉了：村庄中的人财物资源都转移进入了城市，农村越来越破败和萧条了。不仅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使村民面对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普世的价值观代替了特殊的价值观，地方性的制度无力惩罚那些不再守规矩的人们。广告制造出来的金钱第一的文化使所有道德说教变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况下，就不仅是如宗族宗教等传统组织，而且村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农民的一致行动能力，村庄社会关联）也迅速减少，农民的原子化状况迅速显现，农民合作能力迅速降低。

（六）混凝土的将来完成时

如果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由乡土到混凝土的转型，那确实是言过其实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愈来愈多的混凝土建筑，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国际化。但另一方面我们总是对“全盘西化”一词有着莫名的恐惧，总是害怕我们会把老祖宗的遗产糟蹋的一无所有。实际上，除了汉字以外（还被简化过了），绝大多数东西都能与西方挂上钩，对于“全盘西化”的恐惧，只是单纯的名词恐惧罢了，如果换成“国际化”或者“全球化”这样的词汇，大概听起来就顺耳多了。

从乡土到混凝土，是一个漫长而又不可避免的过程，就像地质运动一样，威力巨大，不可避免，时间漫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住时代的脉络，紧跟时代，再幸运一点，还可以对时代推波助澜一下。

从乡土到混凝土，这是中国正在走的路，毫无疑问，混凝土都绝对不是终点，但若我们想走向远方，至少要先到达这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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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滥觞于何处？这是一个关乎本质的问题，会牵扯出更多难以回答的疑问，比如：为何仅在西方产生？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的法律？法律为何可以对抗王权？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一书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无论是否正确，伯尔曼都给出了一些理由。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要么接受这些答案，要么发现更好的答案。”

我对西方法律印象最深之处，要数法律之下的王权了，柯克就曾对国王引用过布莱克斯通的话：“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国王在法律之下。”而中国，哪怕是最纯粹的法家，“国王”也是在法律之上的，“法”与“礼”只是“国王”统治的工具，鲜能对“国王”有约束力。东西方摇摆于法律上下的国王，清楚地展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没有统治者喜欢被约束，除非是迫不得已，国王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能够让国王被迫放弃一部分权力，只能是国王遭遇了劲敌。中国的大一统为人民所津津乐道，而我们忽视了欧洲的大一统，不同于中国，而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大一统。罗马崩溃以后，世俗力量涣散给了宗教广阔的空间，基督教在欧洲的广泛的传播，以至于形成自己的势力，可以与国王们分庭抗礼，到以后的十字军东征更是加强了宗教的力量。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西欧法律塑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把中国法制发展缓慢归咎于没有基督教信仰，这些人忽视了在西方法律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只是原因之一。

无论是罗马法的复兴，还是城市法的出现，再或者封建法和海商法的存在，抑或只是庄园法的痕迹都影响到了欧洲的法律。欧洲法律起源于众多因素，每个因素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交叉，会重合，会碰撞，会被淘汰，最后，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律。

罗马法的复兴带来了私法的概念，完善的民事规则为学者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城市法通过委任状这种契约，为市民们争取到了权利与自由；封建法则给英格兰带去了《大宪章》；商法，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由商法来保障。以上种种，在不断的碰撞模式中，才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欧洲法律，把欧洲法律归结于单一原因产生，无疑是狭隘的。

我们与其羡慕欧陆土壤上结出的法律之树的茂盛，不如仔细对比分析一下欧陆土壤与我中华土壤有何区别。就像那句古话说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有，别忘了，Ex Oriente Lux（光明来自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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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在此重复现场讨论的观点，只是把个人从正反两面的思考呈现于此，算是抛砖引玉，以卵击石了。

如果要叙述秦的功绩，最显赫的自然就是统一中国，把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做过详细计算，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但“一统天下”是每个当权者的目标，而这种四海归一的观念就是自始皇帝起。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马同轴”都是大一统所必须的，都是中央集权这种模式下理所当然会实行的。

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最根本的力量就源自于它的制度，同样也应该如此看待秦朝。自秦朝起，“废封建，设郡县”，地方官员对皇帝直接负责，成为了以后每一朝代的基本制度，以后历朝历代，都未能跳出始皇帝画的这个圈，最多是进行些修补。一套制度，被延用了数千年。如果说秦朝制造了一艘战舰，那么这张战舰的图纸，则一直被后世造船的模本。宏观上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秦奠定了基础。

但这也并不意味秦朝无可指责，抛开“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之类的陈词滥调（因为后世各朝远比秦朝更变本加厉），也从宏观上把握，从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视角来审视秦朝，我就能看到：秦的统一，终结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年代。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在分裂的欧洲，马克思至少还可以去大英图书馆看书，哥伦布也至少还有西班牙的支持，应该的清教徒至少还有新大陆可以去，商人们至少还可以穿梭于教廷与世俗之间。但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只要你的观点非主流了，从长安到扬州都不会容得下你，或许只有扶桑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劝他做President的梁启超如是说，要求秦始皇对“百家争鸣”的终结负责显然只是以当代的视角审视秦朝，再疯狂的想法都我们无法要求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远见，那样不公平。

秦用商鞅而崛起，又二世而亡，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甚至，我都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摆脱了秦开创的那个时代。

附：一篇书读后感：《秦！秦！秦！》；一篇电视的观后感：《纠纠老秦，大风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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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已俨然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成为自己的习惯，通过阅读，可以超越所处的生活，去获取到一张更为广阔，更为精彩的世界的通行证。尽管使用互联网也可以提供一张类似的通行证，但不同于阅读，上网得到那种通行证更像是走马观花，四处合影的跟团旅游，不如阅读那般深刻，自然也不用那么辛苦。按照福尔摩斯（Holmes）的话说：“你只是看了，但没有观察。”

小说一向都得不到我的青睐，在2009年也不例外，读过的小说屈指可数，但读过的那些都算值得一读。每年除夕夜我都有看小说的习惯（静音的春晚，手捧小说），从07年的《一九八四》，到08年的《基地》，09年则轮到了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四卷，未完结），第一卷就被干掉的主角，以及无数的伏笔，总是峰回路转的情节，还有一个能够媲美《指环王》的奇幻世界，太精彩了，只是希望此书可以顺利写完。再有读的小说就是孙皓辉老师的《大秦帝国》（六卷），我在博客里已多次提过，读后感一篇：《秦！秦！秦！》。

因为兴趣所在，09年也看了不少关于互联网的书，主要是些网络法，网络社会学，网络传播学，网络人类学的书和论文，虽算不上深入，但应该也算入门。《众声喧哗》，《链接》，《信息乌托邦》，《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万维网定律》，《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等诸如此类，每本书都会给我或多或少的启发。互联网的作用从来都只是被低估了，尤其是对社会的改变，塑造能力这方面。通过阅读，我会一步一步把我的本科专业（网络工程）与我的硕士专业（法律）相结合，看看会有何新发现，博客里面记录的，是我的一些想法，在必要的时候会写成论文。

我的另一兴趣自然就是历史了，像我以前说过的，我对帝王将相们的私生活兴趣不大，更关心的是文明史。东西方因何不同，根源何在？不同文明的轨迹会如何相交？是个问题。不同的书中，给了只言片语的答案，我需要做的，是把碎片拼接起来，就像海盗的藏宝图一样。藏宝图可以帮我们找到宝藏，而我的爱好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文明的来龙去脉。《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算是一本颇有帮助的书了，读后感一篇：《哪里来的光线》。以及《黄土与青铜》和《倾覆与再建》这两本关于中国历史的入门书也启发到我，读后感一篇：《“四大发明”与鸦片》。

剩下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各个领域都有，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建筑规划学等“乱七八糟”的领域，我一直相信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关于创见的两个定律：

定律一：一个人必须拥有很多各方面地资讯，也就必须博学，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定律二：一个人必须善于组合资讯，并且能够分析各种组合的意义，也就是必须足够聪明，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

所以，广泛阅读是迸发灵感的前提之一，当然了，不仅仅指阅读，更是在说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也是我读各个领域的书籍的原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是哪一条，都还差得远。

2010年，会读哪些书？

附：2009阅读书单（部分）：

《美国与中国》，《刑法学》，《心理学与生活》,《众声喧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绑在一起》，《道路通向城市》，《冰与火之歌》（四卷）,《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链接》，《致加西亚的信》，《常识》，《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信任》,《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菊与刀》，《法庭对质的艺术》，《娱乐至死》，《城市的形成》，《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正见》，《批评与自恋》，《荒废集》，《津巴多普通心理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民国那些人》，《清代习惯法》，《信息乌托邦》，《狂热分子》，《醒来》，《士与中国文化》，《文明的解析》，《法制与治理》，《大秦帝国》，《蜕变：从学生到律师》，《没有我们的世界》，《人类史》,《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城市的组合》，《社会学的邀请》，《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伶人往事》，《历史的裂缝》，《万维网的定律》，《丹诺自传》，《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民主的细节》，《旧制度与大革命》，《倾覆与再建》，《推开程序理性之门》，《黄土与青铜》，《代码2.0》，《裁判的方法》，《奠基与经典》，《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传承与新变》，《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寅恪的最后20年》，《非议历史》，《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野火集》，《江村经济》，《立法者的法理学》，《1908帝国往事》，《网络社会学》，《恢宏与古朴》，《文明的进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去政治化的政治》，《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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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胡适

1949年至1969年，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是共和国的最初20年。在那20年里，风起云涌，气象万千。人类走上了月球， 美国人在东亚大打出手，铁幕之下泾渭分明。至于共和国这边，当我们总结共和国的60年辉煌历程时，发现前二（三）十年的历史总是以秘史的形式出现，太多的忌讳让我们不敢直面，时代洪流的力量展现无遗，大师如陈寅恪者亦如一叶扁舟飘摇于其中。

不知道该说陈寅恪是幸运还是不幸，说他幸运是因为他确实是受到了同时代知识人所未有的优待，有时还是来自最高层的关照；说他不幸则是因为那些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那些事件。陈寅恪至少还有幸运的一面，那其他人呢？还有多少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确实纠结于伟大人物与历史浪潮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某些天才的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少了他们历史的进程将会大大推迟，甚至有些事物就不会出现（当然会由其他事物填补空白）。但一个人的力量在历史面前往往过于渺小，微不足道。我们感慨个人命运多舛，其实更是在缅怀整个时代。

我承认陈寅恪的著作我未曾研习，明白自己国学功底差劲，即便勉强上手也不会理解，索性不读。更多的，陈寅恪激励着我们的，就是他为王国维写的那段经典墓志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字是甚至成为了衡量学人的标准，可见其影响之大。尽管对于普通人来说，此标准无疑过高。但这两句话的意义，已经远大于陈寅恪著作的意义，成为了一种身份符号，一种炫耀资本。

对于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想读至少想了5年，今日读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了。此文未能展开谈论，算是浪费把这个好标题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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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

“家”这个概念一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核心概念，前几天陈鼓应教授来西北大学，问我们说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应该用何字？尽管他认为应该是“道”，但我的回答是“家”。在农业发达的中国，“家”是最适合的社会组织形式，稳定，可预测，农业需要这些。以至于以后被选择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都是以家为核心。就连我们的通知模式也成为“家天下”，“家”的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至少曾经在过。

• 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要分家产。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通常的办法是溺婴或流产。

在看Boston Legal时，里面对中国非议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溺婴问题，尤其是对女婴。这当然是非常残忍的事情，但作为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溺死，肯定是于心不忍，事出有因的。不到迫不得已，怎么会下如此决心？相信费孝通的这段话绝不是在为溺婴辩护，只是把这个残酷现象的原因展示出来。

• 如果没有农时的计算，就不能保证在正确的时间里采取某种行动。辨认时间不是出于哲学考虑或对天文学好奇的结果。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相信古人可没有看星星的雅致。看看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完全就是耕种指南嘛。近些年来有人嚷嚷着要把春节放倒阳历1月1日，理由就是因为春节是一个农业社会的节日，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也不无道理。

•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庆幸一下，尽管农村现在也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吃饭问题至少是解决了。仅此一点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成就，当然这不应该是作为终点，因为这离终点还太远太远，甚至看都看不见。希望过一阵子下乡考察可以真正了解一下农村。

• 在现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来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目前，由于地租没有保证，一经出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上海投机企业危机反生就说明这一点。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绝对的真知灼见，也难怪会把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提供小额贷款的尤诺斯博士，这不光是中国农村的问题，更是全世界所有贫困农村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可能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

在我们被灌输的理论和实例（可怜的周扒皮）中，除了地主与农民之外无它，全然是阶级斗争这根弦，农村被太过简化了。不过幸好，我们还有费孝通、梁漱溟这些人为我们还原了另一面貌的农村。我更加好奇，我们现在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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