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历史功用
众人皆知,中国长久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尤其是自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以降,
对商业的打压,对农业的重视成为一种习惯。尽管后世不时得有各地的商人(浙商,晋商,陕商)不断崛起,但也始终未能形成气候。直至今日,每年的一号文件也都是关于农业,我每年最重要的春节也是农业社会的节日,农业依旧是我们重要的“本土资源”。其中对于商人的鄙视,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儒家自然是把“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小人画上了等号,更不用说白居易的那句“商人重利轻离别”。
其实不光是东方,在西方,商人也没有什么好口碑,在中世纪,商人们也被称为“泥腿子”(pieds poudreux),辛苦地穿梭于城镇之中,还要不时受到各位“高贵”的骑士们的欺负,更不用提遍布欧洲的关税。所以说,欧洲商人们的境况并不比中国好上多少,至少在中世纪如此。但我们也知道,希腊有过的商业繁荣与莎士比亚笔下有过“威尼斯商人”,但无论何处的商人都是依靠低买高卖过活,看起来并不产生任何价值。
商人们所能带来的,不光是所需要的货物,还有来自各地的“奇谈怪论”,商人的流动让信息也得以流动。相对于安分的农民,商人也是更难管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天生就会被土地所束缚,而能够束缚商人的只有利润。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欧洲以及中国,领主、教会与皇帝通过土地,牢牢地控制了人们,无论是封建还是集权,基督教还是儒家思想,统治者们都选择这种最稳定的形式,通过土地来控制人们。
尽管各地的商人们都不受人待见,但东西方商人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早早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在中国,到20世纪末商人们才有崛起的势头。商人阶级在西方不断的受到国王或者是教会的拉拢以对抗另外一方,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分庭抗礼给了商人们一个喘息的空间,而在中国,世俗与宗教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哪里还会给你商人们一些空间。数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成了商人,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但随后战争的失利让欧洲丧失了对中东的控制权,进而导致了意大利地中海商人们失去对贸易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英国通过贸易与战争,成为第一个全球性强权。
商人们的存在以及势力壮大,对法律需求与日俱增,不过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发现为以后罗马法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在遗忘数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惊讶的发现罗马人早就把法律给商人们准备好了。物权、债权以及人身保护的法律,复杂的法律体系甚至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拥有财富,但商人们始终还是受到传统贵族们的鄙夷,而商人们为了抹平这种歧视,要么是把贵族拉下马来,要么是学习贵族礼仪,试图融入其中,或二者并行不悖。一些繁琐的礼仪开始从宫廷向市民蔓延,后来又从西方向东方蔓延。所以我们今天才习惯于握手而不是作揖,敬礼而不是磕头。
当然,商人们的贪婪也把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以“鸦片战争”的形式带到了一起,才让我们有了这精彩纷呈的中国近代史,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世界带给了中国,也把中国带给了世界,虽然对于中国来说屈辱了一点。
而现在,电子商务的发达则把我们带入了“全民皆商”的年代,人人都可以是商人,按照弗里德曼的话说,现在可是全球化3.0了。或者,只有更高维度的生物才知道商人最终会把我们带入何方。


[...] 但这也并不意味秦朝无可指责,抛开“焚书坑儒,严刑峻法”之类的陈词滥调(因为后世各朝远比秦朝更变本加厉),也从宏观上把握,从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视角来审视秦朝,我就能看到:秦的统一,终结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年代。在大一统观念的左右下,皇帝的思想必须是禁止反驳的,皇帝的喜好成为了全民的喜欢,皇帝的思想也成为了全民的思想,百家争鸣一去不复返。在分裂的欧洲,马克思至少还可以去大英图书馆看书,哥伦布也至少还有西班牙的支持,应该的清教徒至少还有新大陆可以去,商人们至少还可以穿梭于教廷与世俗之间。但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只要你的观点非主流了,从长安到扬州都不会容得下你,或许只有扶桑了。 [...]
转了阁下两篇文章。赞一个!
[回复]
时雨 回复:
二月 1st, 2010 at 9:04 上午
@rustywayman, 荣幸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