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半壶酒

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各个民族所处环境的差异，而不是各个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枪炮、病菌与钢铁》

从学校图书馆翻出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是因为看了梁文道推荐的该作者另外一本书《大崩坏》。与这本一样，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似乎热衷于这个题材，从不同文明的发展和碰撞中摸索出规律或是线索，找出那只操纵人类社会前进的“看不见的手”。

作者认为，各个大陆的环境有无数不同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以下四组差异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1，各大陆在可以为人们所用的起始物种的差异;
2，各大陆内迁徙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差异；
3，各大陆之间信息传播速度的差异；
4，各大陆面积和人口的差异。

因为以上四组差异，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不同走向。听上去像是“地理决定论”，但远要比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的更加复杂、系统。这里面至少包括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涉及农作物的生物地理学，研究涉及家畜的行为生态学，研究有关人类病菌的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对各大陆的考古研究，以及对技术，文字，政治的历史研究。很不幸,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刚好就是一个掌握这么多学科的一个怪物，所以才会有了这本书。

按照作者的思路，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推论：如果把中国人的祖先丢到澳洲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祖先绝对不会再获得有如中央集权，四大发明这样的杰作。换句话说，中国人有着如此辉煌古代历史是因为我们身处东亚一隅。 似乎是不同文明的轨迹早在远古人类迁徙到当地的时候就已确定，后人们不过是走下去而已，伟人们只是改变了走的速度罢了，这听上去就像是宿命论或者是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心理史学”一样。

走的有些远了，都扯到科幻小说了，其实对于本书，我根本无意也没有能力去搞清其中提到的各地的历史细节，也不想纠缠于作者有些冗长的叙述。只是隐约感觉到，这是一条有趣的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发挥着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早期， 导致了不同的哲学思想的诞生，而后又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各个文明奔向了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又在某点交汇，到现在不同文明又走到一起，互相瞭望。

对于西班牙人为何会打败玛雅人我并无太大兴趣，我这个“言必称希腊”的半调子法律人，关心的更多是为何希腊文明走的是于中华文明不同的另外一条路，法治民主为何会从那里起源，而东亚发展出了集权王道。试着用下本书的思路，或许会有个系统的答案吧，或许，我还会写几篇关于此的文章，对比下东西方社会差异，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Popularity: 8% [?]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本人作为一名中龄青年，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再加上今天还是是北京大学所谓的校庆日（被阉割过）。所以贴出蔡元培先生的这篇《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以此文嘲讽北大，并与诸位共勉。闲话完毕，下面是蔡元培先生的文章：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

据蔡元培手稿

选自《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同时以蔡元培先生的这篇文章安慰自己考北大法硕之失利，果然，吃不着的葡萄总是酸的……

Popularity: 13% [?]

如果有人说，放弃你们的人格自由为国家争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胡适

子曾经曰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子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只教导我们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归纳一下就俩字：服从。在这么一个大染缸下，我们都变成了“丑陋的中国人”。

东方不亮西方亮，孔老夫子未曾教导我们的，由洋人告诉了我们，要“批判的思考”（Critical Thinking），甚至把“批判的思考”作为大学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中国的大学也倡导要培养一种“学习”的能力，但那些搞教育的人物鲜有敢把“批评的思考”拉到台面上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很难说还留下什么令人有美好印象的东西。貌似我以前说过：

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才，大多数都是些庸才和蠢才。天才早就被教育体制扼杀或者退化为人才了。

如同朋霍费尔所说：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在1949年以前，我们至少还有史家陈寅恪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有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实验主义”。现在，瞄一眼中国的大学，是的，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比如大学生入党，四六级，学术造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除此之外呢？我们学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获得知识，小学生学习为了升入中学，中学生学习为了进入大学，大学生学习为了找到工作或者考研，学习的本质已经迷失，很难再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或许真的是时代变了，或许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真的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儿”，应该换个角度与时俱进一下，大抵如此吧，有机会的话再反过来思考下。

算是盲目崇拜， 一直想找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下，想去看看下陈寅恪在庐山的墓地。缅怀一下这位给中国留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的史家。

（右上角照片由贺卫方摄于庐山陈寅恪墓地）

Popularity: 20% [?]

好久没贴一段E文了，今日从鼎鼎大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节选了第二段出来，句句经典，也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虽然这么贴有割裂全文的感觉，但我不想令篇幅过长，将就看了，同样不予翻译和分析。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th she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o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a history of repeated injuries and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bsolute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宣言的技巧在于解释。

Popularity: 20% [?]

看Boston Legal（波士顿法律），看点之一就是Alan精彩的结辩，给我们一种感觉，Alan或者说律师们有一种颠倒黑白的能力，任何道理从律师口中说出，都可以变一个味儿，而仔细思考一番，又会发现其中确实有道理，能说得通。所以律师给人的印象不佳，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关于律师的笑话管中窥豹一下：

我们已经劫持了这辆汽车，车上有50名律师，马上给我们准备5000万美金和一架直升机，1小时之后，若我们还看不到钱和直升机，那我们将每隔5分钟放一名律师下去。

Alan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可以为任何事情辩护”。这么说并不过分，如我们所知，对于事物的理解可以有多个方面，就像我们经常引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话。同样是美国律政剧的Shark在第一集就强调了：真相是相对了，挑有用的用。

以上道理我们大多都可了解，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经常会在Boston Legal看到检方（Denny Crane也说过一次）在指控或者结辩的时候使用这个思维模式：He/She breaks the law; the law is law; he/she is guilty（他/她违法了；法律就是法律；他/她有罪）。这是典型的三段论方式。

但Alan在结辩中往往会用到这个套路：阐述某条法律的立法渊源，背景，以及这条法律的根本目的，然后说明如果适用在当下的案子上，会不符合这条法律最初设计的那些背景，诸如此类。简单得说，用一种法律之上的道德或者其它什么原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来超越三段论。

这样做能行得通自然是有道理的，法律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法律的渊源，牵扯着极深的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内容，所以我篡改了里根的话：“法律的一半是经济，经济的一半是心理”。而Alan在各种案件中运用到的知识之广博，对于各种资讯了解之丰富，令人钦佩赞叹。如同布兰代兹所说：“一个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律人极有可能成为人民的公敌。”

而我们所羡慕的Alan的口才，不过是他丰富知识储备的表现罢了，没有背后深刻的知识储备，最多只能如毛泽东的一幅对联所说：“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叫做表现形式和本质。企图模仿Alan的口才，就像大学里面的辩论赛一样，我们往往追求的是口舌之快，辩论之技巧，忽视了辩论口才背后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法，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遗憾。但在中国的大学里面，遗憾还少吗？

最后给诸位附上一个Alan Shore的精彩结辩，连用三套说辞打动陪审团。

到这里吧，就到这里了。

Popularity: 31% [?]