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今年3月的《读书》上，有篇辽宁师大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毕会成副教授的的《国史分期的困境与世界史》， 用不多的文字描述了这个世界的古代史，其观点颇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味道。以下摘抄部分内容，算是储备资料：

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世界在文明意义上就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世界，那么，当农耕世界扩张到阶段性自然边界时，与游牧世界的对抗将成为世界变迁史的基本动力。公元世纪后不久，大规模的农耕-游牧对立格局逐渐形成。农耕世界经由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到汉帝国，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连成一条不间断的横贯欧亚大陆的偏南的长弧形地带；与此平行的游牧世界则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知道欧洲中部，横亘于要偶大陆的居中地带。游牧世界内部又以阿尔泰山和天山为界，以东居住着蒙古—突厥人，以西为印欧各族。东部大草原地势高而气候干燥，牧场远不及西部的肥美。这一地理条件上的不平衡有助于说明，在四世纪前后东部大草原出现长时段的气候恶化时，蒙古—突厥人由北向南地对农耕世界的入侵，同时伴以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而西进运动的总压力最终也要由农耕世界来承受，即转化为南北向的运动，由此通过这个东西向的民族迁徙将东西两部草原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连接起来。中国长城前的失败与渡过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有着内在的关联。匈奴的西迁不但与东部五胡（乌桓、鲜卑、拓跋诸部以及东西突厥）的南下乱华同步进行，而且直接触发了西部五胡（法兰克、汪达尔、伦巴德以及东西哥特人）的南下颠覆罗马。

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产生的原因在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依据当地的环境，比如是否适合农业发展，决定文明的属性。有限的资源与膨胀的人口让各个文明都把扩张视为出路。如果在地球轨道上审视那时的人类文明，应该就像是现在徘徊于银河系外看地球文明吧，所以，这是科幻小说极好的素材。

进而，如果把游牧民的概念做回溯性的延伸，用它泛指早期农业文明周边的半游牧、半定居的野蛮人，则文明以被野蛮征服的方式扩展，即便在文明奠基期的中国（远东）与希腊（远西）也呈现出相平行的节律：公元前十六世纪，亚该亚人征服克里特文明，代之以迈锡尼文明，中国的商部落征服夏文明，代以商文明；公元前十一世纪，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文明，进入希腊的古典时代，周人征服商文明，进入中国的古典时代。 至于希腊人与同期南下的同宗的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遭遇，其更高程度的平行性就不必赘述了。这种平行性还可以下行到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轴心时代，各文明区都产生奠基性文化导师的时代，中国的孔子与希腊的苏格拉底出现于此时，波斯的索罗亚斯德和印度的佛陀也出现于此时。

文明遭遇以后自然会有胜负之分，如果参考《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那还是地理环境这个因素决定了文明之间的胜败，决定了文明的轨迹。当世界各地的先贤们遇到了“礼崩乐坏”式的困境，就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给出解答，这些解答，成为了后世思想的源泉。

对于这种共同节律的造成，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可以提得出——毕竟早期文明都由同一个苏美尔文明扩散而来， 但我宁愿只把它作为世界史自始存在的证据。——如果分处大陆两端的远东与远西都呈现出共时性的历史节奏，统一的世界史的说法便不会只是一个理论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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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我们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的话。 所谓科学，更强调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揭示，需要从现象中将理论抽象出来。所以，中国古代对于世界确实贡献了不少技术，但科学贡献却是屈指可数。我们发明了火药，却无法解释火药爆炸化学的原因，我们发明了罗盘，却不知道指南的原因。中国人的技术成就，从未深入科学层面。科学之光来自欧洲。

所以，按照《继承与叛逆》一书作者陈方正的话说：与其研究“现代科学为何未能出席在中国”，不如讨论“现代科学为何出席于西方”。

西方的现代科学，并非是在近代由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希腊融汇了当时两河流域的科学成就，并系统的用数学把所有知识串连起来，让希腊成为西方科学的中心，随后希腊衰落，西方科学的中心几经流转，途经雅典，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至罗马帝国覆灭后传至阿拉伯，而在11世纪与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不光为意大利商人带去财富，也给欧洲带去了希腊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法律。科学的种子开始在欧洲的土壤生根发芽，进而取得那些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成就。曾有一度，利玛窦带着科学的种子来到中国，但却没能激起半点波澜。

欧洲产生科学的原因很复杂，但在陈方正看来，科学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毕达哥拉斯和牛顿：

毕达哥拉斯撷取诸远古文明精华，加以融汇贯通，然后远走西方，将之移植于希腊在海外的文化土壤，他的宏图为费罗莱斯和阿基米德所继承，而“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则是通过他们将教派精神移植、贯注于柏拉图学园而完成。同样，从16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地科学法阵风起云涌，诸如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都人才辈出，然而至终能够精研覃思，综汇各家学说而神奇变化之，得以完成现代科学突破的，反倒是独守寂静剑桥校园达三十五载之牛顿。

科学在欧洲最终得以开花结果，其实也是汲取了各方的养分，科学的中心一度在欧亚非大陆流转，但真正适合科学的土壤，还是在欧洲。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那么，欧洲的土壤是什么，宗教是一方面，不一定是基督教。各处的科学，在早期都与宗教密不可分，甚至是宗教的一部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承科学知识其中就很像我们现在传承教义，伊斯兰的高等学院就是宗教的一部分，科学被当作宗教的附属。科学研究，往往需要的是数十年的废寝忘食的孤独思索，个中艰苦，难以想象。在宗教的驱动下，其中艰苦往往才能被忍受。

另外，地理环境这个最初因素也影响着科学。这里我无意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具体可以看我写的《文明的轨迹》一文）。分裂的欧洲让科学有机会寄生于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中心，有更多的希望保留科学的种子。而在中国这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差异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中央政权开始排斥科学，科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我以前写过的，秦以后，“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

不得不提的一点，在伊斯兰与其他什么地方，科学的维持多是靠王室或者宗教维持，但到在文艺复兴的欧洲，却是大范围的自发翻译阿拉伯文献。从大学到贵族，从教会再到私人，都以学习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希腊学术为荣。归根结底，或许还是“希腊哲学与科学传统、罗马法律传统，以及这两者对于后期的基督教之深刻影响”，在欧洲，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外来宗教都需要借助“本土资源”来对自身进行补偿或修正，其中不可避免得借鉴了罗马与希腊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就包含了欧洲文明的基因和土壤。让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探寻赛先生的轨迹是复杂的，但也是必要的。因为追根朔源是我们的本能，尤其是我们遇到困境之时。

这次的巴蜀之行，在闲暇看了两本书，一本是陈冠中的《2013》， 还有一本龙应台的《1949》，选择这两本书在巴蜀的路途上阅读本是无意之举，只因积攒过久而内心有愧，才选择同行。未曾料想这两本书却吻合了我巴蜀之旅的全部心情。

《2013》算是一本科幻小说了：描写了2013年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另一方面，世界却因经济危机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但全国人民似乎都少了一个月的记忆，准确的说是崛起开始那28天的记忆。那段记忆，似乎是被完全抹掉。

而龙应台先生的《1949》，写了失败者的故事，那个动荡年代里面，那些失败者，是怎么“屁滚尿流”得来到台湾。我们只喜欢百万雄狮过大江的故事，却忘记了那么多中国人，选择或者被选择跨国海峡，远离家乡，重新开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最后犹太人送了辛德勒一枚戒指，上面写着“凡救一命，即救世界”，当时看得我是老泪纵横，如果把这句话扩而大之，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悲剧即整个世界的悲剧”。或许这么说太过悲天悯人，但我们的民族，就是由一个个个体的悲剧和喜剧组成，悲剧常多，喜剧甚少。

重庆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位于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公墓，最早在老鹤的博唠阁里看到老虎庙的报道，然后听父亲也向我提起过，再到前些日子《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都在勾引我去见识见识这个墓群。可惜的是，尽管颇费周折找到了墓群，但奈何大门紧闭，只能是在门外眺望一二。

红卫兵武斗，距今最多不过40年历史，却几乎为我们所遗忘，集体记忆是如此经不住保存。很多时候，不是人们主动选择了遗忘，而是像紧缩的大门一样，被迫遗忘。人们在各种利益的趋势下，总希望将自己的经历展现出来，无论是出书还是成册。只有那些会因为那段记忆而威胁到自己存在的人群，才希望人们消除那段记忆。换句话说，只有希望统一思想，才会抹去记忆。我不能确定未来的中国是否会是《2013》中的中国，但我看到了，不断有人们在好奇心的趋势下，隔着铁门望一眼其中的墓地。看看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巴金先生早在80年代的《随想录》就表达过建文革博物馆的愿望，以收藏那个疯狂的年代。但因为众所周知而又不可告人的原因，文革依旧不是可以随意讨论的话题，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他们父辈的遭遇知之甚少。我们只喜欢提30年来的伟大成就，伤痕似乎已经痊愈。

我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位于成都西南的安仁古镇，这个镇子上有川人樊建川修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收藏的视角在国内无出其右。从抗战老兵的手印，到国军抗战，再到美军援华，乃至文革记忆，这些都是普通博物馆未曾涉足的领域。其展馆布置之精细，令人惊叹。现在我扔忘不了那一排排老兵手印给我带来的冲击，忘不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一进门那刺眼的红色和刺耳的高音喇叭，忘不了一地的章子，一墙的钟表；忘不了那微笑着的战俘。

建川博物馆不只是收藏了成功者的故事，也收集了那些45年以后失败者的经历。为了中国，他们尽管曾并且还会刺刀相向，但还是选择携手并肩，共度难关。“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死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抗战与内战的历史，被我们以格式化的形式记忆，我忘却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人的故事。人，作为个体的人，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说“大河不满小河干”，这句话错了，哪天大河不是由小河汇聚而来？一个人的正义都无法实现，还怎么实现一个民族的正义，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引用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的话：“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然，我的巴蜀之行，当然不只去了这两处，还去了其他地方。在这里就不啰嗦了，要是有兴趣的话：

巴蜀之行的相册

建川博物馆的相册

这两天抽空看了卡尔·施密特写的《陆地与海洋》，一本偏颇但有趣的书。我并不喜欢看那种观点鲜明（极端）的书，就像这本书一样，把文明的迥异用用地理因素一言以蔽之。 但往往矫枉需要过正，才能中和掉其他观点。更何况，兼听则明，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岂是一两个因素就左右的了的？历史应该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说起来我也算是“地理决定论”（更倾向于叫影响论）的铁杆支持者了，老早就在博客里写过：“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思想，又更加深切着影响着以后的人们，甚至至今依旧。”毕竟，如果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当然这也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文明之间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为人种本身的差别，那么就一定是因为不同地区人类所处环境的差别。

地理或许是文明之间区别的根本原因，但细致考察起来，绝不是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多的因素，比如法律，思想，文化，传统等，在地理的影响下差别越来越大，而科技的不断提高让我们有能力克服地理，地理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但地理在人类文明早期烙下的烙印仍清晰可见：“这个思想在以后反过来对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施加影响，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忽视自然的影响，但孔子的影子依旧把我们笼罩在内，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文明的轨迹（续）》”

以上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书中吧，卡尔·施密特把所有不同的原因归结于观念的不同，把世界史总结为海洋对抗陆地。这样的证明也未免太过简化文明发展的进程了，说粗枝大叶也不为过。但视角聚焦于观念的力量，就像我开头说的，也不是一件坏事。书中观点结论我未必赞同，但却启发到了我。

海洋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贸易的便利，船运的优势现在依旧显著。而紧跟贸易的，则是追逐利益的人们，更加复杂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教育水平。动物们逐水草而居，人类则逐利益而居。我的这个论断也不免粗鄙，而且我最近也对这个逻辑线索产生怀疑，试图发现影响文明的更复杂的因素。把历史前进的功劳归咎于贸易之上，也是一叶障目了。

其实，如果拿这本书的思路来写科幻小说的话，也是不错的。诸多出色的科幻小说不过是把历史事件换到太空舞台。某天人类或许可以自由翱翔于天际之间，那么人们的思维，哲学，习惯，铁定会发生巨变。

其实，译者的几段话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摘录一二，供大家参考：

水被土包容和束缚。这可从八卦中的“坎”卦中看出：“坎”是水，但从字形上却是“土”褫夺来获得意义的。汉民族作为定居民族，其水源是固定的，亦即河与井。河流虽然流动并促成不同地域人们之间的交往，但每一地域的人们仍然土生土长，视出外舟旅为“漂泊”和“流浪”，而常年在水上往来的商人更是受到一贯的轻视。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投身使得儒家的思想中有一种深情，这是对社稷的深情：“社”是祭天和祭祖的聚集之所，而“稷”则是大地上扎根的庄稼。

而倘若只知道“水来土掩”的话，这土的力量总会有耗尽的一天，毕竟，最大的陆地不过是海中的一个岛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