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之后，转身开始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走向共和》

写文章有一个套路，但凡是要忆苦思甜、苦大仇深一番，必然是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忆，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真是可怜，因为他们要过100多年， 才能再站起来。这个年份，这场战争，俨然成为了近代史的开端（尽管很多近代史的著作并非从此年开始），耻辱的起点。

我们无论怎么强调“鸦片战争”的重要性都不会为过，无论是“冲击-回应”还是“中国中心”，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更无论各人心中如何盘算，中华帝国自这场战争以后，开始了缓慢而又沉重的转身。其后百年，鲜血淋漓、人头滚滚，但又人才辈出、百花齐放。可以预计的是，在地球人类文明遭遇外星文明之间，如此时代不会太多。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般，一块一块得倒下，环环相扣，把历史从近代史引入当代史。在诸多骨牌之中，最先倒下的是军事这块，“鸦片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军事上的失败，再加上面对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当然也少不了湘军、淮军这种地方武装给中央带来的压力，以上种种，让军队建设成为了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训练新军（天津小站），建造军工厂，购买火轮船，派遣留学生去学习军事……尽管可能会面对层层阻力，但这些事情又是非做不可，别无选择。

既然第一块骨牌已经倒下，那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军工厂这种引自西洋的东西开始了它的化学反应：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机器生产体系，由此引发民用工业的创建；办军队需要钱，由此引发财政改革和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练兵需要先练将，由此引发近代军事教育的创办；办新式军队需要学习西方，由此引发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化（《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3页）。

打仗永远都打的是钱，原始的帝国财政制度已经无法支持一只新式军队，创造新的税源，鼓励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因为工商也聚集在一起，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上海）。乡土中国，从那时起开始瓦解：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无规律生活方式，逐步被工业社会的快节奏和规律化/制度化的作息方式所取代，都市人开始习惯于上下班制，星期日和固定节假休息制，人们的劳作和休息也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出现，个人必须服从众人，人必须服从机器（《倾覆与再建》，郭卫东，077页）。

另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遗憾，当海关“丧权辱国”的落入英人赫德之手后，海关收入不降反升，甚至成为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竟然成为大清后期财政的重要支柱。

新的经济模式会对律法提出新的要求，马克思就总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工商也开始兴起，传统诸法合体式的律法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立宪日本战胜专制沙俄，更让人们坚信宪政的力量，宪政的感召力达到“后所未有”的巅峰。接下来，就是中华法系全面衰败，开始了漫长的，到现在尚未完成的学习西方法治的道路。五大臣的考察，法律修订馆的设立，清末大量的立法，无不标志着，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华文明处于下风，很遗憾，但就是这样。

教育体制也随之转型，私塾科举不再盛行，西式的学校取而代之。一大批国学功底深厚，又有留洋经历的大师开始涌现，那个年代的治学至今让人念念不忘，他们的故事我们现在依旧是如数家珍，每每只能怅然为何现世再无大师。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让那个年代成为了继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思想高峰。在这里，我可以大胆预测，下一次思想高峰的出现，必是地球文明和外星文明的碰撞，那时也必将群星闪耀。

变革一旦开始就不曾停下，从军事，到产业，到经济，到文化，到法律制度，再影响军事，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完善。多米诺骨牌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块接一块的倒下，形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是有人试图在其中略施手脚，但该倒掉的牌，始终还是会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