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梁启超，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作为“百日维新”的灵魂人物，在维新失败后逃忘日本，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实现以下几点：

1，责任制议会政府；
2，保证司法独立和法律改革；
3，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明确的职权分工；
4，谨慎外交。

如果把本文第一段话屏蔽掉，一定会以为此乃贺卫方之类的学者提出的，而且还颇不能为某些人所接受。回首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真的有一种恍然如隔世的感觉，只是不知梁启超先生，面对自己的建议在百年之后依旧是潮流会做何感想，是感叹自己过于先知，还是对于世人的现实唏嘘不已？

对于梁启超先生，我一直是敬佩有加的，从“百日维新”，到与孙文革命党的论战，再到对于预备立宪的支持，乃至反对袁世凯称帝，以现在的眼光看，先生无一走了谨慎而正确的道路，没有他老师康有为那么保守，也未有革命党孙文般激进，所以更对我的胃口。先生的“笔锋是常带感情的”，《少年中国说》时至今日依旧是振聋发聩：“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先生的墓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由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以前虽也有几次北京之行，但过于年少无知，未曾造访先生墓园，若今后有机会造访首都，一定会去先生的墓前祭奠凭吊一番，以示对先生敬意，也算是我的一个心愿了。

启超没有什么学问，但也是有一点的！
——梁启超

前些日子欣闻卧凤先生BLOG恢复正常，便盼其能回复本人之《答卧凤先生》，卧凤先生果然放文《再与时雨先生讨论“地理环境决定论”》，那么我也只有接招的道理，就是那句老话，真理越辩越明。

卧凤先生在其文中提到“大禹治水”的故事：

昔日黄河泛滥，中原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帝尧便令禹去治理。禹通过艰苦地努力，终于在18年后将黄河治理好了。这岂不是人类活动改造了地理环境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么？若非大禹治水成功，则在此之后，华夏族必然向别处迁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将不存在 也。

试图以此例证明在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面对“大禹治水”的例子，我不得不引用一句在大专辩论赛里面非常恶俗的话：对方辩友的观点恰恰证明了我方观点……首先，我承认，“大禹治水”确实是人类活动改造了地理环境；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忽视治水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这方面的论据不难查到：

德国人魏特夫十分强调东方专制王权形成与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他说：大规模的治水（灌溉与防洪）需要强有力的合作、纪律、政权与专制主义。
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治水必须依照严明的纪律，动用整个国家力量，组织大规模的协作，于是一个遍及全国的资源和关系网组建起来了。
控制这一网络的人，就顺理成章地掌握了国内实权，如中国的大禹。全国人事上的生杀予夺、升迁进退，都与治水的业绩相关联，财物资源的调度使用，也一切服务 于治水，大禹作为治水的总负责人，全面拥有了这些资源和权力。而这些资源和权力的拥有，又使大禹无形中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确实会对于人类行为甚至是行为模式造成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治水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走向集权的原因之一。地理环境未必对人类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人类早期，人类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地理环境一定深深影响了人类行为的模式。

卧凤先生提到“中国专制主义的稳定与强大，乃是法家与儒家相互结合的产物”，对于此本人完全同意，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一个“内儒外法”的社会。而“法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正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我也没有太大异议，只是本人常常思索，对于诸子百家，为何希腊式的民主在中国不曾有过？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急救为何物？或许只是东西方的先贤们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当时那个动荡年代给了一个回答罢了。

地理环境影响了人类的活动，人类的活动也改造了自然。我依旧是这个观点，当然，随着人类知识的增加，决定自身命运的能力也在增强，我们越来越少的受自然环境的左右。至于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倘若被他人在脸上打了一掌，而你却不敢反击，于是便在心中自慰：“这厮如此重力击我，其之手掌也必然疼痛矣!”从物理学上讲，阿Q并未说错，牛顿第三定律就是这个道理。

（右上头像为胡适之先生）

当我们想起一些有趣的东西，多半我们都会嘴角一歪，会心一笑，说不定还会小感慨一把。当我读到马嘎尔尼勋爵在乾隆年间关于中国的报告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马嘎尔尼勋爵曾经于乾隆时期到访中国，试图与中国开展贸易，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礼仪问题的双方分歧，而只是被我们天朝的大皇帝打发回去了，马嘎尔尼虽未能完成既定使命，但却带回一份更具价值的关于中国的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默，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再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把马嘎尔尼勋爵的评论放到我们过来人的观点看，确实言中了很多，中华帝国也如他所说，在最后时刻，由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一个小皇帝溥仪和他软弱的母亲，以及一个毫无见识的摄政王，当时唯一有能力的袁世凯处于下野状态），进而粉身碎骨，后来也未曾重建，到此时，我们必然会对马嘎尔尼的见识是钦佩有加。

但马嘎尔尼还是把问题看小了，他只是把大清比做了一艘战舰，他未曾意识到，这艘中华帝国的战舰并非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而是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 历朝的战舰建造者都是照着一张图纸来施工，只是对图纸进行小的修修补补，未曾有过大的重新设计。而这张图纸，就是秦始皇嬴政构建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么说了，嬴政的那套制度，更像是一艘战舰图纸了。

回到马嘎尔尼关于战舰的比喻，在与西方接触前，每当到了战舰上一个领导班子难以为继的时候，战舰上总是杀声四起，浮殍遍船，多半还会把那战舰焚个片甲不留；而且但凡能获得几个水手支持的，都希望自己去当上船长。而当某人当上船长以后，依旧会从旧纸堆里把秦始皇的那种战舰设计图再翻出来，吸取上任船长的教训，对图纸做些修补，于是乎，一艘新的，与前艘没有多大区别的战舰就建成了，启航了，倒掉了……如此反复了两起余年。

直到鸦片战争的若干年后，中华帝国的这艘战舰遭遇到西洋舰队，西洋舰队的设计图纸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人见过的所有战舰，在最初的自负过后，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战舰比西洋舰队落后太多，严复先生曾每日坐于英国法院听法庭辩论，其总结四个字——“公理日申” 。再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孙文，新军，青年学生……直至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还在战舰上，只是这艘战舰到底是按照哪张图纸造的，或者说，打算按照哪张图纸来改进呢？ 这个问题就如同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在1966年一篇文章的题目一样：中国向何处去？

前段时间读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发现里面有些好玩的资料，摘抄一下，与诸位分享。

在鸦片战争前，大清与英国曾经在广州口岸有过贸易关系，“广州当局的看法是，贸易只是中国给予洋人的一项特权而非他们的固有权利，而这种皇恩的施予必须依照他们的良好行为来决定。因此，洋人有义务服从一些行为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会招致贸易的中断。” 看看这些规范：

1，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
2，妇人不得混于商馆，铳炮枪及其他武器均不得持入。
3，所有航路引水人及买办等，概需我国澳门同知之特许登录；非受买办之直接监视，不许外国船舶与其他商民之交通。
4，各外国商馆不得使用八人以上之华人，并不得雇佣妇仆。
5，外人不得与我官吏直接交涉，除非经过公行之手续。
6，外人不许泛舟江上，惟每月初八、十八及二十八三日，得游览花地海幢寺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不准赴别处村落城市游荡。
7，外国人不准用轿，不得用插旗三板船舶，只准用无棚小船。
8，外人买卖，须经公行之手，即居住商管者，亦不许随意出入，防其与奸商有秘密交易之行为。
9，商期已过，外人不得在广州居住。即在通商期内，货物够齐，亦须装载而归，否则，可往澳门。
10，外国船舶，得直接航行黄埔，徘徊河外，不得寄泊他所。
11，不准购买中国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12，公行行商不准有负欠外人之债务。

很有趣吧，多半你会会心一笑～尤其是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但对于当时大清来说，这都是极为认真严肃的，当时所有的事儿和人都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往往要求他们像今天的人一样思考，行为。乡土中国几千年都未有经历如此之大的冲击，从科学技术到政治文明都比中国先进，你又怎能指望大清能在几十年内就将这冲击消化贯通。近代历史远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型来得更为复杂，乡土中国与资本英国的碰撞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当东方与西方选择不同的哲学思想时，就影响到了数千年后东西方碰撞的结果。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各个民族所处环境的差异，而不是各个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枪炮、病菌与钢铁》

从学校图书馆翻出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因为看了梁文道推荐的该作者另外一本书《大崩坏》。与这本一样，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似乎热衷于这个题材，从不同文明的发展和碰撞中摸索出规律或是线索，找出那只操纵人类社会前进的“看不见的手”。

作者认为，各个大陆的环境有无数不同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以下四组差异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1，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因为以上四组差异，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不同走向。听上去像是“地理决定论”，但远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的更加复杂、系统。这里面至少包括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涉及家畜的行为生态学，研究有关人类病菌的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各大陆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政治的历史研究。很不幸,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刚好就是一个掌握这么多学科的一个怪物，所以才会有了这本书。

按照作者的思路，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把中国人的祖先丢到澳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祖先绝对不会再获得有如中央集权，四大发明这样的杰作。换句话说，中国人有着如此辉煌古代历史是因为我们身处东亚一隅。 似乎是不同文明的轨迹早在远古人类迁徙到当地的时候就已确定，后人们不过是走下去而已，伟人们只是改变了走的速度罢了，这听上去就像是宿命论或者是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心理史学”一样。

走的有些远了，都扯到科幻小说了，其实对于本书，我根本无意也没有能力去搞清其中提到的各地的历史细节，也不想纠缠于作者有些冗长的叙述。只是隐约感觉到，这是一条有趣的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早期， 导致了不同的哲学思想的诞生，而后又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奔向了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又在某点交汇，到现在不同文明又走到一起，互相瞭望。

对于西班牙人为何会打败玛雅人我并无太大兴趣，我这个“言必称希腊”的半调子法律人，关心的更多是为何希腊文明走的是于中华文明不同的另外一条路，法治民主为何会从那里起源，而东亚发展出了集权王道。试着用下本书的思路，或许会有个系统的答案吧，或许，我还会写几篇关于此的文章，对比下东西方社会差异，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