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間半壺酒

1910年，宣统二年，也是狗年。这一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早已病逝，举国民心思变，大清帝国进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大清帝国的最后时刻并非只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这些历史事件，更伴随着清末修律的高潮，或许我们现在认为那只是回光返照，但谁又能保证：再过若干年，中国人对法治的追根朔源会追忆此时？

而这其中最精彩的一章，即使是《走向共和》也未能提到，就应该是资政院了。

100年前，1910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一），清资政院在象来街法律学堂内举行开院仪式，也就是现在的新华社家属院内。本人有幸在去年到北京时造访，现在此处已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资政院是数年前五大臣出洋考察的直接成果，作为议院立法的过渡机构，或许称之为“有大清特色的政治制度”更为符合现代语境。资政院由200人组成，民选议员与钦选议院各半。民选议员是由各省谘议局（地方咨讯机关）推选，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钦选议员则多是贵族与官员。看上去很像现在许多国家上下两院的分法，但资政院是一院制。

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这种机构应该完全沦为君权的傀儡，更进一步刺激了全国广大臣民反抗清政权的决心。钦选代表理应掌控资政院的运作，民选议员被收买沦为附庸。这样很符合逻辑，因为毋需思考，我们眼前就有这样的案例。

但事实上，开院当天，请愿联合会来院呈递国会请愿书，议员们动议支持请愿，获大多数赞同，三呼国会万岁之后，上奏陈请即行召开国会。当时的气氛，钦选民选不分，一致表示了他们的意愿。该决议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对于国会，最重要的职务就是审核预算，资政院也不例外。资政院就曾凭借自己的据理力争，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

从议员的组成来看，虽然民选钦选各半，但钦选议员并未发挥清政府所希望的作用，即使是钦定议员占据资政院总裁、副总裁之职亦是如此。钦定议员虽也有些能言善辩之士，但要么是本身也心怀不满，要么是采取中立态度。资政院反而为民选议员所控制。而议员之中，不少为留日归来，据统计钦选议员有12人，民选有29人，共计41人有过日本学习经验。海外归来自然是能够给资政院以新鲜血液，不至向其他清政府机构那样沉浮。

即便是末代状元（不是张謇）刘春霖，作为初代议员，这么说道：“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刘春霖爱朝廷、爱国家的档次和境界，可比那些因为爱过而永远不投反对票的人民代表距离可远了去了。

武昌起义之后，“皇族内阁”提交辞呈，清政府批准，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资政院为维护《宪法重要信条》尊严，提出该程序违宪，摄政王收回上谕，等候选举结果，随后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公选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摄政王再次发布任命上谕。

山西大学的创办人李提摩太这样评价资政院：“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

即使有如此资政院，清政府的改革进程还是被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所超越，帝国也就轰然倒塌。以后，有了国民大会，有了立法院，有了政治协商会议，有了人民代表大会……

而资政院的所在地，也成为了民国国会，再后来，变成了新华社的礼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