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当下遭遇的种种问题，如果想要深入一些，就免不了要追根朔源，分析一下问题产生原因和历史背景，其中自然会把话题带到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本性上去。中国社会曾经是何种面目？
现在是什么模样？变迁如何进行？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延伸到当代的诸多领域，以助我们理清自己国家的脉络。
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模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一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书，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但书中的诸多论点依旧是振聋发聩，费孝通先生勾勒出的那个中国仍未消逝。
如果说乡土代表了传统的话，那混凝土就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正在席卷整个中国，正在侵蚀那个乡土的中国。
法律来自西方。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再或者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法系，概莫能外。尽管我们会争辩说：中国也有曾像《唐律疏议》或者《大清律例》这样的律法。但别忘了，
自清末修律开始，传统的法律被我们扔的干干净净。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视角挪向西方，而我也曾激进得认为，法学院应该抛弃中国法制史的课程，或是仅从清末修律开始讲起，足矣。
西方法律滥觞于何处？这是一个关乎本质的问题，会牵扯出更多难以回答的疑问，比如：为何仅在西方产生？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的法律？法律为何可以对抗王权？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一书就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无论是否正确，伯尔曼都给出了一些理由。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要么接受这些答案，要么发现更好的答案。”
我对西方法律印象最深之处，要数法律之下的王权了，柯克就曾对国王引用过布莱克斯通的话：“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国王在法律之下。”而中国，哪怕是最纯粹的法家，“国王”也是在法律之上的，“法”与“礼”只是“国王”统治的工具，鲜能对“国王”有约束力。东西方摇摆于法律上下的国王，清楚地展示了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没有统治者喜欢被约束，除非是迫不得已，国王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能够让国王被迫放弃一部分权力，只能是国王遭遇了劲敌。中国的大一统为人民所津津乐道，而我们忽视了欧洲的大一统，不同于中国，而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大一统。罗马崩溃以后，世俗力量涣散给了宗教广阔的空间，基督教在欧洲的广泛的传播，以至于形成自己的势力，可以与国王们分庭抗礼，到以后的十字军东征更是加强了宗教的力量。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在西欧法律塑造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人把中国法制发展缓慢归咎于没有基督教信仰，这些人忽视了在西方法律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只是原因之一。
无论是罗马法的复兴，还是城市法的出现，再或者封建法和海商法的存在，抑或只是庄园法的痕迹都影响到了欧洲的法律。欧洲法律起源于众多因素，每个因素都有属于自己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交叉，会重合，会碰撞，会被淘汰，最后，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律。
罗马法的复兴带来了私法的概念，完善的民事规则为学者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城市法通过委任状这种契约，为市民们争取到了权利与自由；封建法则给英格兰带去了《大宪章》；商法，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由商法来保障。以上种种，在不断的碰撞模式中，才产生了我们所熟悉的欧洲法律，把欧洲法律归结于单一原因产生，无疑是狭隘的。
我们与其羡慕欧陆土壤上结出的法律之树的茂盛，不如仔细对比分析一下欧陆土壤与我中华土壤有何区别。就像那句古话说的“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还有，别忘了，Ex Oriente Lux（光明来自东方）。
说起来，即便常常路过，万邦书城我也并不常去， 光顾频繁程度也远不如汉唐这等大书店或是购买专业书籍的中法图，也只是在最近几周才开始频繁造访。因为万邦搞了个颇为有趣的读书会，
通常就某本或某几本书的话题展开讨论，或者说辩论，其中要求立场鲜明，拒绝骑墙。前几天就“秦朝功过”讨论了一番，原本我的预设立场是为秦朝说话，但眼看反秦人数稀少，就临时变换阵营，去“诋毁”大秦了。
无意在此重复现场讨论的观点，只是把个人从正反两面的思考呈现于此，算是抛砖引玉，以卵击石了。
如果要叙述秦的功绩，最显赫的自然就是统一中国，把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做过详细计算，在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是要长于统一的时间，但“一统天下”是每个当权者的目标，而这种四海归一的观念就是自始皇帝起。而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马同轴”都是大一统所必须的，都是中央集权这种模式下理所当然会实行的。
我们谈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最根本的力量就源自于它的制度，同样也应该如此看待秦朝。自秦朝起，“废封建，设郡县”，地方官员对皇帝直接负责，成为了以后每一朝代的基本制度，以后历朝历代，都未能跳出始皇帝画的这个圈，最多是进行些修补。一套制度，被延用了数千年。如果说秦朝制造了一艘战舰，那么这张战舰的图纸，则一直被后世造船的模本。宏观上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秦奠定了基础。
但这也并不意味秦朝无可指责，抛开“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之类的陈词滥调（因为后世各朝远比秦朝更变本加厉），也从宏观上把握，从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视角来审视秦朝，我就能看到：秦的统一，终结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年代。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在分裂的欧洲，马克思至少还可以去大英图书馆看书，哥伦布也至少还有西班牙的支持，应该的清教徒至少还有新大陆可以去，商人们至少还可以穿梭于教廷与世俗之间。但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只要你的观点非主流了，从长安到扬州都不会容得下你，或许只有扶桑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劝他做President的梁启超如是说，要求秦始皇对“百家争鸣”的终结负责显然只是以当代的视角审视秦朝，再疯狂的想法都我们无法要求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远见，那样不公平。
秦用商鞅而崛起，又二世而亡，终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甚至，我都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摆脱了秦开创的那个时代。
讨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很容易习惯性地陷入一种惯性思维中去——先义愤填膺的去声讨封杀行为，
然后再谴责、谩骂或者调侃一下那堵墙，大抵都是这个套路。很少有人去深入的分析一下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不是为这种过滤张目，而是更好地理解这种过滤行为的动机，所谓知己知彼。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看到作者李永刚对这一命题做了尽可能深入的分析。
过滤算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现象了，强大的网络过滤与花样不断翻新的越墙行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网的人可以依据是否会翻墙被分为墙内人与墙外人，墙外人在面对墙内人的时候是颇有优越感的。苏力老师说中国是一座学术富矿，此言不虚，关于互联网亦然，在那些言论禁忌之外，依旧有着大量的素材可供讨论。
网络审查的原因无外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所迫，我们的总设计师强调稳定，是因为其切身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灾难后的反思，在那些动荡之后，80年代总设计师把高举稳定大旗无疑是睿智的。但时代总会发展，不是说稳定不重要，稳定当然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稳定？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已经让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流动性之中，真正摧毁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就是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当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再奢求曾经的那种静态的稳定，似乎有点“刻舟求剑”的感觉了，动态的平衡比静态的稳定更难能可贵，甚至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稳定。对于总设计师来说，稳定也只不过是手段，改革与开放才是目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一个巨人，但内心却还有些虚弱，很难经受半点的批评与非议，其实大可不必。中国应该对自己以及它人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人们会有足够的心智与理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对于步入成年的人，填鸭式的灌输只能让人厌倦，人们更倾向于那些睿智的，富有启发性的方式，更喜欢去从反面，从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
无论是网络实名制，或者是网络审查，还是网络扫黄，我都宁愿相信这些行政策的初衷都是怀着最大的善意，但子曾经曰过：“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听说得如何，更不能看想的如何，而是要以行动来判断，由这些行动的结果来判断。很残酷，但就是这样。
“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同时苍蝇也进来了。”苍蝇，不是我们紧闭门窗的借口。确实，为了防止苍蝇，装上纱窗是一个好主意，但纱窗不要密得像一堵墙一般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